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五场战争和三大历史事件

帝国主义列强的五场侵略战争

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从1840年到1900年的60年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发动了五场大的战争。中国人的60年是一个甲子。60年间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五场侵略战争，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五场战争，中国的首都两次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中国皇帝两次仓皇出逃，皇家园林圆明园被抢劫一空后付之一炬，古都北京遭受劫难；这五场战争，中国输了四场，赢了一场，但不论输赢都赔得一塌糊涂，中国赔款割地，出让主权。这之后，1904年到1905年，日本同俄国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干脆在中国的土地上摆开战场，打了一场“日俄战争”。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侵略中国西藏。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五场侵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丧权辱国的五场战争。

第一场战争：1840年至1842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这是英帝国主义近代对中国发动的第一场侵略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完败。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1842年8月29日，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与英国代表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1．割香港岛给英国（丧失领土主权）；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丧失贸易主权）；3．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4．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丧失关税主权）；5．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丧失贸易主权）；6．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在中国犯罪可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丧失司法主权）。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不欲英国坐大，纷纷强迫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24日，法国与中国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政治上，清政府开始一步步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在经济上，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产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原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这在一方面刺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使中国逐步丧失经济主权。

思想文化上，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社会矛盾上，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帝国主义。由此，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第二场战争：1856年至1860年英法等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结果是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并火烧圆明园；中国皇帝逃到热河，死在承德。这是中国首都第一次被帝国主义国家占领。

1858年6月23日，英法联军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1．公使进驻北京；2．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3．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4．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5．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6．中国对英、法两国赔款600万两白银。

1860年10月，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侵略者以焚毁皇宫作为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续增的条款包括：1．开天津为商埠；2．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3．准许英、法等国招聘中国人出洋承工，充当廉价劳力；4．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5．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这些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在主权领土上，使中国损失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中国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英国的九龙半岛只是弹丸之地，而割让给沙俄的领土则前后达140多万平方公里之巨。

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沿海各省，并伸向中国内地，方便了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使中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性冲击。在社会管理上，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在政治外交上，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成为他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在思想文化上，英法联军占领京城，火烧圆明园，对中国文化和心理都造成了沉重打击，地主阶级分化，部分清朝统治者痛定思痛，“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了“洋务运动”，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

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镇压太平天国，勉强维持了其统治。《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俄等国公使立即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1861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1月，清政府确立“借师助剿”的方针，纠结外国军队来帮助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维持其统治。

第三场战争：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一场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中国人虽然赢了这次战争，迫使法国内阁倒台，但中国还是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收场。

1885年6月9日，中法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2．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3．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4．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5．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885年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从此，中国承认法国吞并安南，中国西南门户大开。

1886—1888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今湛江市），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中法战争使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于是加紧建立北洋舰队，并于台湾设省，加强海防建设。

第四场战争：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战后，清政府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3．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后增加三千万两“赎辽费”；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5．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6．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7．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签订《马关条约》对中国的重要影响：

首先是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其次是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朝因此大借外债，致使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三是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并且条约允许日本在华投资办厂，其他列强引用“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设工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兑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自发反抗侵略的斗争高涨，催生了义和团运动。

在国际格局上，这场战争的影响也十分重大：日本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另外，日本为了对抗俄国，一方面重新开启十年扩军计划；另一方面促成“英日同盟”的形成，开始了东亚地区新一轮的争霸。同时，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朝鲜名义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被日本控制。之后俄国势力进入朝鲜，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

第五场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蛮横干涉中国内政，猖狂欺压中国人民而导致的。战争中，中国首都第二次被帝国主义国家占领，慈禧太后挟被软禁的光绪皇帝逃到太原、西安一年多时间，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最终清政府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参加瓜分中国国家最多，中国被迫赔款最多，逼迫中国出让多项主权的又一不平等条约。泱泱大国再一次遭受凌辱。

《辛丑条约》共有12条正文和19个附件，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白银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共9．8亿两；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续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5．对德、日“谢罪”。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6．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完全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变成了“洋人的朝廷”。

条约签订的后果是：

在政治方面，清政府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国家主权。在华北大乱、首都被占之际，东南各省督抚自行宣布中立，从此清中央政府权威低落。帝国主义国家又一次占领中国首都，清政府又一次被迫签署让无数国人愤怒的国耻条约，中央权威的削弱，人民生活的困苦，加速了清王朝灭亡的步伐。

在经济方面，清政府总共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被称为庚子赔款。如此巨额的赔款是紧接着《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之后，对清政府可谓雪上加霜。中国这时战争不断，内忧外患，早已国库空虚，国民总产值低落，要付清4．5亿两的战争赔款只有分期偿还，并且还向有关各国银行借债还贷用以支付赔款。赔款共分39年才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白银。这也使得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经济跌入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翻不了身，经济实力极度落后。

《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很特别，列强要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当时中国人口4．5亿，实际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向他们交1两白银的“罚金”；对于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又被要求一律停止科考五年。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更加凋敝，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上述五场侵略战争，是国人尽知的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实际上，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战争远不止这些。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趁中国国力衰微，干脆发动直接占领我国领土、领海的战争。1874年日本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1876年至1878年英俄妄图肢解中国西北领土的战争；1888年和1903年英国先后发动的两次侵略西藏的战争。1904年至1905年，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日俄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日俄战争。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是屡屡战败，中国政府一次次让步，被迫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和疯狂掠夺，它们通过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获得种种特权，中国失去了一片片宝贵的国土；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了约12．3亿两白银和2140万银元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16年的财政收入。在帝国主义不间断的战争打击和经济掠夺之下，中国彻底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滑落到亡国亡种的边缘。

对中国近代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三大历史事件

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

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是鸦片战争之后60年间中国人民为反抗清王朝腐朽统治，爱国仁人志士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救亡图存作出的具有标志意义的努力。对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成为逐渐走向衰落的封建社会。清王朝统治的特点是皇帝是“天”的象征，君权神授，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皇帝直接掌握下的中央权力机关称为军机处；由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组成中央政府；地方政权设总督、巡抚等官僚，管理数省或一省，省以下设府、县，由知府、知县管理地方事务。时到晚清，几茬皇帝都是儿皇帝，朝廷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鸦片战争发生后，晚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更加残酷腐败，广大受压迫阶级和民族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不断加剧，全国各地人民反清斗争此起彼伏，民间秘密结社活动十分活跃，农民起义不断出现。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60多年中发生了许许多多大事，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

太平天国运动。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以贫困农民为代表的劳苦大众对清王朝封建专制腐朽统治反抗的集中爆发。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1851—1864），后期曾先后改称为上帝天囯、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是清朝后期的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也是清朝历史上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整个国家统治更加腐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百姓。腐败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同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鸦片的输入，导致国家白银大量外流，劳动力日益衰竭，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艰难，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

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发动反抗清政府的武装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囯”，并于1853年攻下金陵（今南京），定都于此，号称天京。太平天国高潮时期，其武装力量先后发展到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福建、浙江、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诸省，攻克过600余座城市。1864年，太平天囯首都天京被湘军攻陷，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太平天国终结。

太平天国历时14年，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兴起而波及全中国的农民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不少先例，例如利用西方宗教发动起义，遭到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在同清王朝殊死斗争的同时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虽未能摆脱旧式农民起义的束缚但也对改变封建统治制度提出了一套具有资产阶级意愿的纲领、制度和政策等。

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广大农民阶级要求废除旧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它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纲领。由于主客观等历史条件的限制，《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行，在历史上也就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建立的国体和政体，仍然沿用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兼有一些政教合一、军政合一的特点。其政权以“主”为国家元首（天王），以“军师”为政府首脑（东王），天王临朝而不理政，权力的执行集中在“军师”（东王）手中。太平天国前期（天京政变前）东王杨秀清的东王府所属的六官丞相（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实际上成为中央政府的国务管理机关。东王杨秀清权重事繁，居于特殊的实权地位。天王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并设军师、丞相、检点、指挥、侍卫、将军、总制、监军、军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十二级职官。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职官虽有所增改，但从本质上看，这些爵位和职官一直不分文武，具有明显的军政合一、军政兼管的政权特点。

天京政变、东王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把天国实权操持在洪氏家庭集团手中。天国的民政、军事、外交等都由天王下诏旨施行，又演化成了新的更高程度的君主集权制。这种任人唯亲的君主集权制，自然给太平天国后期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采取守土乡官制。设省、郡、县三级政权组织，三级政权的长官都是由中央选派的（称守土官）。省一般由王一级负责，郡由总制负责，县由监军负责。县以下设若干军，军设军帅，军帅以下设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称乡官）。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乡官由民众公举产生，但许多地方是直接委派的。各级守土官和乡官负责组织生产、生活，维护社会秩序。

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制对太平天国的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爵位世袭制度上。有学者认为，实际上为太平天国官制提供素材和理论根源的是《周礼》。这些都是中国数千年以来传统政治——君主专制制度和世袭等级制度，对农民阶级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表现了农民阶级认识上的局限和行为上的盲从。

太平天国虽然占领了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却没有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比较巩固的政权和根据地。洪秀全给予这支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队伍唯一的指导思想是拜上帝教，只是用原始的平等观念对来自于西方的基督教进行了中国农民式的改造。这种宗教信仰对于农民起义的发动虽然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它终究不是科学理论，利用宗教来作武器正表现了这场农民起义的弱点。这种封建集权和宗教集权混合的理论不可能把起义引向彻底胜利。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一针见血地评价说：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作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

洪秀全想打倒满清，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是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严重动摇了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对当时的封建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进行了空前猛烈的冲击，极大地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与崩溃。清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

洋务运动。这是一场以中高层官僚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火烧圆明园的悲惨结局促成了洋务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清王朝统治阶层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抵御外国的洋枪洋炮。其中的一部分头脑比较清醒的中上层官僚，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奕訢等人，开始认识到要抵抗西方的坚船利炮，必须寻求富国强兵的办法。在他们的推动下，清王朝通过有计划有目的性的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及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启了一场旨在“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他们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认为要富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学，因此提倡兴“西学”、办“洋务”、建立新式军队，以达到“自强”目的。同时，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等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以达到“求富”和抵制外国侵略、扩张的目的。

1864年，李鸿章写给恭亲王的信中很明白地阐述了其开展洋务运动的思想：“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洋务运动大体经历了三十五年，一般认为以1861年1月11日由恭亲王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为发端。这一年，通过辛酉政变登上了清王朝统治权力中心的慈禧，为了能够坐稳统治地位，采取了对洋务派进行扶植的政策，支持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他们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作出了贡献。

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它曾经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培养北洋海军的过程中，洋务运动带动了一系列的近代工业发展。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之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在大力发展军事、国防、钢铁、交通、经济等领域工业，兴办各类企业的同时，清王朝还先后设立了专门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创办了专门培养各类新式人才的军事学堂、技术学堂等，并且于1872年派出有清以来的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于1875年创立了科举考试中的“洋务进取”一项。此外，还开放报刊，从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国人自办了约20种近代报刊，其中比较著名的报刊有《申报》、《万国公报》、《西国近事汇编》、《循环日报》等。

在洋务运动存续的35年里，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是当时翻译西方著作的中心。译书经历了由单纯的西方科技著作和书籍，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著作并重，甚至后者略占上风的过程。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及近代中国报刊和出版机构的出现，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和传统文化的坚冰，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

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使洋务运动走到了尽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其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

对近代军事的影响。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1885年设立的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开始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对近代经济的影响。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原料、交通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在“自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之后，洋务派又在“富国”口号之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着重点在于采矿、冶炼、航运、铁路等一系列配合军事工业的项目。在洋务派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以兴办洋务为荣，深深地动摇了从商鞅变法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文明中“重农轻商”的观念，促使中国近代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对中国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近代政治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创办者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其他的有志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洋务运动后期，在中法战争中清王朝“不败而败”之后，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洋务运动产生了怀疑，他们不满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要寻找新的富国之路。这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郑观应。他主张在中国实行议会政治，大胆提出“君民共主”，已经超越了洋务派的思想认识，开了维新思想之先河。

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洋务运动是近代教育的开端。要开始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就必须要有精通洋务的人才，但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教育却远远无法满足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就成了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一项必要的举措。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主要为翻译、工程、兵器、通讯、医务等培养新型人才，虽然学堂规模不大，但是打破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不同于传统的近代科技知识分子，为后面科举制的废除奠定了一定基础；为了更系统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向西方派遣200多位留学生，为洋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备了最初始的文化条件。

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封建大地主及统治阶级领导的失败的民族自救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个运动是除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外，我国第一个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这个方案是在希望不改变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的前提下，通过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但这场运动的标志性成果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了。

戊戌变法。这是一场由清统治阶级上层发起的试图挽救封建统治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变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戊戌变法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甲午战争的结局是引发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动因。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作为洋务运动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举国震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举起“变法”、“维新”的旗帜，发动了要求全面改良的维新变法运动。

早期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这时期的维新派和洋务派的界限是不分明的。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则把维新派看作洋务人才中的后起之秀。但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维新派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是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是举人，父亲做过补用知县。他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他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当时很具震撼力，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轰动了全国，揭开了中国维新变法的序幕。

此后，康有为一次又一次地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在多次上书中，他旁征博引，考经据典，针砭时局，不断历陈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若不再图谋补救，不仅人民将受制于外敌，皇帝本人的皇权皇位也将不保，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引起了光绪帝和一些朝廷官员的共鸣。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召开著名的保国会，发表宣言《保国会序》，痛陈局势的危急，历数丧权辱国事件，呼吁人们起来挽救国家危亡的局面。康有为在起草的保国会章程中提出，“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为促使国家之政权土地，为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为保圣教之不失，为讲内治变法之宜，为讲外交之故”。

保国会的召开，将百日维新前维新派政治活动推向高潮。它的活动基本上是一次爱国运动。虽然参加保国会的一些人并不完全同意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都被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所打动。维新派的声势因此加强。

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二：梁启超。梁启超是广东新会县人，维新派最著名的宣传家。他出生于小地主家庭，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后遇到了康有为，成为康有为的弟子，积极参加康有为领导的活动。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后，梁启超随从康有为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改革的政治活动。1896年，他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了《变法通议》等著名政论文章，系统全面地宣扬维新变法主张，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立宪开国会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该文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美誉。

1897年11月，梁启超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锷等高材生。（后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称帝，蔡锷等举起护国旗帜，发动护国战争，组织护国军政府，梁启超被蔡等护国军政府人士尊为精神领袖。此是后话。）

1898年，梁启超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他活跃非凡，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并成为立宪派与革命派大论战中的代表性人物，受到革命党人的攻击。

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三：严复。严复，福建侯官县人。他在十四岁时考入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1870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了几年，二十五岁时被派到英国留学，两年后回国任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后长期担任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时已读过欧洲著名资产阶级学者亚当·斯密、边沁、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他的西方知识比维新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多得多，被康有为称赞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

1895年，他在天津主办《直报》，发表了《辟韩》一文，运用西方的民主思想，以批判韩愈的形式，抨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大声疾呼提出了“重民抑君”的主张。1898年，他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在思想界掀起一股进化论旋风。《天演论》译本在出版前就已被康有为、梁启超读过，并大受推崇，出版后即成为维新派的主要思想养料之一。以后严复又翻译过多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方面的书。但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维新运动时期，《天演论》的影响最为深广。

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倡“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甲午战争引发的争论

甲午战争的结局，引发了朝野关于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维新派全面批判洋务派的主张，阐明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主张，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虽然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对洋务运动的系统总结却在这时形成高峰。洋务派代表性人物张之洞在1898年3月发表了代表洋务派思想最高成就的《劝学篇》，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批评维新派“菲薄名教”、“不知本”，以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使“中体西用”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的是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能动摇；所谓“通”，指的是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什么是“中学为体”？张之洞的权威解释是：“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四维指礼、义、廉、耻。这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劝学篇》作为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交相嘉许的“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三易版本。据在华洋人估计，刊印不下二百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大数字。西方各国对此书也颇为重视，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

张之洞的《劝学篇》却遭到了维新派的激烈批评。维新派生气勃勃，把报纸当成救国的手段，主动发起进攻，发表了大批具有鲜明观点、论辩性强的文章，把他们的思想诉诸社会，广泛地影响群众，左右舆论。维新派的代表性报纸《时务报》，在当时发行数量达万余份，这也是一件空前的事情，“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此外，《中外纪闻》、《强学报》、《国闻报》等发表大量系列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政论文章及译著，以进化论、天赋人权等学说，批判君权神授说，反对专制主义，猛烈抨击封建纲常名教，发出了“冲决一切网罗”的强烈呼声。他们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做衡量标准，以“西学”为武器，向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挑战，向封建的纲常伦理挑战。他们高唱自由、平等、民权这一套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东西，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输入中国，对当时中国的国体政体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发动猛烈的抨击。他们强烈反对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制度，提倡“兴女学”，鼓吹废除女子缠足等“离经叛道”的主张。这场大论战，打破了沉闷、守旧的死寂空气，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了变法运动的高涨，为其后的民主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

1898年（农历戊戌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明定国是”，开始变法，史称“戊戌变法”、“戊戌维新”。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在实行变法的三个月内，光绪皇帝密集发布的几十道诏令中涉及的主要内容有：

在经济上，令保护和发展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开办工矿企业；命令各省设立商务局，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编制国家预决算等。

在政治上，令各衙门删改则例，裁撤精减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严禁官吏阻格；任用新人，除康有为、梁启超外，维新派人士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等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

在军事上，令裁汰旧军，裁减绿营，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改练洋操，改用西洋军事训练；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筹办兵工厂，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举办民兵，实行团练等。

在文教上，令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兴西学，设立学堂，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等；设立译书局；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仅仅经历了103天就戛然而止。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爱国救亡运动，还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是重大的。虽然失败了，但它所推行的变法主张几年后几乎全部成为清末新政的内容，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也成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