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定义

（二）事实与价值

自确立学科专业化之后，历史学家恪守述而不作的职业律条，认为自己只叙述历史事实而不涉及价值评断，这种规避立场旨在表明历史著作一旦沾染价值判断，则沦为某种宣传品或有损于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譬如，在探讨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时，美国历史哲学家莫里斯·曼德尔鲍姆指出相对主义者坚信“一切历史知识都远远不是客观的，而是负荷着价值”，⁽²¹⁸⁾换言之，历史学家受特殊价值的驱使而构造历史记述，这些记述承载着历史学家所做的评价。由此，曼德尔鲍姆区分了两对范畴：（1）“陈述”和“判断”，“陈述”并不是对事实的简单摹本，而是与记述事实（非语言的实体）的符合，进而是真实的；“判断”是有别于“陈述”的肯定或否定，要求对判断对象提供合理的解释。（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前者建立在真实陈述之上，后者表现为外在强加的解释，由于事实先于解释，进而事实判断也始终先于价值判断。不过，在曼德尔鲍姆看来，事实可以独立于价值之外，譬如“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因为历史学家陈述的这一事实并非孤立的事实，而是“某个特定语境中的事实”，在此语境下恺撒渡河将导出罗马治国之策的事实，被导出的事实无需以历史学家的评价态度、阶级利益等东西作为中介，这些“具体事实本身具有特定的意义、意指和顺序”，进而“把一些事实组合为历史记述的东西不具有评价性质”。⁽²¹⁹⁾显然，曼德尔鲍姆预设了一种“行为语境论”：某个特定语境下的人类行为之所以具有重要性，是因为它不仅构成了某个论述主题链条上的环节，而且对其他事件产生了效果。由此，曼德尔鲍姆认为历史事件呈现为由诸多亚事件综合的结构，事实之间存在一种语境的关联性。不过，曼德尔鲍姆的理论亦有将事件序列置换成因果系列的嫌疑，并存在逻辑上无穷回溯的弊端。譬如，事件E₁具有重要性是因为它导出了事件E₂，依此类推，事件E₂将导出事件E₃，最终形成整个事件系列E₁、E₂……E_n，另外，某事件也是由诸多亚事件构成，假设事件E₁包括亚事件A和B，事件E₂包含亚事件C和D，由此，历史学家倘若构造E₁到E₂的事件系列，那么从逻辑上讲此事件系列存在7种不同的组合结构，显然，历史学家不可能也无必要叙述全部的组合结构，历史学家必须基于某个标准从7种组合结构中做出选择，进而取舍的标准（1）要么归结于事件的内在重要性，对应于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理论视角，表现为过去的价值；（2）要么求助于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对应于为现在而研究过去的理论视角，表现为现在的价值；（3）抑或综合两种标准，对应于古今之间的对话，表现为人类共识的价值。

就第一种标准而言，历史学家之所以选择某个事件，是因为该事件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并对后续事件产生了某个效果，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必先把握整个事件系列才可论述个别事件，事实上，历史认识往往是从当下事件追溯到过去事件，历史研究乃是基于当代生活的兴趣而研究过去；若真如此，当下事件则不具有重要性，因为它的价值是由不可预料的将来事件所赋予的，历史研究随之变成了一种预测未来的神话。就第二种标准而言，历史学家如果选取的事件旨在解决当下困惑，那么事件的重要性将趋向相对化，过去事件也将沦为阐释现在合理性的实用工具。就第三种标准而言，历史学家是活在当下的行动者，当下历史学家的选择原则是一项评价性事实，历史学家难以超脱自身的诠释处境，他们的问题皆立足于现实兴趣，历史学家的主观成分“乃是一切历史知识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²²⁰⁾故第三种标准蕴涵了主体间性的问答过程，也是一种古今对话的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事实与价值观念之间的确存在冲突，但两者并不是水火不容，甚至它们有时是同一的。在论述事实与价值的问题时，柯林武德延续了反实证主义的批判思路并区分了几对重要范畴：（1）“自然过程”与“历史过程”、（2）“死的过去”与“活的过去”、（3）“历史事实”与“自然事实”。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事实有别于自然事实，前者是历史学家从文献和遗迹中重行构造出来的，亦是心灵生命的历史过程和活的过去，负载了人类的价值；相反，自然事实仅将过去视为单纯的景观，是一种死的过去。事实上，这种认识经历了一段反思过程。1916年，他认为“历史是实际的存在”、“事实是独立于你我自身认识之外的东西”；⁽²²¹⁾同样，1924年发表的《知识的图式》亦主张历史事实是直观的具体对象，历史被视为“绝对客体的事实世界”。⁽²²²⁾1925年，柯林武德却改变了先前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他认为历史思维并不是“对事实世界的领悟”，历史对象也“不是一个‘既定的’对象，而是永远处于不断被确定过程中的东西”。显然，这种批判性的历史思维为他转向反实在论做了思想的铺垫，1926年，柯林武德提出了“过去的观念性”原则来拒斥将历史事实看成既定的实际存在，并得出“除了迄今我们在历史思想中重建的过去的事实之外，不存在什么过去事实”的结论。⁽²²³⁾1928年，柯林武德在《历史哲学纲要》中亦主张“历史事实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²²⁴⁾故杜森指出1928年刊发的《历史知识的局限》“并不把历史‘事实’当作独立存在的实体去讨论，而是将它们放在历史研究必须赖以为基础的证据或原始材料这层意义上来探讨”。⁽²²⁵⁾甚至，诺克斯指出柯林武德1936年的一份手稿表达了相对主义的史学观念，隐含了罗马史并不存在一幅恒定不变的图画，圣奥古斯丁、提雷蒙特、吉本及蒙森由于自身个性，所属的不同时代、民族与国别，进而构造了不同的历史图景；这些不同图景对于各自构造者而言却是唯一正当的，并不存在哪种观点更为正确。⁽²²⁶⁾显然，这份手稿内容重申了1924—1925年《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一文中的“历史视角论”。当然，柯林武德所认为的无正确之分，并不指向具体个别的历史事实，而触及到如何理解整个历史图景，关乎到价值观念的问题。上文述及，历史视角论并不蕴涵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史学观念，它实则预设了一种问答逻辑的阐释策略。譬如，在论述“国家”观念时，柯林武德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霍布斯的《利维坦》并非对同一问题的回答，《理想国》探究的“国家”并不是对政治生活不变的理想进行阐述，而是柏拉图秉承并重行加以解释的希腊理想的一种阐述，是希腊公民参与的城邦政治。同样，《利维坦》谈及的“国家”是17世纪英国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观念。由于他们构想的理想的社会模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纵然他们都考察国家的本质，但并不因此说柏拉图或霍布斯那个更为正确，因为他们囿于各自的理论视角对身处的社会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答，这种解答存在于他们所不可或缺的情境之中。事实上，历史学家即便身处同样的社会环境，也会因各自不同的兴趣和个性做出相异的回答，甚至因价值观念的不同引起强烈的争议。

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爆出了“阿伯拉罕事件”（Abraham affair）。《美国史学评论》卷入了这场嚣闹的学术纷争，而引发社会大众关注这场主流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则肇始于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1984年12月23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历史学与伦理：一个争议》，其时，《时代周刊》也介入其中。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Evans）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崩溃》的关键论断过于抽象难以获得实践的验证。美国保守派史学家特纳（Henry.A.Turner）对大卫·阿伯拉罕提出两项指控：（1）“刻意杜撰和歪曲档案材料，以贬损德国的资本主义”；（2）“抨击阿伯拉罕认为德国资本本义应该为魏玛共和国之崩溃负责的观点”。⁽²²⁷⁾其后，弗利德曼（Gerald Feldman）由先前大力推荐该书的出版，最后转向怀疑阿伯拉罕的“学术忠诚”并积极加入谴责的阵营，弗利德曼依据他学生尤尔利希·诺肯（Ulrich Nocken）在查遍《魏玛共和国的崩溃》每一个参考资料和每一处引文之后，发现阿伯拉罕书中存在性质恶劣的错误：主要包括“直接引自原始文献的那些不准确转述、误注信件与文献出处，以及错译、曲解、虚构和窜改材料”。⁽²²⁸⁾故此，弗利德曼认为阿伯拉罕不适合历史学界，便利用人脉关系并向那些有意聘请阿伯拉罕为助理教授的大学寄谴责信和打电话。由于弗尔德曼的围剿，阿伯拉罕被迫转入法学院。在艾文斯看来，“阿伯拉罕事件”不仅涉及“职业道德”，而且衍生出因政治立场而造成不同的历史观念，同时也检视了如“事实与诠释”、“证据与诠释”那般学术规范的问题。作为阿伯拉罕的业师，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站出来力图为阿伯拉罕辩护，并指出“阿伯拉罕事件”不止于历史认识论的学术问题，更提出了学术道德和意识形态狂热的严重问题。在诺维克看来，学术批评既要检视证据的可信性，也要致力于评价历史著述提出的论点，而不宜滥用学术权力。由此，诺维克坚称，《魏玛共和国的崩溃》虽存在诸多资料和证据的过失，但这种过失并不像特纳和弗尔德曼等人所认为的那样：阿伯拉罕为了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而故意伪造或杜撰证据。相反，阿伯拉罕多次表明这些过失是在摘录和研究档案时仓促所致，而非有意伪造证据。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其他学术著作接受类似审查，恐怕也会暴露阿伯拉罕相似的错误。诚然，诺维克的言论力求做到客观陈述，不过，他的问题意识却源于历史学界如何反思与重构历史知识的客观性。⁽²²⁹⁾上述案例表明，学术批评除了受到历史事实和证据解释制约之外，还需考虑批评者所具有的价值观或历史观，尤其价值观念影响到历史学家做出的评价是否具有客观性。李凯尔特认为，历史学家并不考虑价值的有效性，但有必要区分“实践的评价”与“理论的价值联系”两个不同的领域，前者只是对价值对象做出赞扬或责难，后者属于确证事实的领域，这些待确证的事实并不依靠历史学家做出的评价，它们本身便存在本质与非本质的区别。由此，历史研究设若始于现实的个别性，那么如何确保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呢？在李凯尔特看来，历史学家的叙述受普遍的文化价值引导；换言之，历史学家的普遍价值是立足于“被所有的人评价为有效的，或者至少被文化集团的全体成员期望为有效的”，进而“使历史概念的形成排除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²³⁰⁾

与李凯尔特不同的是，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的研究对象是蕴涵思想和价值的人类行为，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相对的，有赖于历史学家和历史过程中的行为主体。譬如，特拉法加（Trafalgar）海战的气候状况对海军史学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维尔纳夫（Villeneuve）和纳尔逊（Nelson）很重要；对后两位而言，气候状况构成了他们交战的环境条件，就海军史学家而言，掌握气候状况的知识是理解这场海战的必要前提。⁽²³¹⁾显然，历史学家叙述特拉法加海战的气候状况并非由于它自身的重要性，而是关涉到两位主帅指挥海战的不同策略和思想，历史学家藉由外部的海战事实通达两位统帅内在的思想，并在自身心灵中重行他们的思想，从而对该事件做出合理的评价。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评价并不是强行侵入的因果解释，而是历史学家为了确证和叙述事实不得不做出的实践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