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引进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遭到上级批评，曹野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虽然写了检讨报告，但曹野心中始终未能释怀。没想到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从北京引进的数百名科技人才到襄樊后，立即投入襄樊为发展经济而开展的“双革四新”大会战，这些科技人才个个身怀绝技，为了让他们让他们有职有权放手开展工作，襄樊市委市政府从他们中间任命了100名工程师，当时用的名义是“工人工程师”。没想到此事引起了襄樊市包括襄阳地委一些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非议，认为曹野“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重用工农分子，是修正主义回潮”。这些人有的向上级反映情况，有的在群众中散布言论，曹野的压力更大了。

曹野、郝逢武、鄂万友等人一心引进科技人才，发展地方经济，他们可能没想到，襄樊的这些做法与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的政治形势竟然是那样的合拍。

1975年，中国政坛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975年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接着，1975年1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四届人大后，由于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主席支持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针对“文革”造成的社会和国民经济乱象，上任伊始的邓小平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对工业、教育、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大张旗鼓地开展整顿。

早在1975年1月中旬，根据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之后他又在总参谋部对团职以上军官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指出：“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这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后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加强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接着便开始全面“整顿”，整顿的核心是“把经济工作搞上去”。邓小平关于“整顿”的做法得到毛泽东的支持。3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1975年中共中央9号文件），文件指出：

铁路运输当前仍然是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决定： （1）全国所有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安定团结的方针，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2）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 （3）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对铁路单位的政治运动、地区性社会活动和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继续抓紧抓好，对极少数问题较多，严重影响全国铁路运输的单位，有关的省、市、 自治区党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限期加以解决，不能再拖。 （4）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 （5）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成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邓小平在解释《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会议上指出：“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为了整顿铁道工作，万里调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到任后，大张旗鼓抓整顿，仅用一个多月就解决了铁路交通“老大难”问题。此举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

作为襄樊市委书记，在组织落实“整顿”精神，曹野当然也在思考襄樊市引进、重用科技人才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遇到的坎坷和波折。鄂万友回忆：“根据《工业20条》，襄樊市也在工业系统开展整顿，其中很重要一条，为了促进双革四新会战项目见成效，要建立正常的工业生产指挥程序，需要任命一批工程师。以前襄樊没有科技人员可任命，引进大批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后，这个条件具备了。经过市委市政府讨论，由我们科委和各工厂上报了一批工程师名单，这个名单绝大部分是引进科技人才。为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这一百名工程师被称之为‘工人工程师’”。

在一部分人眼里，工程师是与企业厂长、书记并驾齐驱的领导职务，在生产指挥上有很大的权威。这种职务居然都给了“外面来的人”，而且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触碰到一些人心底的本能认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我们的专政对象，现在却让他们在我们工人头上“指手画脚”，这是关系到阶级立场的重大原则问题，是可忍孰不可忍。任命工程师一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议论纷纷，在襄阳地委常委会上，曹野更是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回潮”，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立场有问题，有人更是责问：你这样做，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

先是因为引进科技人才挨批评，现在又因为任命科技人才受责难，那段时间，曹野陷于重重包围，整日心事重重。

鄂万友也早就对襄樊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所思考，但他当时只是科委主任，对市委、地委高层的争论没法了解到。因为从中科院引进了大量科技人才，他和中科院人事部门以及相关院所的人有不少联系，中国科学院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科技人才汇聚的地方，胡耀邦同志在这里的整顿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到这里了解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使用的情况再合适不过。到北京后，他首先直奔中国科学院人事局，迎面见到二处（干部调配处）处长田麟，简单寒暄后，鄂万友单刀直入：“我此次来带着一些问题，希望面见胡耀邦同志，不知可否？”

田麟快人快语：“耀邦同志来科学院后，大力整顿，全院震动。耀邦同志平易近人，最喜欢听基层同志的意见。我找耀邦同志的秘书吴明喻，请他给你安排。”

吴明瑜，浙江德清人，历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科委委员、科技政策局局长，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5年，耀邦同志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后，吴明喻便担任耀邦同志秘书。经过田麟联系，鄂万友很快见到吴明喻。讲明来意后，吴明喻说：“耀邦同志工作繁忙，但他最愿意与基层的同志交谈，挤一挤还是有点时间的，我来想办法安排，你等我的电话吧。”

鄂万友回到住处没多久，吴明喻电话来了：“明天上午10点钟，耀邦同志和李昌、王光伟碰头会后在会议室见你。”

得到通知后，鄂万友既惊喜，又有些忐忑不安。虽说早已耳闻胡耀邦同志工作扎实，平易近人，但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那么大的官，见面后该说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忌讳呢？鄂万友心中七上八下，最终一横心，再大的官也是人，客观如实地反映襄樊的情况总不会错。

8月的北京真热，一大早起来，太阳像个大火球高高挂在空中，早已把外面烤得热烘烘的。鄂万友囫囵吃罢早饭，便急匆匆地赶往科学院，到了科学院办公室门口，已是浑身大汗。吴明喻将鄂万友带到会议室门口，李昌、王光伟两人正好从会议室出来，吴明喻让鄂万友进去便转身离开。鄂万友径直走进会议室，胡耀邦身着白色短袖衬衫，手里摇着一把大蒲扇。见有人进来，立即从办公桌前起身迎过来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鄂万友回答：“我从湖北襄樊市来的，就是襄阳。”

胡耀邦招呼鄂万友坐下，说：“啊，襄阳我去过。大跃进时我在襄阳给青年团做过报告。”

1957年，胡耀邦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胡耀邦到襄阳检查青年工作，应邀给襄阳地区共青团干部讲话。鄂万友那时正在襄阳通用机械厂做技术员，同时也担任厂里团总支委员，参加了胡耀邦那次报告会。听胡耀邦提起那次报告，便回答：“那时我在一家工厂任团总支委员，我参加了那次报告会。”

听到鄂万友回答，胡耀邦很高兴：“啊，那我们算是见过面了。我在会上讲过关于诸葛亮的那副对联，你还记得吗？”

历史上襄阳和南阳关于诸葛亮籍贯的争夺成为一桩公案，随着诸葛亮声望日增，嘴巴官司从古代打到现代，两地都声称诸葛亮是“自己人”。清咸丰年间，湖北人顾嘉蘅任河南南阳知府，面对诸葛亮的“归属”之争，撰下一著名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博古通今，在那次给青年团做报告时，结合当今实际，鼓励青年然要以国家天下为重，不要计较个人的利弊得失，他巧妙地借古喻今，将这副对联改为“心在人民，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让鄂万友没想到的是，时隔近20年，胡耀邦竟然再次将这副对联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

几句话的交流，胡耀邦自然平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鄂万友昨天的忐忑飞到九霄云外，心情轻松了，说话也自然流畅了。这时他才注意到，如此酷热的天气，耀邦的办公室里别说空调，连一架电扇也没有，唯一的降温工具便是手里不停晃动的大蒲扇，心里又佩服又感动。胡耀邦话头一转问：“你们那里形势怎么样”？

鄂万友回答：“耀邦同志，我们那里落实小平同志治理整顿的精神，抓革命促生产形势很好。”

胡耀邦问：“你这次来要跟我说点什么”？

听完这话，鄂万友心头一热，千里万里寻找来北京，就是为了这一刻。他稳定了一下情绪说：“我是受我们市委第一书记曹野同志委托来的。我们襄樊抓治理整顿促生产发展，但是工厂极端缺乏工程技术人才，根据需要，我们任命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工程师，这一举措调动了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积极性，也保障了生产健康发展，但有人认为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们的上级说我们这是“修正主义回潮”，是阶级立场问题，严厉批评了我们。我们市委书记的压力很大，有点顶不住了，他让我来问：我们这样做究竟对不对？”

听鄂万友这么一说，胡耀邦立即说：“任命工程师？那很好啊。军队打仗要有司令员、政委，工厂生产管理也要有厂长、工程师，你们做得对。”

胡耀邦旗帜鲜明的表态，让鄂万友如释重负。胡耀邦接着说：“这次小平同志让我和几位同志到科学院来抓整顿己经几个月了，最近要向中央汇报，我们准备了一个稿子，是个汇报提纲，讲的是中国科学院但也是面向全国的。稿子很长，但核心有几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胡耀邦将桌子上厚厚一卷文稿递给鄂万友：“你带回去一份，宣传宣传、讨论讨论。”

《汇报提纲》共分六个部分，第三部分是《汇报提纲》的核心内容。除了阐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外，汇报提纲还用十分简明的语言表达了政治和科研的关系：“政治是要挂帅的，但政治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政工干部不能做空头政治家”。“科学院的政工干部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在本世纪内帮助党培养出上千个一流的专家、上万个二流的专家，我们的历史贡献就不小了。”《汇报提纲》在完成第四稿之后，报送国务院审议。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一直处于修改状态，从时间顺序看，鄂万友带回的这份“汇报提纲”还是个草稿。虽然是草稿，但胡耀邦亲口说的“科技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三点核心内容是不会改变的。鄂万友回忆：“接到耀邦同志给我的文稿，我的感觉是如获至宝。这是给中央的汇报文件，没想到，我居然成为首先的读者，这真是荣幸之至。我是第一次单独与耀邦同志见面，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耀邦同志会是如此开朗豁达，对一名基层来的干部如此信任。我的想法是，赶紧回到襄樊，将耀邦同志的话转告曹野同志。”

回到襄樊后，鄂万友立即向曹野作了详细汇报。曹野说：“看来我们的做法是对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汇报提纲”的精神，鄂万友嘱咐办公室将这份《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打印了几份，分发给有关人员广为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