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旨主义与国家

迄至纳赛尔主义，埃及振兴的路都是世俗主义的路。埃及以世俗主义的方法图强振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经历了巨大的挫折。

在伊斯兰的思想意识中，人们一向认为：凡胜利都是追随伊斯兰的结果，凡失败则意味着背离伊斯兰精神。从阿里以来，每当遇到挫折，就有人把责任归罪于当权者，说他们的迷误导致埃及失败，而世俗主义是失败的思想根源。每一次失败似乎都为伊斯兰精神提供了新的证据：如果遵从主训，何以遭受失败？然而在埃及振兴的过程中，现实却遵循着世俗主义的方向发展，掌权者可以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但世俗主义倾向却始终如一。不只如此，世俗主义在每一次失败后反而更加强了，从阿里到“自由宪政”再到纳赛尔都是这样。

在纳赛尔主义受挫后，出路何在？原教旨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高潮，并对国家政权构成最严峻的挑战。研究者普遍指出：原教旨主义虽说有其自身的动力，即伊斯兰从来就把它最“原本”的状态看成是最理想的状态，因而时刻准备返回“原教”；但当权者的失败却是原教旨主义的推动器，如赛万所说：“国家在满足经济的需要、在创造和传播一个神奇的民族国家（而不是超国家）方面做得越差，（宗教）复兴的机会就越大。”⁽¹¹⁾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在各世俗政府失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埃及国家的失败正是原教旨主义的温床。

原教旨主义并不反对现代化，只想用伊斯兰的意志来“重新表述和调节它”；原教旨主义并不试图恢复古老的伊斯兰社会，只想使“当代穆斯林社会重新获得活力，再度伊斯兰化”⁽¹²⁾。原教旨主义反对在现代化过程中丧失宗教的指导地位，它不反对建立现代国家，但现代国家的灵魂应该是伊斯兰教，其章程是沙里亚法。一位中国学者这样说：“如果说(伊斯兰)现代主义是一种以适应为主的潮流，主张对外部环境、外来文化采取与之协调、适应的态度，那么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回应潮流，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无需向外来文化借用什么，而完全有能力发掘自身的潜力，弘扬自身的宗教文化传统来迎接时代和外部环境的挑战。”⁽¹³⁾

原教旨主义的早期代表是哈桑·班纳（1905—1949年），是他把原教旨主义带进了埃及政治。班纳年轻时局势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埃及被英国吞并；战后埃及民众反抗，争取到半独立地位；几乎同时，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对伊斯兰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个时候，阿拉伯世界灾难重重，苦难深重。班纳将这些都归罪于当权者的腐败和伊斯兰的衰落，尤其是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冲击，把伊斯兰精神冲垮了。有感于此，他决心承担起拯救信仰的重任，在1928年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取《古兰经》中“穆斯林皆兄弟”之义。起初，兄弟会是一个非暴力宗教团体，只限在伊斯梅利亚一带活动。后来它扩大了影响，1933年迁往开罗，已有约500个分会。1936年，埃及掀起反对英埃条约的民众斗争，暴力活动开始出现。同一年，爆发了反抗英国统治、反对犹太移民的武装起义。班纳的政治立场在这一年骤然激进，兄弟会也逐步转变成一个政治组织。1938年班纳在兄弟会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写道：“伊斯兰是崇拜和领导、宗教和国家、精神和行动、祈祷和奋斗、服从和政治、《古兰经》和利剑，两个方面是互相不可分开的。”⁽¹⁴⁾可见他已经把行动的战斗性提上日程。几年后兄弟会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向导，为真主而光荣献身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¹⁵⁾这两段话应该说明确地表达了兄弟会的纲领、目标和斗争手段，即它把回归伊斯兰作为理想，以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目标，以政治斗争为手段，必要时使用暴力。这些思想就是兄弟会在以后几十年中所有奋斗的目标，并且被后来一切原教旨主义组织奉为圭臬。

兄弟会成立后，在多数情况下与政府对立，因为它把政府的世俗性质视为罪恶的根源，并发誓要推翻它。1936年英埃条约签订后，兄弟会就卷入政治活动，到1946年已号称有50万会员，5000分部，外加50万同情者。1948年阿以战争中其成员以志愿兵形式参战，战败后它深深地卷入推翻国王的密谋活动，特别是与自由军官组织接触。后来在“七月革命”中组成的18人革命指导委员会中，有4人接近兄弟会核心，其中包括日后的总统萨达特。由于兄弟会公开指称王国政府应对战争失败负责，所以政府在1948年年底取缔了它。三个星期后，政府首相因此被兄弟会的一个成员暗杀了。政府立刻作出强烈反应，不仅加强了公开的压制，而且于次年年初派人刺杀了班纳，王国政府已经与兄弟会兵戎相见。

兄弟会在这一时期从形成到壮大，活动加剧并产生重大影响有其社会原因。埃及独立后，社会结构并无变化，原先的统治者仍盘踞在政治、经济领域，是新国家的领导集团。1.3万名地主在全国600万费丹可耕地中占有250万费丹，皇家又占去50万—60万，人口中6％的地主占土地比例达到65％。工业虽有发展，但到1950年其产值仅占国民总产值的10％—15％。农业发展赶不上人口增加，物价上涨很快，尤其在二战中盟军大量进驻，刺激了物价飞涨，人民的平均收入反而下降了。同时，统治集团则日益腐败，贪污腐化，巧取豪夺，一派“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景象。这使兄弟会的指责很有说服力，即腐败的世俗政府造成灾难。王国政府的失误使兄弟会得到一次迅速发展的机会，所以说，兄弟会的壮大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世俗政府失败的基础上。

这时发生了“七月革命”，兄弟会曾深深地卷入到“七月革命”的准备工作中去。七月革命后兄弟会与军政府有过一段蜜月，但很快就过去了。这个趋势是必然的，因为纳赛尔的意识形态更加“世俗化”，他不仅主张民族主义，而且推行“社会主义”。但只要纳赛尔有所成功，兄弟会就拿他无可奈何；而一旦纳赛尔遇到麻烦，兄弟会就会卷土重来。最初革命政府解散一切政治组织，唯独保留了兄弟会，因为兄弟会毕竟在“七月革命”中出过力。不久后，纳赛尔开始土改、改变妇女地位、改革教育制度等，其“世俗主义”真面目日趋显著。这样一来兄弟会就与他分道扬镳了，并且采用了极为暴烈的手段。1954年10月兄弟会企图暗杀纳赛尔未果，纳赛尔就对兄弟会进行严厉的镇压，6名兄弟会成员被处死，4000名成员被关押，成千上万人流亡国外。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纳赛尔威望大增，正统的乌里玛集团⁽¹⁶⁾表态支持政府，包括它的土改、国有化、没收流亡者财产等。兄弟会的影响在纳赛尔的成功中缩小到最低点，这时，它的铁杆分子要么在监狱，要么流亡在外，而埃及的世俗化倾向也发展到顶峰。

然而在1964年，纳赛尔却将兄弟会成员放了出来，原因是他要用他们来抗衡共产党。但兄弟会出狱后不久就又与政府闹翻了。在他们眼里，共产党与纳赛尔是一丘之貉，都是“世俗主义”的邪恶之徒。政府指称兄弟会曾三次图谋行刺纳赛尔，于是对它再次镇压。这一次，365名骨干成员受到审判，其核心领导人被处死，包括兄弟会的主要理论家库特布。库特布在50年代曾出版《路标》一书。其中说纳赛尔政权是先知诞生前的那种愚昧的政权，因为它不受信仰的指导。他还说：“意识形态和信仰的纽带比以地域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纽带要坚固，而以地域为基础造成的穆斯林之间人为的分划，是十字军和犹太帝国主义的表现，必须连根拔除。”⁽¹⁷⁾可见库特布坚持的是伊斯兰大一统的“乌玛”⁽¹⁸⁾世界，任何民族主义都与之不相容，就连纳赛尔那种泛阿拉伯主义的民族主义，在他眼中都与“十字军和犹太复国主义”无异。

然而库特布的思想在他死后传播得更广了，原因是他被处死还不到一年，纳赛尔就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大败而归。这给原教旨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许多人声称：战争失败是世俗主义的失败，埃及背离了伊斯兰精神，因此应受到主的惩罚!在许多人眼里，世俗主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现在，只有回到伊斯兰，才有可能振兴家园。这样，原教旨主义突然在埃及形成高潮，而随着萨达特的上台，宗教和国家的对抗也步入高峰。

萨达特上台曾经让伊斯兰力量大为振奋，因为他是虔诚的教徒，曾与班纳见过面，听过他的讲课。在革命前他作为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成员与兄弟会过往甚密，革命后又是军政府与伊斯兰世界联络的正式代表。在日常生活中他恪守教规，每日祈祷，俨然模范教徒的形象。他上台不久就立刻提出“信仰与科学”的口号，使人们感觉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回归。他还指示国家电台一日5次播放祈祷词，允诺以沙里亚法作为国家立法的基础。宗教界相信他是一位“信仰总统”，在他的引导下，“伊斯兰国家”指日可待。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萨达特更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主要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宗教主义的。人们更忘记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乌玛”理想不可兼容。这样，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民族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政治决策首先是世俗的，宗教原则往往会让位于现实需要。在这种背景下，萨达特与原教旨主义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到头来终于酿成国家与萨达特个人的悲剧。

萨达特对宗教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正统”神学家——爱资哈尔大学⁽¹⁹⁾的学者、乌里玛们允以宗教许诺，如遵守沙里亚法等。后来这些乌里玛成为萨达特政策的辩护人，为他的每一个行动寻找宗教依据。对穆斯林兄弟会，他分化其温和派，把他们吸引到政府方面来，纳入正常的政治渠道。1976年萨达特恢复多党制，随后就允许兄弟会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兄弟会主流于是逐步修正斗争方式，用合法手段争取政治目标。但这也使兄弟会中的激进派采取更不妥协的立场，许多人脱离兄弟会另立山头，一时间小组织林立，采用暴力甚至恐怖主义手段反对政府。1977年“赎罪与迁徙”组织大闹开罗商业区，烧毁一切有西方色彩的夜总会、大商店、电影院等。他们要求清除西方影响，恢复严格的伊斯兰戒律。事后政府逮捕了60名闹事者，该组织为解救这些人而绑架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长并最终将其杀害。政府则报以更大的镇压，620人被捕，其中465人受军法审判，5名领导人被处死。这是萨达特与原教旨主义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表明国家的世俗目标与宗教原则难以并存。因为在当时，萨达特正在实行“市场经济”政策，企图以私有经济和引进外资刺激经济发展。“开放”政策的结果之一就是繁华的大商业中心和西方式的娱乐消费设施的出现，而这些就是原教旨主义反对的对象。

国家目标与宗教原则经常对立。1977年，伊斯兰各宗教组织都召开会议，要求正式宣布沙里亚法是一切立法的依据。萨达特接受了这个要求，说政府将按照伊斯兰的教规，对酗酒、通奸、改信宗教等行为制定出惩罚办法。这一声明立刻引起占人口10％的基督教徒的骚乱，抗议活动持续了4天。萨达特不得不收回成命。这样一来，伊斯兰正统派说他背弃原则，宗教改革派说他要恢复传统，基督教徒说他要实行宗教歧视，原教旨主义则说他讨好世俗主义。然而事实上，国家的政策是不能以宗教为出发点的，尤其在有不同宗教或不同教派的国家更是如此。

国家目标与宗教原则的对立在萨达特的对外政策上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导致国家与宗教的最终冲突。1973年10月，萨达特发动“斋月战争”，埃及军队口颂《古兰经》，越过苏伊士运河，在阿拉伯的历史上第一次战胜了以色列。然而就在阿拉伯人欢呼“真主伟大”、感谢伊斯兰真谛又回到人间时，萨达特却出人意料地于1977年11月访问以色列，开辟了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谈判的和平进程!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是十分合理的，埃及在与以色列的对峙中损失巨大，经济发展受阻，国际地位下降，只有甩掉这个包袱，才能致力于现代化目标。但萨达特的举动却使阿拉伯世界大为震怒，许多人谴责他背叛了伊斯兰的神圣事业。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普通民众也对此难以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是对他恨之入骨，欲将他置于死地。1981年10月6日，正当“斋月战争”8周年纪念日之际，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4名手持自动武器的兵士杀死，领头的是一名中尉，他们都属于“圣战者组织”——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派团体。暗杀之后，该组织号召人民起义，推翻政府，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多数人没有响应这个号召，只在远离开罗的阿斯尤特发生了暴动，188人丧生，包括54名保安警察。尽管如此，人民对萨达特的死保持沉默，他们在萨达特葬礼时呆在家中，与纳赛尔死时举国哀恸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萨达特之死标志着其政策的失败，而政策失败又造成原教旨主义的更大发展。“开放”政策一方面造成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平均8.4％，国内收入总值增加了4倍多；另一方面却又引起贫富差距骤增，1964年到1976年，占人口60％的下层收入者其总收入从占国民收入的28.7％下降到19.93％，占人口30％的中间收入者其总收入从40.27％下降到21.52％，而上层收入者占10％人口，其总收入则从31.9％上升为58.55％⁽²⁰⁾。这对于经历过纳赛尔时期“社会主义”的埃及人来说，当然难以接受。1977—1978年财政年度国家赤字达13亿埃镑，通货膨胀率高达40％。军费开支从1978—1979年度的25亿埃镑上升到5年后的将近40亿埃镑，其中20亿靠美国支援度日。裁军需要花很多钱，同时又使10万—20万人民退役，造成就业压力。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国家许诺的工作分配，或分配了工作过不了几年又被解雇。萨达特又使特权分子从“开放”政策中大捞油水，国有资产通过各种途径流入了他们的腰包。通晓天下事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原教旨主义的中坚力量，而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边缘”民众，则构成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基础。一位历史学家说：“开放”政策“只是一段幕间插曲——一个失败的试验”，“埃及现在需要的是这样一个政治秩序，它能把这种经济政策容纳其间：生活在糊口水平上的人已超过4000万，在2000年将达到6000万—7000万”⁽²¹⁾。萨达特似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原教旨主义则开出药方，他们说：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如同伊朗已经建立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