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与阶级的包容性

在解放区全面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政权组织到抗战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凝聚成巨大的抗战洪流。

日本妄图把中国变为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梦想迅速灭亡中国。为此，它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集中侵华兵力的70%和全部伪军，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后的两年中，兵力在1000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使用兵力达83万人，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根据地军民生存的基本条件。

在抗战初期的两年，抗日民主政权处于初创阶段，各根据地建设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甚至两种政权并存。毛泽东强调建立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在山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堡垒，然后向平原和河湖港汊地带发展，建立临时根据地，并逐渐发展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及其成功实践，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缩小敌占区，打破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计划，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改变敌我力量对比，都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政权建设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无论在红军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在红军时期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政权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是建立乡、区、县临时性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在条件具备后再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直至成立苏维埃共和国。

继陕甘宁、晋察冀根据地之后，在晋西北、山东、晋冀豫、皖东北、皖东，在苏北、苏中、苏南、豫鄂边等根据地，相继建立边区（省）或相当于省一级的政权，县、村（乡）政权也得到发展。在东江和琼崖根据地，建立了县级政权。抗日根据地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共产党把坚持持久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阶级发展、政府清廉的社会。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官僚腐败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日伪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与工农民主专政不同。它是经过民主选举和按照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权结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在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

根据地建设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是为了抗日，另一方面是为了社会的改革。曾在边区考察近50天的美军情报观察员埃文斯·卡尔逊对此也感到无法理解：战争本来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什么在紧张的战斗中，还要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组织政府，建立银行，创办学校？一边打仗，还一边考虑许多问题？说八路军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斗争的艺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时就曾考虑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所以每个根据地的建立，不只是拖住敌人，保护自己，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还包括进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改革与建设，“既是对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新社会的开创”。^[1]这也是我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条重要经验。事实上，根据地的建设和改革是多方面的，比如在政治上，普遍实行了民主选举，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在经济上，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在文化上，推行新文化运动，号召文艺为群众服务。

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

一是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政策。为了进一步团结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特别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对解放区政权的支持，孤立反共顽固派，使解放区的政权更加巩固。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机关中要实行“三三制”政策：“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出政府委员18人，其中共产党员占7人，按照“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超过1/3，于是，共产党人徐特立立即申请退出，另选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员靠真理、靠政策的正确性、靠组织的有力量、靠党员的模范工作以及人民的拥护，来保证共产党的领导，也调动了民主人士和各界的积极性。

二是实行精兵简政。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在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他和另外10名同志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被党中央采纳，并在各解放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不只是财政问题，也不只在陕甘宁边区一个地区实行，而是决定作为党在军队和政权建设方面的一项基本政策，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一切革命组织，必须一律遵行，还专门发表社论。中央发布指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从抗日战争时期军政机关看，确有必要实行精简。抗战以来，根据地逐步建立了许多战争机构，但随着形势发展，便出现了“鱼大水小”的矛盾。敌人利用封锁、“三光”政策，有意扩大这种矛盾，企图达到“竭泽而渔”的目的。陕甘宁带头制定《简政实施纲领》和“精兵简政”法规，将“精兵简政”的目的要求及取得成果用法律固定下来。毛泽东于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三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根据地建设中，我们面临着极其严峻的问题和困难。哪怕是陕甘宁中央根据地也同样如此。在1939年以后，由于日寇向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加上蒋介石自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对陕甘宁边区设置五道封锁线，实行严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北地区军队增多，延安地区再次出现严峻的粮食问题。

在严峻的困难面前，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自己动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向部队、机关、学校提出的。伟大的生产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中央机关和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地加入到这个行列。

到1942年，全边区共开荒近百万亩，使边区耕地面积达到了1338万多亩，粮食总产量达到184万石。全边区总粮食消耗量是162万石，做到了自给有余。棉花产量173万斤，1～9月棉布15840匹，自给率达73%。毛泽东提出的“丰衣足食”的目标基本实现。毛织厂、被服厂、鞋袜厂、皮革厂、木工厂、煤窑、砖瓦窑、瓷器窑等越办越多，运输业、商业等经营活动越搞越红火。^[2]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一面生产一面战斗口号影响下，两样都相互促进地展开着。正如国际友人、英国的林迈可在《晋察冀》印象中所说：“虽然在根据地战事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但粮票制度并未发生障碍，甚至到反‘扫荡’最后的时候，也没有任何部队及非作战单位在粮食供给方面发生断粮等恐慌。”^[3]

四是调整农民和地主的权益。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日的基本力量，因此，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农民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性，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基本问题。在当时，农民在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下，生活异常艰难。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保证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

然而，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已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地主中的大多数有抗日要求，一部分开明绅士，也赞成民主改革。保障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争取、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要求：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权仍属于地主。到1941年底，各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种既适当提高农民权益，又通过有原则的让步，保障地主权益的做法，使农村的土地关系与阶级关系发生了有利于抗日的变化，使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从根本上得到巩固，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和互助合作的运动，为支援长期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