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关于旧制度（它消失后被称为革命前的社会），以及关于法国开明专制主义未能在国内产生任何重大的改变，我们在前面曾经作过一些阐述。旧制度的本质就在于它仍然是合法的贵族政治制度和某种程度的封建制度。每个人都法定地从属于社会的一个“等级”或“阶层”。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而第三等级则包括其余的广大阶层，从最富有的商业阶层和专业人员直到最穷困的农民和城市工人。这种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人的合法权利和个人威信都依据他和她所从属的类别而定。在政治上，各等级正在逐渐被废弃：从 1614 年起，各等级已不再聚集在全国三级会议中开会，虽然在某些省份它们还继续作为省级机构照常开会。在社会上，各等级也正在逐渐被废弃，因为在法国人民中间，势力、影响、财产和生产活动的实际分配情况已经不再与三大类有关。

教会教会的状况和教士的地位，几乎一直被过分夸大为法国革命的起因。法国教会向一切农产品征收什一税，但英国的教会也同样如此；法国主教通常在政府事务中起部分作用，而英国的主教通过上院也在政府事务中起部分作用。四十年后的调查发现，1789 年的法国主教区实际上并不比英国教会的主教区富有。在启蒙时代的世俗气氛下，教士，特别是修士会的实际人数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以致到 1789 年时，总人口中各类天主教教士人数大概不超过十万人。然而，即使说教士的重要性经常被过分强调，仍必须指出，教会已深深卷入当时盛行的社会体系之中。首先，教会的各种机构，如主教管区、修道院、女修道院、学校和其他宗教团体，拥有该国土地的 5% 到 10%，这意味着教会作为一个集体，是所有地主中最大的地主。可是，来自教会财产的收入，同所有的收入一样，分配极不平等，大部分收入都落入担任教会高级职位的贵族式人物的手中。

此图显示了 18 世纪 60 年代法国农民如何在田野备耕和播种，本画刊印于一本法国书籍之上。农业体系决定财产权、社会等级制，同时也决定了法国城市中食品供应状况，所有上述方面产生的不满和担忧都对即将来临的法国革命发生影响。（Ann Ronan Picture Library/HIP/The Image Works）

贵族贵族阶层自 1715 年路易十四逝世后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1789 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约有四十万人。重要的政府部门、高级教会职位、军队、议会，以及许多其他公众事务与半公众事务的荣誉，几乎全被路易十六（1774 年登位）时期有贵族头衔的人所垄断。贵族屡次通过高等法院、省等级会议或由贵族、主教控制的教士大会，阻挠王室的征税计划，显示其控制国家政策的欲望。而同一时期，资产阶级，即第三等级中的上流阶层已拥有很大势力。虽然“资产阶级”是一个难以定性的社会类别（一些历史学家确实主张“资产阶级”可归类为一个从未有过真正身份的阶级），但法国商人、律师和其他专业团体的人数在 18 世纪期间明显地增加了。1713 至 1789 年期间，法国对外贸易增长五倍，表明商人阶级和与之有联系的法律界人士以及行政管理人士都有了发展。当资产阶级成员变得更加有力，其知识更为广泛，并且更加充满自信时，他们对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就感到愤懑了。有些特权是属于财政方面的，如贵族原则上被豁免了最重要的直接税——人头税，而资产阶级是花了大劲才争取到免税的。不过由于许多资产阶级都已享有免税特权，所以在他们心理上，纯粹从金钱角度考虑自身利益已不是主要的了。资产阶级对贵族的优越和傲慢感到不满。以前习惯上受到尊敬的东西，现在则被认为是耻辱。资产阶级认为自己实际上已被排除于高官显爵之外，而且贵族作为一个阶级还在谋求政府中更大权力。革命是两个活动阶级——上升的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与政治上的冲突。

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中处于商人阶层和专业人员之下的普通人民，大概像一般国家的人民那样境况尚属良好。然而，他们没有上层阶级富裕。工资收入者在商业繁荣高潮中完全没有分享到利益。在 18 世纪 30 年代到 80 年代期间，消费品价格上涨约 65%，而工资仅增加 22%。所以依赖工资过活的人们感到压力沉重，但是，他们的人数要比今天少得多，因为在农村有许多小农，在城镇有许多小手工工匠，他们都不是依靠工资而是依靠按市场价格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过活。当时在城乡都存在着值得注意的依赖工资生活的人口，他们在革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