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引用之三十九）

战国时代，有一次，卫国大夫北宫锜向孟子请教周王朝规定官爵和俸禄的等级制度问题。孟子回答了一大篇，《孟子·万章下》第二章记下了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其中孟子说：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附庸”一词就出在这里。

孟子回答北宫锜说：“周天子直接管理的土地纵横各一千里，公与侯都是方圆各一百里，伯是纵横各七十里，子、男则纵横各五十里，共分四个等级。土地不足五十里的小国，不能直接隶属于天子，而是附属于诸侯，称之为附庸。”

“附庸”，原意是指附属于诸侯国的小国，后泛指依附于其他事物而存在的事物。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使用过“附庸”一词：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页）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开篇先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并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我们今天的革命要有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既然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如何去分清敌和友呢？毛泽东指出，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因为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不同阶级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就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们对革命就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只有这样，用经济地位来考察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才不会被暂时的表象所迷惑。

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时，毛泽东引用“附庸”一词，来说明中国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必须依赖国际资产阶级才能过活，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前者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后者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