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

从前的封建阶级或贵族因而转变为更现代化类型的贵族。如果来自他们地产的收入降低了，他们就谋求在国王的军队和政府中服务，或在教会中担任更有声望的职位。如果土地收入增加了，他们就更富有。不管怎样，他们都更关心平民事业，而且有可能更讲究吃喝，以及更注意对孩子们的教育。与农民一样，土地所有者阶级分化更大，其范围在英国从小乡绅直到大贵族，在法国从穷困的小贵族直到显贵。有些人过着悠闲的生活，另一些人则渴望在已成立的政府中获取高官要职。大多数穷困贵族往往都有着历史悠久的高贵血统。由于他们的社会作用发生了变化，而且后来家庭背景相近的人们在受教育、参加政府工作，甚至去军队服役等方面展开了竞争，结果对作为地位象征的名门出身倾心不舍就显得愈益重要。在上流社会中，17 世纪和 18 世纪倒是比以前更加重视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祖先了。但许多贵族因为他们对国王忠诚服务和对扩大政府的贡献而要求获得特权。

布尔乔亚贵族之下是“中产阶级”，即“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是个法国词，与英语“自治市市民”一词相同，原意是指生活在有特许状的市镇或自治市并享有自由的人。布尔乔亚是由各个市民组成的整个社会阶级。后来该词有了新义，即按照卡尔·马克思的使用，“布尔乔亚”专指资本拥有者阶级。马克思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概念应与该词在马克思之前更早时代的含义加以区别。“布尔乔亚”早先是指介于从土地获取收入的贵族与依赖工资或施舍、或经常挨饿的劳动贫民之间的具有中等社会地位的人。由于贵族家庭养成了城市生活的习惯，而中产阶级市民又开始在农村购买土地，于是阶级界线趋于模糊。有些布尔乔亚因而开始依靠地租过活，但有些乡绅和贵族（在英国则是大部分贵族），都购得海外大贸易公司的股票，或经营其他形式的商业企业。拥有大量农业地产、森林和矿山的贵族越来越多地把他们的产品拿到市场出售谋取利润。即使贵族和布尔乔亚在经济上变得如此更为相似，他们之间不同的社会意识仍旧继续存在。

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分化在 16 世纪，中产阶级人数增加较多，此后还继续增长。这是一个范围不太明确的阶级，因为欧洲各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多少及其重要性，阶级组成及所从事的职业类型都极为不同。接近最高层的是管理城市的城市名流，他们可以从自己的农村财产、商业或政府所付的酬金中获得收入，他们经常与地位高贵的人士通婚。尤其在那些城市力量强大、王室政府力量弱小的地方，例如在尼德兰、德国的各自由城市或北意大利，这种城市贵族阶级便自行组成了事实上的贵族统治。但从较大的范围来看，商人、银行家和船主的家族，和具有法律与医学这种在传统上为有学问的职业的家族一样，都是中产阶级。一般说，法官、税吏和政府的其他职员也属于中产阶级，高级官员则除外。在专门职业方面和在政府部门中，可以发现贵族的幼子与中产阶级的子弟一起共事，这种现象在英国最普遍，法国少一些，德国和西班牙则极少。

教士来自各个阶级；有原是农民儿子的穷教区神父，也有出身于贵族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但是多数教士都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新教国家，那里的牧师可以结婚，他们的子女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行会的会员是中产阶级，虽然行会在社会地位上有着极大的区别，如有大批发商或金饰匠行会，也有某些低贱职业如制革工和制桶工的行会等等。实际上，在小零售商人、小旅馆老板、小作坊主等的社会圈子里，中产阶级逐渐消失了，在他们那里，一般的产品都是手工制造的，即是由技艺较低的商人及其雇员、短工和学徒生产的。

工人阶级穷人各国的大多数人口都是由贫穷的劳动者组成的。这些人不仅包括非熟练的工资劳动者，也包括失业工人、不能被雇佣的工人和大部分转为流浪汉和乞丐的贫民。他们不会读，不会写，而且经常染上使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苦恼的不正当习惯。前面已经提及，重商主义政府努力驱使穷人工作或努力使他们对国家财富作出贡献。慈善的救济事业到 16 世纪末也得到发展，正如在 1601 年英国《济贫法》以及大陆类似的努力中所显示的那样。人们已经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乞丐是公害，穷人必须被置于贫民习艺所或济贫院中，与外界社会隔离开来。当然大多数穷人还都不是这种救济的领受者。他们有的种田，有的看管牲畜，有的开矿，有的出海作渔民或当普通水手，有的在市镇寻找工作，如当临时工、搬运工、运水工、清粪工等，有的则到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去做家务劳动，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因而需要更多的侍女、洗衣妇、男仆、穿号衣的跟班、马车夫和马僮等。家务劳动事实上在整个现代史早期已成为妇女最普遍的职业，而此种工作的报酬仍然很低。16 世纪工资的增长低于价格的提高。穷人，即使其境况不比以前更糟，那他们从涉及经济历史的伟大商业发展中所得到的也最少。社会差别确在加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获得了如此大的好处，而穷人的处境却相应地更为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