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

李树谦

1973年党的 “十大” 之后,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王洪文在党中央政治局结成 “四人帮”, 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4年初, “四人帮” 发动 “批林批孔” 运动, 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 “四人帮” 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与之紧密配合, 通过他直接控制的 《辽宁日报》 先后抛出了一批流毒全国的黑典型和假典型。 仅在文教领域,1973年7月19日发表了 《一张发人深省的答卷》, 推出了 “反潮流” 的张铁生;1973年10月10日发表了 《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 推出了 “朝阳农学院的经验”;1973年12月20日发表了 《小将挑战了, 我们怎么办?》, 推出了柴春泽与 “传统观念决裂” 的事迹;1974年2月14日发表了 《教育革命不搞好, 真是不得了》,推出了小学生杨滢这个 “反回潮” 的典型。 在 《一张发人深省的答卷》 发表后, 毛远新毫不掩饰地说: “我到处找石头, 发现了 ‘答卷爷, 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 我就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这一块块石头都打向以周恩来、 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和地方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 为 “四人帮” 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排除障碍。1974年1月31日, 《辽宁日报》 又发表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评短篇小说 掖生命业》 的署名文章, 这是毛远新找到的又一块打人的石头, 而刘敬之同志就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短篇小说 《生命》 是沈阳市作家李敬信同志于1971年6月定稿、1972年初发表的一篇以 “文革” 为题材的短篇小说。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 “文革” 前的向阳村, 在以张春生为首的党支部的领导下, 奋力学大寨, 政治、 经济形势很好。 “文革” 的风暴波及向阳村后, “四清” 下台干部崔德利, 蒙蔽一个叫丁士明的下乡知识青年, 又勾结地主分子孔香阁, 大造夺权舆论。 不久, 上海掀起了 “一月风暴”。 崔德利闻风而动, 拉拢部分群众,组成了 “造反兵团”, 自封为 “兵团” 头头并兼三队队长, 夺了大小队的权。 与崔德利相对立, 外号叫 “老铁头” 的村贫协主席、 党支委田青山和贫农的女儿、 民兵排长于学军, 串联二十几户老贫农, 组成了 “卫东” 战斗队, 与崔德利一伙展开了反夺权斗争。 他们拥护张春生, 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 查清了崔德利不光彩的历史, 揭发了崔德利的夺权阴谋, 揭露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破坏活动, 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 扭转了崔德利上台后给向阳村革命和生产造成的混乱局面。

这篇小说发表在沈阳市一个内部刊物 《工农兵文艺》 上, 在辽沈地区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在全国更是鲜为人知, 毛远新也从不知道辽宁还有这么一篇写 “文革” 的小说。 “辽海一线牵”(指上海的张春桥、 姚文元、 王洪文和辽宁的毛远新在推行极“左” 路线中相互呼应、 相互配合、 相互勾结), 远在上海的张春桥、 姚文元的文艺 “哨兵” 们, 却凭借他们灵敏的政治嗅觉感到 《生命》 的味道不对。 在党的 “十大” 会上, 张春桥、 姚文元对毛远新说: “你们辽宁有篇小说 《生命》, 是反对上海一月夺权, 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会后, 毛远新回到辽宁,立即调阅了这篇小说, 并下令在辽宁展开批判。 当时, 我在 《辽宁日报》 任文教部副主任, 报社负责人按毛远新的旨意部署文教部组织并撰写批判文章, 但由于认识上不去, 文章迟迟拿不出来。1月下旬的一天, 毛远新把一篇由 《辽宁文艺》 编辑部一位评论工作者写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评短篇小说掖生命业》 的批判文章转给报社编辑部, 指令作为首篇发难文章在 《辽宁日报》 上立即发表 (批判文章的原稿最后还有一大段从艺术上分析作品得失的文字, 因为会冲淡 “政治” 上的指向,被毛远新大笔一挥统统圈掉了)。 毛远新是辽宁的 “太上皇”,他的指令是不得违抗的。 这时在批判 《生命》 上因 “推也不动”已陷于被动的省革委会宣传组长张树德、 副组长刘敬之同志, 为“引导” 这一批判, 授意 《辽宁日报》 写一篇题为 《在斗争中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的署名评论文章, 与批判文章同时发表在1974年1月31日 《辽宁日报》 上。 文章发表的当天, 毛远新正主持召开有各市 (地)、 县宣传部长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 他在会上大发雷霆: “我拿到31日的 《辽宁日报》 找批判 《生命》的文章, 先看第一版, 没有; 再看第二版, 也没有; 翻到第三版, 看头题还是没有, 往下看, 原来发在下半部, 上面压着一篇大评论, 一篇不三不四、 驴唇不对马嘴的大评论。”

毛远新为什么选定那篇批判文章呢? 因为那篇文章一开头就毫不含糊地指出: “这是一篇政治上完全错误的作品, 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想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作者所颂扬的 “老铁头” 恰恰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克己复礼” 的典型。 文章结尾又再次强调: “我们对《生命》 进行批判, 其意义不仅是批判一篇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作品, 而是为了向这种反动思潮进行反击, 坚持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 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这是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还是取消党的基本路线的大是大非之争, 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 犹豫不定, 容忍退让, 折中调和, 那就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肃阶级斗争熟视无睹, 那就是放弃党的立场, 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种上纲上线的批判, 正是符合当时“四人帮” 一伙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的。

毛远新为什么说评论文章是 “不三不四, 驴唇不对马嘴”呢? 是因为这篇经过刘敬之指导并阅改的评论不是指向 《生命》的 “政治要害”, 而是划框子定调子, 把一场所谓的 “政治上大是大非的斗争” 框定在文艺创作上的是非范围内, 把一场 “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降调为文艺界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 评论反复申明 “在革命文艺内部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 不是为了把犯错误的人打倒, 更不是为了把哪个人搞臭, 而是为了共同总结经验教训, 以利无产阶级文艺的今后发展” “我们容许犯错误也容许改正错误。 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认识提高了, 在今后创作中改正了, 我们就欢迎, 就鼓励”。 这些论述, 说明刘敬之同志在毛远新的强大压力下, 还在努力贯彻周总理、 小平同志全面整顿的方针, 力图建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评论的正常秩序, 纠正“文革” 的 “左” 的错误。 而这恰恰是毛远新之流所不能容忍的。

《辽宁日报》 1月31日的批判文章发表后, 在毛远新的直接部署下, 在全省范围内, 在各行各业中, 普遍开展了对 《生命》的 “口诛笔伐”。 仅在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就召开了多次不同规模的批判会。 在这些会上, 不仅批判 《生命》 的 “反动” 本质,而且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批判 《生命》 的 “阻力” ——刘敬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刘敬之同志。 1974年4月13日在 《辽宁日报》 一版发表的 《省直文化宣传系统召开批判反动小说 掖生命业大会》 的长篇报道中, 用最明确的语言声称 “我省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批林批孔斗争中, 打破了来自省宣传文化部门的某些领导同志的阻力, 对 《生命》 开展了猛烈的批判”, 继而不点名地批判了敬之同志的 “错误”, “我省某些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由于他们思想政治上与 《生命》 所代表的反动思潮共鸣, 因此一再说情降调, 划框子, 束缚群众手脚, 阻碍群众对 《生命》 的批判。 他们背叛了阶级斗争哲学, 实行孔老二、 林彪的 ‘中庸之道爷, 实际上保护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进攻, 他们的要害是批判不批判, 斗争不斗争, 在两种思想、 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 批 《生命》 就必须进一步破除阻力, 批判 ‘中庸之道爷, 坚持 ‘三两爷 斗争, 狠批 ‘克己复礼爷, 回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 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 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在这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面对面的批判中, 在这一堆其重无比的政治帽子的压力下, 刘敬之同志不为保护自己推卸责任, 不为政治 “过关” 违心检讨。 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他还不忘为《生命》 的作者辩护说: “文学作品如何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课题, 《生命》 或许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会后他还对一些同志说: “姓毛, 不一定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 “以势压人, 说明他手上没有真理。” 对 “四人帮” 和毛远新倒行逆施的无限义愤, 溢于言表。

通过对 《生命》 的批判, 辽宁文艺界的同志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 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反动本质, 也更加钦佩刘敬之同志在逆境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 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崇高责任感, 挺身保护文艺工作者的高风亮节。

曾经饱受 “四人帮” 压制、 摧残的辽宁文艺界, 至今还深深怀念自己的良师益友刘敬之同志。

(1994年9月15日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