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间的友情与斗争

大师间的友情与斗争

李比希到过英国、法国等许多欧洲国家旅行和讲学，他交往的科学家甚多，不仅有著名的化学家维勒、杜马、贝采里乌斯、格雷姆、法拉第，也有农业化学家或生理学家，还有大企业家，更有趣的是他同英国艾伯特亲王周围的政界人物也有交往。同时李比希的许多学生在毕业之后仍然同吉森有着往来，尤其是霍夫曼还将自己的优秀学生推荐到吉森攻读博士学位。而他与维勒的科学交往是颇富情趣的。

1829年底，在海德堡大学施皮斯博士家，李比希与维勒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终身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维勒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贝采里乌斯，在和李比希见面以前，他们早就在雷酸和氰酸的有关问题上展开过学术争论。

在1824－1829年间，李比希对置备已知无机物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他和维勒（1800－1882）首次从实验上发现了同分异构现象。李比希还在巴黎时就和盖·吕萨克一起分析过雷酸盐的组成，他发现雷酸银的成分与维勒公布的氰酸银的分析结果完全相同。李比希从这一不寻常的结果中引申出一个重要概念，即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化合物其元素组成可以相同，只是元素的结合方式不同。后来李比希进一步分析了从氯化氰产生的酸（雷酸），又发现这种酸的成分与维勒的氰酸成分相同，维勒得知这一结果后和李比希相互进行了切磋和争论，他们两人也成为莫逆之交，共同确认了雷酸和氰酸是两个同分异构体。维勒于1828年成功地合成了尿素，李比希也试图用乙二酸、氰酸钾和氨合成尿素。尽管李比希未能成功，但却使他从1829年开始由无机化学转向了有机化学。

李比希有一种容易激动、善于辩论的火一般热烈的性格，维勒则是一位性情敦厚而文静的科学家，不喜争斗，常常清醒地看到事物可笑的一面。因而形成了两人在脾性上的鲜明对比，但他们关于雷酸氰酸同分异构现象、苯甲酰基和尿酸衍生物的合作研究却是成功的，这些工作都是化学史上著名的经典研究。那时，李比希在吉森，维勒在柏林，两人相识后立即开始相互赠送研究用的样品并且频繁通信。相距如此遥远，使两位科学家深感遗憾。1831年，在李比希的帮助下，维勒调到距吉森只有100千米的卡塞尔工学院任教授。那一年，维勒的妻子故去，李比希担心朋友过于悲伤而损坏健康，于是邀请维勒和他一起研究苦杏仁油。两个朋友合作得那么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研究。1832年，论文以“关于苯甲酰基（安息香酸基）的研究”为题发表，表明苦杏仁油可以转变成一系列含有C₇H₅O基的化合物。这一重大发现震动了整个化学界，贝采里乌斯为这一工作欢呼，把它称为“植物化学的新纪元的开始”。尽管李比希和维勒的工作地点在此后均有变动，但他们的友谊与合作是持久不变的。后来维勒曾这样描写他们的关系：“我可以打个比喻，如果以我俩的名义发表的某些小文章是我们俩中的一个人完成的话，那么，这同时也是赠给另一个人的绝妙的小礼物。我想，这就可以使你了解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了。”

著名化学史家帕廷顿评论李比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善辩性格：“李比希有着火一般的多变性情，他曾经历过许多痛苦的争论。如果在争论过程中李比希并不带有恶意，就能在适当时候同对方重归于好；否则，错误就往往归于别人。他自由地批评别人，但却（如同大多数批评者一样）讨厌别人反对自己。他喜欢说教，当他提出一种思想时，便会立即投入非常狂热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如果他认为全餐面包有益于人类健康，那么他的所有朋友及公众就必须将它作为重要的食物。他常常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总是从缺点的纠正中获益匪浅。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毫无疑问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化学家。”

由于贝采里乌斯把自己在无机化学中总结出的电化二元论推广到有机化学中，并认为是某种神秘的“活力”参与了化合物的生成，因而才会存在有机界，所以不可能在实验室中人工制备有机化合物。但是，维勒在实验室中合成了尿素，从而突破了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之间不可逾越的界线，动摇了“活力论”。1834年，杜马和罗朗在系统地研究了卤代反应后，提出了取代学说，直接威胁着贝采里乌斯的电化二元说。于是，贝采里乌斯愤愤不平地对维勒说：“杜马这种主张必定导致目前整个化学建筑垮台，而这个革命却是基于用氯分解醋酸！”

面对着这场有机化学领域的理论变革，李比希始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他在自己的《年鉴》上鲜明表态：“我不赞成贝采里乌斯的意见，因为它们建立在一大堆没有任何证明的空洞假设的基础上。”很快，他与杜马联名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一份研究纲领，完全置贝采里乌斯的权威于不顾，提出无论是在无机化学还是有机化学中，化合的规律和反应的规律在两个化学分支中都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宣言为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扫清了思想障碍，从此，李比希和杜马共同成为有机化学领域的两大权威。但是，1838年，李比希在自己一篇冗长而又重要的研究有机酸的论文中，又对贝采里乌斯的学说发起了攻击。他的研究工作对结构有机化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严酷的批评引起了贝采里乌斯的强烈不满。

性情急躁的李比希常常利用自己的刊物向他人发起进攻，即使对曾并肩作战的杜马他也毫不客气。1840年，他和维勒用S.C.H.Winder（即“骗子”）的笔名署名，在《年鉴》上发表了一封讽刺信，嘲笑杜马过分推广取代理论，两个战友因此而闹翻。而且，他们在乙醚理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李比希坚持乙基说，杜马坚持乙太林说，最后以李比希的乙烯基说作为两种理论的调解而告终。

李比希转向农业化学和生理化学研究，本是想避开与杜马在许多问题上的进一步争论，但使他吃惊的是，杜马的兴趣在同一时期也转到了生理化学方面。1841年，杜马发表了阐述营养概念的演讲，其要点与李比希在农业化学中提出的、在吉森教动物化学时所讲过的内容相似。于是李比希指责杜马有剽窃行为，这就更加深了他们早年的敌对。在以后几年中，李比希投入了与杜马及其助手的论战之中。李比希认为动物可以把淀粉等转化为脂肪，而杜马等人认为动物的所有组分包括脂肪都是从植物性食物中得到的。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这几位法国化学家对蜜蜂、鹅、猪和牛作了广泛的饲养实验，希望能证实食物含有足够的脂肪，结果却发现它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证明李比希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发酵问题上，李比希学派的化学论和巴斯德一派的生命论相对峙，前者曾一度占了上风。此后就农业化学问题李比希作为“矿物论者”又与反对派“氮素论者”进行了长期论战，正像他在《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一书的第七版序言中所说：“这个争论现在还没有解决，农民到现在还没有变成有权威的裁判者，农民能否得到科学方面实际的帮助，我怀疑，那个时刻是否已经到来。我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他们具有与父辈完全不同的锻炼和修养，来投入实践。至于我自己，已经有年纪了，组成我身体的元素正在腐烂，趋向于开始新的生命循环。”正是在这些争论中李比希学派的学术观点不断趋于完善，从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1826年，巴拉德（A.J.Balard，1802－1876）发表了他发现元素溴的报告。李比希一看到这个报告，马上想到这就是他以前在食盐的母液中分离出来的物质。当时他匆忙地宣称这物质是氯化碘，并把它放到药品架上待研究。当他证实了巴拉德的发现而自己错过了一次发现新元素的机会时，气冲冲地说：“巴拉德没有发现溴，而是溴发现了巴拉德！”他把这令他抱憾终身的物质放入了他的“错误之柜”中，以此来时刻警戒自己：以后下结论时千万要谨慎、要客观！从那以后，李比希汲取了教训，不断根据新的事实来修正自己学术中的错误。

到慕尼黑大学执教后，一天李比希邂逅大学时代的同学申拜恩（Christian Friedrich Schonbein，1799－1868）。以前，他俩虽是同班同学，但却是不同的秘密社团的成员。当时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特殊的制服和各自的领导，而且各社团成员往往彼此敌视，即使在上课时不得不紧挨着，但也决不互相理睬。李比希和申拜恩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交谈过，因为李比希的绿色短上衣和申拜恩的黑色大衣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属于两个敌对社团的。然而，50年后当他们重逢时，申拜恩也已是一位以发现臭氧而闻名的化学家了。老同学相见，李比希马上邀请他到慕尼黑大学讲课。此后，中拜恩也常从他工作的瑞士到慕尼黑来，花几天的时间参加李比希和维勒举办的郊游活动。在游玩的过程中，这几位科学家总是喜欢讨论那些奠定现代化学基础的许多具有伟大意义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