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制胜方法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首先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压迫，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使得马克思主义中的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尤其受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的青睐，他们不仅将这一部分内容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之一，而且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也是他们思考的重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实际，阐述了进行阶级斗争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等问题。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问题的基本理论，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强权机器，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们明确提出要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将“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的“经济”组织(或制度)。

李大钊指出，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打破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对社会组织进行根本改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说”，进行阶级斗争。否则，“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1]关于阶级斗争的必要性问题，他指出:“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2]他认为，当时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人类的历史当然要有一个大变化，这种变动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3]他还多次提到无产阶级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的问题，明确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Bourgeois Oligarchy)。”^[4]

陈独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明确提出进行劳动阶级的阶级战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他还引用《哥达纲领批判》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消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5]他还指出，广大劳动阶级要扫除被少数剥削者压迫的痛苦，只有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他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国家和权威及修正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6]他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7]他指出，无产者要逃出奴隶境遇，“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8]

在新民学会关于改造中国社会方法的讨论中，毛泽东、蔡和森表示反对用教育等方法使有产者觉悟的改良主义，主张用暴力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蔡和森说，他认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国会政府)，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9]之后，蔡和森还说明了建立无产专政的必要性，并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惟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10]毛泽东除了完全赞成蔡和森的意见外，还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重要性，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11]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既然已认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制胜办法，那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如何组织?其主要职能是什么?对此，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展开了初步的探讨。李达认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应仿效苏维埃的模式，并阐述了列宁所设计的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所具有的鲜明优点，表现在:“劳工专政的形式，是成了劳动阶级和下等农民永久专政的典型的劳农会共和制度。”其具体组成方式是，“一切劳动者和下等农民都包含在内，所以劳农会是劳动阶级运用主权征服资本阶级的机关，把一切立法上行政上的权力一致结合，不以地方分别选举区域，而以工厂工作场所等产业的单位为选举区域。”^[12]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够全面、深刻，同时，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还缺乏正确的分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实际也是初步尝试。因此，他们这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确也反映出早期的特点，表现在，只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明了依靠工农群众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方向。但在对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的分析时，出现不足甚至错误之处。自称为“极端马克思派”的蔡和森，于1921年2月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认为，“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三阶级。”^[13]他还进一步说:“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他还断定:“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14]这种分析显然是不正确的，没有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阶级构成的特殊性。

随后，中共一大党纲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在这个纲领所提出的四项内容，除了第四项是联合第三国际之外，其余三项讲的都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具体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15]这个态度鲜明纲领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即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主张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但是，这个纲领也表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能否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中间是否需要经过一些步骤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进而实行共产主义，对这类问题，年幼的共产党人显然还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当然，这种认识上的不足也是难免的。因为他们当时对中国实际(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等)缺乏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得不够(当时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还没有传入中国);对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不能有正确的认识。正如李达在1959年时所说:“‘一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路是肯定的，但是革命以后怎么办，就不知道了。”^[16]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问题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唯一正确的胜利道路。他们在探索中的不足之处，为以后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提供了某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