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被称为“中世纪的冬眠”的时期，指的是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为止一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基督教中的“旧教”即天主教支配着欧洲人的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和政治法权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时期。“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1]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一步步走向衰亡，基督教及其教会体系也越来越变得僵化、腐朽和不堪忍受。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2]史家在论及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时，往往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对待这一段的进展，甚至像黑格尔所做的，穿上“七里快靴”做大步的跨越。然而，这绝不证明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都是一块“空白”或一次倒退，相反，正是在基督教这种单一的、规范化的文化形式下，一系列生气勃勃的民族国家(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形成起来了。中世纪一方面是“精神动物的王国”，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教化”过程，它把当时欧洲各野蛮民族都相继纳入了欧洲文明发展的轨道，使之在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斗争中焕发出各自内在的优秀品质，并为共同迈入下一个历史阶段，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生长起来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包含着否定自身的种子。在西欧各国，正当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即13世纪中叶，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城市。这些城市不再像中古过去的城市那样，在经济上纯属封建领主和国王的税收来源，在政治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相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资金的积累，城市人口的扩展和组织性的加强，这些城市往往用金钱向封建主赎买自己的自治权。如当时英国的伦敦、牛津、坎特伯雷，法国的康布雷、圣康坦、琅城，德国的科伦、奥格斯堡、纽伦堡等。在意大利，甚至建立了许多独立自主的城市国家，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这些城市，虽然其领导权控制在商业公会和手工业行会的上层人物和少数富商手中，但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温床。城市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是商品经济。贸易提高着商人的地位，商人体现着城市的重要。那些最发达、最富庶的城市日渐成为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12—13世纪，西欧各大城市纷纷创立非教会的城市大学，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奥尔良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这些城市学校都教授罗马法，以适应当时城市工商业财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到13—14世纪，欧洲已形成了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和以北海、波罗的海地区为中心的两大主要商业区。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变着传统的道德和法权观念，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艺术的风格和目的。当1346年意大利的热那亚成立欧洲第一个银行时，以但丁和彼得拉克为代表的早期“文艺复兴”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中世纪的地平线上了。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已定型的以地中海沿岸地区为欧洲商业中心的经济结构被打破了。大西洋沿岸的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和伦敦等地取代了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美洲的金银，非洲的钻石，东方的香料、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涌入西欧市场。在开发新大陆的热潮推动下，黑奴买卖也盛行起来，其利润高达100倍。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蓬勃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极大的刺激。
不过，资本的原始积累本身又只有在工场手工业大步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自己作为资本的作用。18世纪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谈到财富的起源时认为，富裕起源于分工，只有分工才表明生产的东西不再只是为着满足人类的自然需要。的确，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本质特点正在于分工。15—16世纪的西欧，纺织、缝纫、酿酒、烤面包等行业已从原来的家庭手工业独立为社会化的手工业部门，冶金、采矿、玻璃、印刷、武器制造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尼德兰的毛、麻纺织业，其产品通过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两个最重要的商埠，远销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英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外市场，声名遐迩。资本的原始积累所导致的原始资本的形成和贵金属的贬值(所谓“价格革命”)，无疑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必不可少的推动和“润滑”作用，但资本主义发展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植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之中，根植于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的阶级关系之中。可以说，16—18世纪西欧各国所发生的一切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无不直接间接地与经济领域中一个崭新事实的出现有关，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原来的城关市民已逐渐演变和分化为两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潜在能量的新型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其学识、影响和财力成为了市民等级的代表，并以自己的道德观念、人生态度、情感倾向、法制思想、审美趣味等，使阶级利益所引起的各种冲突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这在最初特别集中地体现在宗教意识的改观之上。
16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随之发生了以闵采尔为首的德国农民战争。德国农民战争使现代无产阶级的前身即城市平民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由于平民力量薄弱，缺乏组织，由于起义主力农民的局限性，由于市民阶级和骑士阶级的背叛，这次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它除了加剧德意志四分五裂的状态，使德国在两百年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恩格斯语)以外，没有带来什么别的结果。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则对当时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各地新教教会纷纷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而独立，作为西欧封建势力最强大支柱的天主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意识形态上，恩格斯曾把路德当众焚毁教谕的果敢行为与哥白尼的伟大著作相提并论;海涅认为:“自从路德在帝国议会上否定了罗马教皇的权威并公开宣布说:‘人们必须用《圣经》里的话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以后，德国开始了一个新时代。”[3]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也就是说，使理性、思想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判者。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实质从路德本人的人格上也可以得到最典型的体现。路德虽然从幼年起就在修道院里经受了信仰的虔诚和纯洁性的严格训练，但却是一个真正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物。“从他口中曾发出这样一句名言:‘谁若不爱美酒、女人和歌，他就终生是个傻瓜。”’[4]他推翻了独身高尚的传统信念，树立起性生活是上帝的恩赐的观点，并与一个修女结婚;“他敬重妻子，喜爱儿女，有六个孩子，还收养了八个失去父母的姪儿姪女。”[5]从马丁·路德身上，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和教会精神独裁的瓦解。在新教波及的地方，“人们向sensus communis［良知］呼吁，而不再诉诸教父和亚里士多德，诉诸权威;鼓舞着、激励着人们的，是内在的、自己的精神，而不再是功德。这样一来，教会就失去了支配精神的权力，因为精神本身已经包含着教会的原则，不再有所欠缺了”。[6]黑格尔的最后这句话同时又表明了宗教改革的局限性。正如马克思说的，路德“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枷锁”。[7]这种局限性恰好是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相适应的。但尽管如此，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近代史上的震动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是很少有什么别的事件能与之相比的。所以，恩格斯把路德的宗教改革称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大起义。
1536年，在路德的影响下，法国人加尔文在瑞士发表了《基督教信仰典范》，对新教原理作了系统的阐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继续，但加尔文比路德更为激进。他将教会组织改造为民主共和的形式，使之成为脱离教皇和诸侯的选民群众的组织。教职由选举产生，从教徒中选出长老和牧师，各组织单位结成联盟，由定期召开的高级宗教会议领导。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最高国家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教会形式中的预演。加尔文教特别在那些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尼德兰、日内瓦、英国、法国、德国西部和南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了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8]1566年爆发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宗教冲突的旗帜下进行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荷兰共和国。虽然这次革命的结果还带有很大的不彻底性，然而在当时周围封建政权林立的状况下，荷兰在政治上给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榜样，同时在学术文化上，荷兰成了当时西欧新思潮的荟萃之地。许多遭受迫害的外国新教徒和进步学者都避居荷兰，著书立说，如法国的笛卡尔长期居留荷兰，斯宾诺莎的祖先就是因不堪宗教迫害而由西班牙逃亡到荷兰来的。著名科学家惠更斯，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胡果·格劳修斯，荷兰现实主义画报的代表伦勃朗，都在荷兰这块小小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宗教改革的另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后果，就是充当了被恩格斯誉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第二次大起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而加尔文教则成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对加尔文派“清教徒”的迫害，和强行在苏格兰推行实际上只是把天主教换一块招牌的所谓英国“国教”，引起了国会和国王的对峙。站在国会一边的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以及信奉新教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站在国王一边的则是封建贵族、国教上层教士和宫廷官吏。国会支持新教，实际上维护的是各项资产阶级权利，而广大农民(特别是自耕农)和城乡手工业工人在这场革命中充当了主力军。在一致反对国王代表封建势力所推行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措施这一前提下，反封建阵营内部又根据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利益，分化为各个不同的派别。其中有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的“长老派”，他们一心只想从国王手中取得某些让步，一旦目的达到，就与国王勾结来镇压革命群众;有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的“独立派”，以一度成为英国军事独裁者的克伦威尔为代表，他们要求把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但又害怕下层群众“过激”的革命要求;还有“平等派”和“掘地派”，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表达了激进民主主义和空想平均主义的愿望。在革命的进程中，独立派先利用平等派的力量，挫败了长老派的妥协阴谋，战胜了王党的军队，于1649年处死了查理一世，宣布英国为共和国，但接着又反过来镇压了平等派。1653年，克伦威尔即“护国主”位，进行了五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在他死后，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了阻止人民反抗运动的重新兴起，在斯图亚特王室的王子查理担保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的条件下，迎立查理返英即位，恢复君主制(1660)。查理二世最初还推行了一些符合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政策，但后来便越来越走向逐步取消英国革命的一切成果，甚至企图排斥新教，恢复天主教会在英国的统治。到1685年詹姆士二世即位时，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恢复天主教会的计划，这一切都危及工商业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在革命中取得过天主教教产的土地贵族的利益。1688年，国会决定推翻詹姆士，迎立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威廉为英国国王。詹姆士逃往法国，英国资产阶级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史称“光荣革命”。至此，英国确立了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盟的君主立宪制。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在一个欧洲大国中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它对整个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相应的是，作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反映的英国经验派哲学，不但给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武器，而且作为一种系统的世界观，给予了当时的欧洲学术界以极大的影响。在英国革命的准备时期，有弗·培根的唯物的经验主义哲学在为新的思维方式大造舆论;在革命高潮及克伦威尔护国时期，有霍布斯的以近代第一个机械唯物主义体系的面貌出现的哲学，和以宣扬绝对君权论为特征的政治学说在推波助澜;在“光荣革命”之后，洛克以“健全理智”为基础的、带有明显二元论色彩的唯物经验主义哲学和宣扬“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反映了1688年的阶级妥协，并较典型地表现出资产阶级稳健派的思想;到了18世纪，巴克莱和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则表现了英国资产阶级登上统治地位后，开始回避现实矛盾，力图用宗教和怀疑论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倾向。另一方面，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也给当时大陆上的哲学家、思想家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的交锋、论战和相互融合，对于法、荷、德等国哲学的发展和整个西欧近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例如，笛卡尔曾把霍布斯反对自己的意见连同自己的答辩一起付印，莱布尼茨为了与洛克论战而写出了他最主要的认识论著作《人类理智新论》，洛克的感觉论还是后来法国唯物主义的来源之一。
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当英国人民正在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浴血奋战的时候，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则由于经年累月的宗教战争而减缓了步伐。17世纪前半期黎世留首相的专权，以及后来路易十四的称霸欧洲，都使法国资产阶级被迫投靠强大的封建王权，来对付越来越强烈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反抗，在遍地烽烟的宗教战争中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地盘。这种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不得不拜倒在封建王权之下的双重态度，使当时资产阶级处于矛盾动摇的精神状态中，这在笛卡尔的古典的二元论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虽然是个天主教徒，但他把遵守天主教教义只看作一种“暂行的行为守则”[9]，而从骨子里说他的精神是完全反天主教的;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参加了三十年战争对胡格诺教徒(即新教徒)的围攻，而且恰好在战地上，他完成了自己哲学的基本构思。这对于我们理解笛卡尔哲学的真谛，无疑是个极好的注脚。
至于德国，由于新、旧教之间的战争(三十年战争)正是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的，战争结束后整个德意志已被撕得粉碎，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将这一分崩离析的局面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下来，将德意志分为近三百个大小不一的独立的诸侯领地和一千多个骑士领地。战争在物质上造成的破坏也是惊人的，无数的城市和村落被夷为平地，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农奴制又开始盛行起来。这种局面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极端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还根本不可能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要求，而只能在封建诸侯的淫威下勉强求生存。但即使这样，资产阶级对国家统一的要求以及在这前提下发展一点自由资本主义的愿望，也在莱布尼茨的包含相当丰富的辩证法因素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有所反映。
除此而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西欧各国在经济、政治上发展的不平衡，并不能否定它们之间在思想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学术水平上所起的平衡作用。的确，当时的任何一个著名的哲学家都不可能当作只是他本国文化土壤上的孤立现象，而应当看作整个西欧各国思想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除了上面说过的英国哲学对其他各国的影响外，英国经验主义也受到大陆各国理性主义的深刻影响。同样，斯宾诺莎之于笛卡尔，莱布尼茨之于斯宾诺莎的关系，都不能简单地只用一国与另一国社会状况的先进与落后来解释。毋宁说，像莱布尼茨这样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哲学家，其思想尤其应视为当时整个欧洲学术水平的总括性产物。因此，在考察这一段哲学思想发展的一般历史条件时，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眼光扩大到整个欧洲意识形态在近代的逐步转移，而这特别是与宗教神学之外的世俗学问即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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