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 飞
胡秋原熟悉马列原典，谈学论政且有独到之见，积极参与了193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两大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与文艺自由论辩。作为神州国光社(以下简称“神州”)及《读书杂志》编辑，他与王礼锡又能兼容并包各式左派思潮。“神州”与左联、社联中人，以及托派、国民党左派文人一度亦能求同存异，建立联合战线。由于学界已约定俗成地用“左翼”指称接受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文化人，笔者拟用“左派”来涵盖左翼、托派、“神州”同人等。以左翼与“神州”的关系演变为线索，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1930年代政治文化空间发展变化。
一、左派的出版空间:兼容并包与“利用”
马恩列原典及苏俄文艺理论著述大批传入中国，是1927年革命陷入低潮之后的事。诚如王凡西所言，出版此类书刊的新兴书局，投资人多非商贾，而是南京政府的反对派。经理多为投资者旧属，不知新文化为何物，又找那些从革命中出来的左派知识分子编辑撰稿。此类书局以神州国光社声势最大。1930年，十九路军领袖陈铭枢斥资接办神州国光社，对王礼锡的编辑方针表示首肯:“帮助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的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从经济上予以接济。[1]中共中央恰于前一年制定《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党员利用“现成的书店刊物”和群众组织以扩大影响。[2]托派王凡西也称神州国光社、新生命书局被己方“利用”。[3]1930年，“神州”不但出版了冯乃超、朱镜我、夏衍、阿英、柔石等人的著译书籍，(以冯雪峰为中介)与鲁迅签订出版“现代文艺丛书”的合同，还出版发行托派刊物《动力》，以及国民党左派彭学沛等人的著作。此时陈铭枢仍是蒋介石的亲信，“神州”自然不是陈个人的或十九路军的机关，而是泛左派别的公共空间。
1931年，王礼锡又创办《读书杂志》，使中国社会史论战更加激烈。早在1928年，邓初民(国民党左派)创办《双十》，发表《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陶希圣等人在《新生命月刊》、干部派在《新思潮》、托派在《动力》上各抒己见。“神州”同人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连带而来的革命方针，有自身的看法。作为编辑，王礼锡则声明《读书杂志》无意“左右战场使为己用”，而是任由各方驰骋，让读者选择。[4]他认为此次论战乃“内部争斗”，“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5]他还选登了一则读者来函:诸家“派别有不同，见解有出入，把握有深浅，而寻求真理，探讨现实，图谋新径的目标则一”。[6]该杂志作为左派的公共空间，每期发行量总在2～4万份，非《新思潮》、《动力》能够望其项背。即便日后“左翼”拒绝供稿且遭当局查禁，胡秋原仍以至少拥有1万读者自傲。[7]
时人戏称早期的《新生命月刊》乃做官考三民主义必读，故销至1.8万份;1929年间在陶希圣手中内容“从宣传到研究”，“据说读者也转换”为学生，销量锐减至1万。[8]新生命书局由周佛海、陈布雷创办，陶希圣、樊仲云主其事。不过，它也出版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恩格斯的《革命与反革命》(即《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托派刘仁静译)。该书局出版的恩格斯另一著作《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尤堪玩味:杨贤江译，周佛海校，陶希圣序。由此更可见，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人际关系上，此时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如，1920年代末彭学沛在上海商学院讲授三民主义，往往是先讲马列;蔡馥生由是得“启蒙”，后加入社联、中共。[9]“九·一八”事变后，周杏佛等人由野入朝，陶希圣则无意参与实际政治，往返于南京中央大学与上海新生命书局。
国共之外还有“第三党”，陈卓凡斥资创立南强书局，由王鼎新主持，聘请的编辑、校对多为共产党人，如杜国庠、柯柏年、冯铿等。诸人乃潮汕同乡，国民革命时期且为同事。
因论题的关系，这里还需提及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他自称一开始就“倾向革命”，新闻报道却应“绝对客观”，“不带任何党派成见”，既邀翁毅夫(时为改组派)又请“美联”的于海(后由楼适夷接替)帮忙。[10]《文艺新闻》创刊不久，即以多种方式报道柔石等人被害消息，同时也刊登了不少“民族主义文艺”、托派及“神州”动向。
改组派、托派、干部派文人，以及国共两方的脱党者，皆是在实际政治领域遭到阻遏之人，遂不约而同地投注精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此时的文化空间与政治空间并非重叠一致。党派之间虽势不两立，著作人、编辑之间的往来却颇为频繁，这就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中国著作者协会之成立，更使有关人士的合作公开化、正式化。
二、中国著作者协会:“另一种形式”的统一战线
1929年1月，潘汉年、朱镜我、钱杏邨等中共作家，与国民党左派陶希圣、程希孟、孙伏园等人，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共44人，为“争求思想言论出版之自由”、“用自由的批评与讨论来建设现代的新文化”，发起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11]当时虽有时任中央宣传部干事的潘汉年出面，左翼方面仍意见不一，协会成立后未能开展活动。这就“促使党考虑，用另一种形式团结广大的文艺界”，然后才是1930年成立的左联、社联。[12]
值得注意的是，邓初民仍是社联发起人之一。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则有托派参加。王学文日后说，社研是“在同托派斗争中”成立的，又说严灵峰等人也参加了成立大会，因托派“出席人少未敢发言，党在社研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事后严灵峰讲:‘这样是搞统一战线吗?’”[13]韩托夫称，“一·二八”事变后他出任社研党团书记，托派却拒绝交出成员名单。[14]如此说来，早期的社研乃干部派、托派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名义筹组的统一战线。
1931年，陈望道、袁殊、王礼锡、胡秋原等人又倡议成立新的中国著作者协会。次年1月17日，他们与冯雪峰、楼适夷、钱亦石、薛铁珊(《时事新报》主编，托派)等共35人召开了筹备会。与会者提名并通过了一百名左右会员，虽然王礼锡等人主张容纳国民党左派，陶希圣、彭学沛等十余人仍遭否决。[15]协会一如既往地“争取出版言论集会之绝对自由”，更要“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以及文化上的‘法西斯帝’政策，以集团的力量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16]
就在筹备会召开次日，《文艺新闻》针对胡秋原的《真理之檄》发表社论《请脱弃“五四”衣衫》。胡声称自己是无党派的“自由人”，当前文化运动任务应“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以新的科学的方法，彻底清算，再批判”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当局的意识形态，这正是著协的宗旨。然因左翼把自身对“文化领导权”的要求投射于历史，得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结论，因而对“五四”“自由”字样表现出高度敏感。王礼锡则认为，经公开选举产生的执委以无党派人士居多，这说明知识分子不易“受某党某派操纵”。[17]一方强调“自由”，另一方要求领导权，思路明显不合榫。不过，《文艺新闻》社论仍以“把火力集中起来!”的号召作结。[18]胡秋原也暂未发表回应文章。
淞沪战争中，有关人士又发起成立中国著作者抗日协会，经选举产生13名执委:陈望道、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施存统、戈公振、樊仲云、汪馥泉、严灵峰、高语罕、冯雪峰、丁玲、郑伯奇。协会通过了胡秋原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左联、社联主要人物，十余名托派，曾被否决的陶希圣、李石岑等，皆在宣言上签名。[19]陈望道、施存统是中共早期党员，然已脱党，1920年代末，施又加入改组派从事讨伐蒋介石的行动。严灵峰、高语罕则为托派。
由上可见，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左联、社联之外还有一个意在容纳异党派的“另一种形式”的统一战线。虽说中共中央已多次发出与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托派、改组派等作斗争的号召，可潘汉年、冯雪峰先后参与著作者协会，不大可能是自作主张，上级另有口头指示亦未可知。第一个“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前后，正是改组派积极运动讨蒋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客观上使脆弱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有扩大之势。王礼锡云:“在‘反日战线’之下，应当可以把许多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作一时的战斗的集合。”[20]
三、左翼的自坚营垒与泛左阵线的解体
民族危机也迫使国民党左派、托派、“神州”同人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1931年9月28日，《文艺新闻》出版了《文化界的观察与意见》特辑，内有鲁迅、王独清等人的文章。鲁迅称“九·一八”事变日帝侵华目的在扑灭中国革命。这与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决议精神是一致的，此处的鲁迅确可谓“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王独清对事变性质的看法与鲁迅看法相近，前者提出召开“真正的国民会议”以应对危机的主张，这也是托派的决议。《文艺新闻》随即收到大量驳斥王氏的稿件，袁殊选登一则以示公平，同时表示不愿再刊载双方“政见”。[21]同情革命的文化人，态度大致如此:自身无一定“政见”，想避开派系斗争旋涡，势不两立的党派却催迫他们择定营垒。早些时候，胡秋原认为反帝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乃当前之急务，[22]这与中共主张似无不同。沪战爆发后，“神州”同人提出了“市民反日政府”口号，与托派主张相近。
导致中国著作者抗日协会举步维艰的直接原因，是联合抗日，还是以工人运动为先?罢工波及了“神州”印刷所，丁玲等人要求协会给予经济支持;王礼锡愿意出面争取释放被捕工人，但反对把募捐款大半用于支持罢工。对于双方存在的争执，《文艺新闻》遂取述而不论的态度。[23]它避而不谈而王礼锡予以披露导致协会解体的关键原因是:冯雪峰先是怀疑“神州”同人为十九路军夺取协会的领导权，2月27日又与丁玲等人以协会吹捧十九路军为由退出。[24]此时，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决议皆认为，陈铭枢等人“利用十九路军士兵英勇的反日战争……造成革命士兵与革命民众对于他们的幻想，把他们奉为民族革命的英雄”，“以此来扩张他们的地盘与他们的势力”。上海反帝大同盟必须“揭穿国民党及其他各反革命派别的‘反日’‘反帝’的假面具”。要言之，必须区别对待十九路军的军官与士兵阶层。[25]《宣传工作决议案》早就强调，“绝对不能容许”“为了公开宣传，降低或修改党的政治口号”，批评“许多同志还感觉拥护苏联的口号有些说不出口”。陈铭枢的系列举动固然有扩大势力之目的，但是全盘否定十九路军将领的功绩，在“公开宣传”中仍是“有些说不出口”。政治口号在公共空间中还是发生了变形，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仍有十九路军将领的正面报道。
中国著作者抗日协会成立于2月7日，运作20天即陷入瘫痪。社联、左联恰于此时有自坚营垒之举措。3月9日，左联对吸收盟员作了补充规定，“蒙有和反对派别有关系的嫌疑者”，须用“真名发表反对那反对派别的文字”，如曾加入“反对派别”，还要把“组织内幕和活动实情完全告诉左联”。[26]社联亦于二三月间举行了第二次全体大会。虽说社联一直与托派、“社会民主主义”作思想斗争，党团书记沈志远仍指责上届领导“无所作为，有右倾的倾向，脱离当时政治斗争”，批评邓初民具有“改良主义”思想。邓后被开除出盟，反托斗争更是“居于首要地位”。[27]
《文艺新闻》也改变了中立态度。4月间，该刊对“神州”展开了系列攻击:声称胡秋原、樊仲云、汪馥泉创办《国际评论》，“一面谈马克思主义，一面反对苏俄及中国革命”。再曰胡氏“近忽多言，今日说某文学家被捕，明日宣传某思想家被枪毙，其用意何在，殊难令人捉摸”，又闻“神州”将把抗战文艺奖金颁给“民族主义文艺”，[28]后又刊登了胡秋原的澄清事实的来函。直到此时，胡秋原才发表了回应《文艺新闻》要求他脱弃“五四衣衫”的文章。[29]
中国著作者抗日协会召集人、《文艺新闻》“赞助人”、“神州”函授学校教授陈望道，于5月15日作《对于上海事变的感想》(载《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他坚持表彰十九路军，批评汪精卫等人在野左倾，入朝即右转;另外还有些人求“门面一致”，“总想束缚别人的手不能动，封闭别人的口不能说。一部分糊涂的新闻记者也有这倾向”。这就不指名地批评了《文艺新闻》和左联。他认为，各方倘若仍想求一致，首先要“让各种不一致的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
5月出版的《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了胡秋原的《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副标题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王礼锡更是和盘托出“神州”同人的政见。他援引列宁《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案》等文章中的观点，认为在争取民族自由阶段，革命政权不应单单依靠工农，还应容纳小商人和民族资产阶级。[30]由于公然号召另立政权，王礼锡又被当局责为“反动”，《读书杂志》遭全面没收。
“神州”与左翼的政治、文化歧见曾因联合抗日而搁置，“政见”不同又导致了联合战线解体。“文艺自由论辩”继之而起。左联并未与对方深入地讨论“政见”，而是只谈文学。王礼锡一再批判了盲动主义，胡秋原也曾一语代之:“随着中国‘内乱’之尖锐，独裁政治之强化，盲动主义之急进与败北，所谓普罗文学之盛极而衰，在感觉最敏锐的文艺领域中，开始见法西主义之萌芽。”[31]此时中共中央已批判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左翼也无法回应王礼锡、胡秋原问答。唯有胡风追问道:“继盲动主义而起的是正确的路线”，“批评者为什么装作不知道呢”?[32]继李立三而起的王明路线，仍是“神州”予以批评的。胡风也没有去论证其正确性何在。
四、文艺哲学的党性与自由
茅盾称，文艺自由论辩时期，左联“有提高文艺理论到‘伊里支阶段’的运动，有‘强调文艺党派性’的呼声”。[33]可见1932年春，左联不但在组织人事上作纯化运动，且欲借论战加强思想上的党性。正是在此年3月底，世界革命作家联盟(左联乃其支部)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第1～5期一并到沪。[34]内中文章被陆续译载于《文艺新闻》《文学月报》等刊物上，它们集中反映了苏联文化新政:把文化哲学“提高到列宁阶段”，反对以普列汉诺夫为正统，批判托洛茨基，攻击卢那察尔斯基“腐败的自由主义”。
党性(时人译为“党派性”)而非阶级性，才是文艺自由论辩核心议题。文化哲学的党性，广义上指思想理论的实践性。在社会史论战中，王礼锡即援引过列宁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35]批评“离实践而孤立的思想的讨论，那是经院学派的论争”。[36]狭义上，党性则要求文艺家做革命机器的螺丝钉和齿轮。瞿秋白论胡秋原的首篇文章，即援引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指责对方有意回避“问题的中心”:谁领导着这新的文化革命?[37]周扬批评论敌割裂了文学的党派性、真实性和艺术性，前者重心仍在党派性:文学必须“从属于”“服务于”政治。[38]胡风亦称:应“把握到哲学上以及艺术理论上‘党派性’的意义。这个问题周起应先生在《现代》第6期上提起过。……苏汶先生胡秋原先生对这一点投来了最大的嘲笑”。[39]
胡氏自称思想“出发点，是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列宁主义”，也不否认“有浓厚的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40]瞿秋白要求他明示对于“党的文学”之态度，不容躲闪。胡秋原只好说，作为政治家的列宁曾言，“文学者没有反对的必要”，“然而既谈文学，仅仅这样说是不能使人心服的”。[41]瞿氏要文学家做“巧妙的留声机”，胡秋原却注意到，列宁说他不懂颇具宣传鼓动色彩的马雅可夫斯基诗歌，而更喜欢普希金。[42]“至哉，列宁!”未以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立场否定其理论造诣。苏联的现状却是:托洛茨基、布哈林曾“受过分的礼拜;及其失势，又受过分的侮辱”。[43]抹杀政敌的一切成就，在思想文艺领域要求无条件服从的做法，恐怕只能说是斯大林主义。胡秋原所谓“自由人”者，指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艺术哲学时，“不一定在政党的领导之下，根据党的当前实际纲领和迫切的需要来判断一切”。[44]仍心仪苏联道路的他，不免流露出隐忧:“何以在喜沉思好自由的俄国民族艺术上专制主义的气味这么浓厚呢?……俄国的知识阶级也不高兴疑问，而只是服从。”[45]
鲁迅的态度至为微妙。《论“第三种人”》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斗争性，这是胡秋原也能承认的;关于阶级性、党性、政策性的辩证关系，亦即这场论战的焦点问题，鲁迅存而不论。他和冯雪峰于1920年代末致力于绍介普、卢、托氏文论，以及卢、托二人与布哈林主导制定的文艺政策。诸人的文艺思想如今已被彻底否定。1932年，鲁迅也翻译了《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却未加任何按语。[46]我们自然不能把译作等同于译者的思想。不过，从译文的社会功能来看，则鲁迅仍是与党人协同一致的。
所幸张闻天没有在文艺政策上追随斯大林主义，而是批评左联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冯雪峰随即代表左联认错。胡秋原遂以为，这是一场浪费的论争，左联又回过头来承认1925年苏俄文艺政策之根本精神:“革命团体应承认文艺创作之自由，进步作家最好正确认识时代解放斗争之内容。”[47]冯雪峰、瞿秋白则坚称他们不得不辩，因为胡秋原“不能心服列宁的原则之在文学上的应用”，“反对《世界革命文学》杂志和苏联共产学院对于朴列汗(普列汉)诺夫等的批判”。[48]
五、“自由马克思主义”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左联与胡秋原所论虽是文艺问题，党派之间的纷争仍是挥之不去。冯雪峰的首篇论战文章即指责胡秋原“显露了一切托洛茨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49]鲁迅亦称:“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的论客的‘理论’，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50]为学识、资料所限，笔者无法排查托派是否有“杀尽共匪”的切齿之声，至少《读书杂志》无之。鲁迅既不愿旁观，又不愿显豁地攻击托派，批胡秋原也只有半句话，然而笔锋着实凌厉。胡秋原回应道:“倘以文艺创作自由论系攻击左翼文坛，或系出自指挥刀保护”，“那恐怕至少要人类有盲目或健忘之必要”。[51]言下之意是:鲁迅也曾翻译过《苏俄的文艺政策》，那时的政策正是予非党作家以创作自由。鲁迅文字大概是勉强遵命之作，面对胡秋原的反唇相讥，一向坚持以牙还牙的鲁迅遂保持了沉默。
不过，鲁迅的那半句论胡秋原之语，仍被周扬引作文章题词，周且云“政治上的社会民主党……文学领域内的社会法西斯也穿起‘自由人’的衣裳”。[52]胡风重复周的论说，又称胡秋原放“烟幕”，“比民族主义之类的文艺理论的反动效用更大，成为目前最大的危险”。[53]民族主义文艺从理论到创作，都是外强中干。胡秋原则通读了马恩全集，熟悉列宁、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思想，因而被胡风视为最主要的敌手。
陈望道在“文艺自由论辩”中策略性地支援了“作家”。杜衡以“作者之群”自居，当然，他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实力，然把陈文中的“作家”置换成胡秋原，我们才能完全读懂其意旨。左联理论家在“学得一些常识以前，还是让作家自己各人尽量发表各人的所得有益些”，尤其是“对于破坏这一面，不必禁止别的立场的批评。……不必以为非我莫属”。这个意思，在前揭之《对于上海事变的感想》，陈望道已经表达过了。他还批评左联中人面对“别人树着大纛来攻”，“只懂得缩回到阶级的立场上架搁遮拦”，想“用警棍主义加帽子主义取胜”。左联理论家目前任务应是学习、读书，因为论辩暴露出他们“并未读过比作家更多的理论书，至少在一切论文中是显出来并未读过比之作家更多的理论书”。[54]这也是话中有话。此时的周扬、胡风属于没有读过多少马恩列原典的，瞿秋白的理论修养不同一般，但是为了与中共中央及苏联保持一致，他在论战中只能引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只能以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主义全盘否定其理论。
胡秋原倒也知道这一点，“普氏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孟什维克，对于俄国革命史很熟悉的易嘉先生也应该说一句平心的话。列宁怎么谈普列汉诺夫，他的夫人怎么谈他”，他人可以不懂，瞿秋白也人云亦云:“真太使我失望啊!”既然如此，“我们谈什么理论呢”?[55]而承续政统的左联理论家，目的也不在丰富深化马列文论，而是为了借论辩贯彻世界革命作家联盟的指示，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追根溯源，则是左联方面首先展开人身攻击，胡秋原则从理论方面予以咄咄逼人的反击，左联不得不动员力量维护自己的正统性。所论虽是文艺问题，左联心中仍有《读书杂志》影子在:该刊提出了不同于政统的革命路线，并容纳托派。
由于中国托派不大关注文艺问题，左联中人常常在机关刊物上泛泛攻击托派。社联则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首当其冲。如今，左联既不满于《读书杂志》刊载托派反对斯大林的言论，似又无法正面应对，遂纷纷借批胡秋原之机一语带及，以表立场。瞿秋白则翻译了别德内依攻击托洛茨基、拥护斯大林的《没工夫辱骂》一诗。1932年12月12日，鲁迅致信身在苏联的曹靖华，告知此诗已译载，要他寄一插图本，以便出单行本。[56]在《又论“第三种人”》中，鲁迅断定“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是不能有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地显现”。[57]从上下文看，甲乙指国共、苏德斗争。在这个维度上，胡秋原和杜衡无疑是同情苏联和中共的。可是政治文化斗争并非两极而是多极。到了1936年，的确发生了“切要的事故”:托派竟写信给鲁迅寻求支持，不容其遮掩态度。
六、泛左派别的“公共空间”之碎裂
神州国光社有意开放自己所掌控的出版舆论空间，《读书杂志》声称它将延续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做法，接受各方文艺论战文章。[58]坊间却传言《读书杂志》乃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严灵峰等人亦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王礼锡闻某方“悬投稿购买之厉禁”，他以为对方于“理论的公开讨论感到不便”，避免成员受异端思想感染，方出此策。[59]在这种情况下，《现代》遂成文艺自由论辩的公共“战场”。冯雪峰等人有意息争，也希望胡秋原能在《现代》撰文(该刊编辑杜衡等被传为官的帮凶，乃后来之事)。
就字面意义而言，成立社会民主党又意味着与当局合作，故王礼锡、胡秋原屡次辩诬，后者甚至说“只有畜生反对布尔什维克，只有畜生组织社会民主党”。[60]然左翼用词亦不严格，前揭冯雪峰文章即用“社会民主主义派”。从1930年社联颁布的《反社会民主主义宣传纲领》来看，它把改组派、第三党、托派一概纳入社会民主主义，意谓宣传马列而又反对革命在现阶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思潮。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指“神州”同人是社会民主党派，策略上要联络托派，才刊布托派文章;新生命书局更是沦为托派“出版机关”。[61]由国民党特务之人创办的小报《社会新闻》，又谣啄胡秋原、施存统、严灵峰辈均为AB团成员，[62]迫杨邨人在“团机关报”《读书杂志》发表脱离中共声明。[63]且不说AB团早已不存在，此时出面揭发托派、杨邨人、胡秋原皆为国民党特务，岂非贻笑千古之怪事!杨氏固然“门面太小”，且已脱党，《社会新闻》仍大造其谣，目的显然在加剧反蒋诸党派之间的猜忌、加剧苏区肃反。胡秋原、王礼锡、杨邨人又不得不辟谣。杨仍想“回家”，下面一段文字或谓自己无意加入托派或社会民主党:《读书杂志》“并非反革命的宣传品”，“至于她登载着取消派的理论，正如她也登载着干部派的理由一样，只是公开杂志的一种态度——不过任人去批判谁是谁非而没有她固执的主张吧了”。[64]有党派的文化人各有机关刊物。那些无意被裹挟进党派之争的文化人，为避免麻烦起见，也不大愿意向《读书杂志》供稿。陈望道、茅盾、郁达夫各发表了一篇文章后，就不见了踪影。[65]《读书杂志》本拟接受各方文艺论战的文章，可结果并不如意，胡秋原很无奈地说:“我也向各方面的朋友‘拉’过稿，但结果成绩不佳，仅有侍桁先生交来两短篇。”[66]这就使得《读书杂志》越到后来越像是“神州”同人加托派的刊物。
倘若“神州”组党并联络托派，在当局看来自然是极大的罪名。胡秋原愤称“用什么‘党’‘派’之类的名称来陷害他人，这阴谋实在近于残酷”。[67]
收束论战之际，冯雪峰、瞿秋白承认了胡秋原个人的“爱洁，高尚”，然其若“不真的从反动派别里面脱离出来”，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派托洛茨基派的文艺理论家”。[68]换言之，他们仍希望胡秋原从神州国光社中脱离出来。后者则毫不讳言自己“佩服”斯大林，“同情”托洛茨基，“对于陈独秀邓演达也都觉得可惜”。在20世纪30年代，倘若公开表同情于陈独秀、邓演达、托洛茨基，即不可能被政统视为“左翼”。参加“福建事变”之前，胡秋原写道:应对当局杀害胡也频、邓演达，囚禁陈独秀、丁玲等罪行，必须有笔墨以上的抗议!“怎么办?”“首先第一，同盟地实力地反对法西”。时有托洛茨基愿出任苏联外交官之传言，若成事实，“无疑是可庆贺的”。[69]背后虽有十九路军的政治支持(联合反蒋各党派)，不过，王礼锡、胡秋原具有左派特色的“自由”理念、兼容并包泛左派别之政见，一直没有变化。
事后看来，王礼锡通过创办书局、杂志，起到了为陈铭枢网罗人才的作用，不过双方是互动的。本文在一开始已强调“九·一八”事变之前陈乃蒋介石亲信，“神州”同人则是政治文化上的左派。在淞沪战争中，“神州”同人才明确支持十九路军抗日。陈起兵反蒋，“神州”同人方加入行动。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纲，主要是由“神州”同人起草的。
只有待共产国际改变策略，陈铭枢、胡秋原、王礼锡方得以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然而胡秋原与马克思主义的情缘，也因苏联肃反而终结。鲁迅讽刺胡秋原居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自由论，我们可以理解为，鲁迅并不认为在党派冲突激烈的时代，革命的知识分子有摆脱利害自由发言的可能。综合本文所述鲁迅的种种表现，我们确可称之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是“左翼”阵营能够持久的关键所在;反过来说，这也是两个中国著作者协会及中国著作者抗日协会甫成即亡的原因。
《读书杂志》《现代》在左右两翼的挤压下停刊，此后就没有期刊愿意成为公共“战场”了。“上海习惯，凡在或一类刊物上投稿，是要被看作一伙的。”[70]虽说“神州”与左翼最终还是交集于抗日这一点，然而前者开辟可供公开、自由讨论的文化空间之努力，显然是失败了。
【注释】
[1]陈铭枢:《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陈铭枢纪念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2]《宣言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60页。
[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77年版，第178页。
[4]编后，《读书杂志》第3卷第3～4期合刊，出版时间不详。王礼锡并拟把刊物命名为《战场》，为了避免刺激当局神经，方改为《读书杂志》。其主旨则无变化。
[5]《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1931年8月(衍期)。
[6]陈率真:《读书杂志》“通信”栏，第2卷第11～12期合刊，1932年12月(衍期)。
[7]《读书杂志社声明》，该刊第3卷第7期，1933年9月(衍期)。
[8]文氓:《国内文坛小消息》，《新文艺》第1卷第3期，1929年11月15日。
[9]蔡馥生:《我参加中国社联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10]于海:《我与〈文艺新闻〉的一段因缘》，《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81年第4辑。
[11]《中国著作者协会宣言》，《思潮》第5期。
[12]吴昌泰:《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13]王学文:《回忆“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14]韩托夫:《关于中国社联的一些回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第121页。
[15]王礼锡:《战时日记》，《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衍期)。
[16]《中国著作者协会发起纪》，《文艺新闻》1932年1月25日第46号。
[17]王礼锡:《战时日记》，《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衍期)。
[18]《文艺新闻》1932年1月18日第45号。
[19]王礼锡:《战时日记》，《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衍期)。
[20]王礼锡:《战时日记》，《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衍期)。
[21]袁殊:《无从投寄的邮件——致答王独清》，《文艺新闻》1931年10月12日第31期。
[22]胡秋原:《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结语部分，《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衍期)。
[23]《著作者抗日会援助罢工失业工友》，《文艺新闻》1932年3月28日第48号。
[24]王礼锡:《战时日记》，《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4月(衍期)。
[25]《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1932年2月15日)、《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1932年2月11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俱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卷。
[26]《关于新盟员加入的补充决议》(1932年3月9日)，《秘书处消息》第1期，见《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版，第183页。
[27]韩托夫:《关于中国社联的一些回忆》。
[28]《每日笔记》，《文艺新闻》1932年4月4日第49号;《“神州奖”预测》，《文艺新闻》1932年4月11日第50号。两文皆未署名。
[29]胡秋原:《文化运动问题——关于五四答文艺新闻记者》，《文化评论》1932年4月20日第4期。
[30]王礼锡:《“九·一八”周年的清算》，《读书杂志》第2卷第9期，1932年9月1日(衍期)。
[31]《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32]谷非:《现阶段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现代文化》第1期，1933年1月。
[33]《一张不正确的照片》，《文学》第1卷第4号，1933年10月。
[34]《每日笔记》，《文艺新闻》1932年4月4日第49号。
[35]《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第三版卷首语”，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36]《论战第二辑序幕》，《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
[37]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新闻》1932年5月23日第56号。
[38]周起应:《文学的真实性》，《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
[39]胡风:《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1932年12月15日;周起应:《到底谁不要真理，谁不要文艺》，《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
[40]《胡秋原自记》，自传，《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1月。
[41]冯雪峰在《并非浪费的论争》中特地摘录予以批驳。
[42]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
[43]胡秋原:《唯物史观艺术论》，校后记，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2、21页。
[44]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
[45]《最近世界各国文坛之主潮(三)》，《读书杂志》第1卷第6期，1931年9月。
[46]参见［日］上田进:《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文化月报》1932年11月15日创刊号。
[47]胡秋原:《一年来文艺论争书后》，《读书杂志》第3卷第2期，1933年2月。
[48]《并非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冯雪峰日后透露此文乃瞿秋白代他写的。
[49]《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第58号。
[50]鲁迅:《论第三种人》，《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
[51]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
[52]参见绮影:《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文学月报》第5～6号合刊，1932年12月。
[53]参见谷非:《现阶段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现代文化》第1期，1933年1月。
[54]参见陈雪帆:《关于理论家的任务速写》，《现代》第2卷第1期，1932年11月。
[55]胡秋原:《浪费的论争——对于批判者的若干答辩》，《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
[56]鲁迅:《鲁迅全集》，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57]《文学》，创刊号，1933年7月。
[58]《年终的话》，《读书杂志》第1卷第9期，1931年12月。
[59]《王礼锡小传》，《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
[60]《“第三种人”及其他》，《读书杂志》第3卷第7期，1933年9月。
[61]《上海市党部文艺宣传工作报告》，《左翼文艺运动史料》第318页。
[62]《左翼作家的失节》，《社会新闻》第2卷第8期，1933年1月23日。
[63]《杨邨人投降AB团》，《社会新闻》第2卷第8期。
[64]杨邨人:《我的供状》，《读书杂志》第3卷第5期，1933年5月1日。
[65]第2卷第4期《读书杂志》(1932年4月出版)发表了郁达夫的《沪战中的生活》、陈望道《对于上海事变的感想》;第2卷第6期(1932年6月1日，衍期)有茅盾的小说《小巫》。
[66]参见侍桁:《文艺时评》，编者按，《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1933年6月。
[67]胡秋原:《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
[68]冯雪峰:《并非浪费的论争》，《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
[69]《“第三种人”及其他》，《读书杂志》第3卷第7期，1933年9月。
[70]《鲁迅全集》，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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