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党派政治与专制独裁

三、反党派政治与专制独裁

深刻制约着法国革命者政治行为样式的公开性原则有多方面的表现,如政治会议对公众的开放,个人的襟怀坦白,私人团体活动的被禁止,选举及法庭表决中的唱名投票,等等;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者,恐怕还是那种反党派政治的价值取向。

不言而喻,反党派政治也就是反政治多元化,意味着对大一统或普遍一致的肯定与追求,这种观念与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却与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结有不解之缘。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表现出极权专制主义的强烈倾向,之所以会出现雅各宾专政、热月党专政、督政府专政并最终导致拿破仑的个人独裁,战争形势的胁迫固然十分重要,但反党派政治的心态所起的作用显然也不可低估。我们已经知道,法国革命者之所以有着异常强烈的反党派意识,是因为强烈的“阴谋忧虑”使他们倾向于把一切党派活动都等同于阴谋诡计。然而要在当时的法国杜绝一切党派活动毕竟是不可能的。诚如麦迪逊所言,一个社会,只要它承认并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就绝无可能阻止各种利益集团和党派的出现。法国革命中林立的党派和激烈的党争,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实际上,即使最反对党派政治的革命者(一般说来政治态度越是激进,反党派倾向就越是强烈),他们的活动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党派行为的性质,尽管他们的“党派”距现代意义的“政党”还相差甚远。可是对于这一点,他们自己不是意识不到,就是拒不承认。要他们相信民主制度下党派政治的必然性是困难的。然而,既然他们自己说到底只能以某种党派的形式活动,他们反党派政治的斗争也就不能不带有党派斗争的色彩。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党派并不是不要党派,而只是不要别人的党派,只是力图通过剥夺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来确立自己党派的一统天下而已。

这样,我们便接触到了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容不得对立党派存在的思维定势。正像法兰西阶级斗争绝少调和余地一样,法国革命中的党派斗争也表现出一种你死我活的决斗风格。每一派政治势力都自以为天降大任于斯,是不容置辩的人民或公意的代表,其他党派则都是图谋不轨的乱党,带有严重的威胁性,不除之不足以定国安民。如此心态下的各个党派之间,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相互信任与和平竞争,有的只能是没完没了的相互排斥和倾轧,不到某个占优势的党派把其他党派统统打倒或彻底制服,这种斗争就不可能止息。显然,如此势不两立的党派决斗只有可能导致两种结局:或是在各派力量悬殊较大的情况下,由占优势的党派用最极端的手段排斥其他党派从而实现“一党专制”,或是在各派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由某个野心家打着“超党派”的旗号建立个人的独裁统治。

雅各宾专政便是在特定的危机形势下,由这种激烈排斥敌对党派的思维定势促成的一党专制。这是大革命中出现的第一次一党专制,或许也可以被称作近代世界史上一党专制的第一次重大试验。在行为方式上,雅各宾派的一党专制表现出这样一些显著的特点:

(1)运用恐怖手段排斥异己。当时,一切与雅各宾派(严格说来应该是把持革命政府的罗伯斯庇尔派)意见不合的政治派别,都会被以各种往往是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乱党”的帽子,而一旦沦为“乱党”,它们就完全丧失了合法性,等待它们成员的命运,就只能是被作为嫌疑犯扔进黑牢,甚或被作为人民之敌送上断头台。雅各宾专政期间先后被无情取缔的,有吉伦特派、忿激派、埃贝尔派和丹东派,而且它们的领袖不是成批地被处决,就是被迫自杀,大都从肉体上被消灭掉了。

(2)以“超党派”姿态赢得人心。罗伯斯庇尔派似乎深深地懂得,要以“公开性”、“反党派”的名义成功地排斥异己,最关键的就是他们自己不能给人留下丝毫拉帮结派的印象。党同而伐异,毕竟非君子所为。因此,当雅各宾俱乐部内部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争斗愈演愈烈的时候,罗伯斯庇尔曾力图摆出公允的仲裁人的姿态,对两派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在镇压了埃贝尔派后不到两个星期,革命政府就又以同样极端的手段除掉了丹东派。当时,罗伯斯庇尔还以这样娓娓动听的语言,向国民公会表明自己不屑于拉帮结派的“光明磊落”:

我曾经是佩蒂翁的朋友,但他的真面目一经暴露,我就抛弃了他。我也曾和罗兰有过来往,但他一叛变我就揭露了他。丹东要步他们的后尘,在我看来,他只能是祖国的敌人。⁽¹³⁾

甚至对于“雅各宾派”(les Jacobins)这一称号,身为雅各宾派领袖的罗伯斯庇尔都表现出一种神经质的忌讳。早在1792年2月26日,他就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不应使用“雅各宾派”这个简单的称呼来指代雅各宾俱乐部,而必须不厌其详地使用“设于雅各宾修道院的宪法之友社”这个全称,因为“雅各宾派”这个称呼,“由于敌人不断加予我们的种种诽谤,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行会甚至乱党”⁽¹⁴⁾。

(3)以保证革命阵营团结一致的名义,杜绝一切向中央政府闹独立性的活动。曾经为确立雅各宾派统治立过赫赫战功的广大民众社团,即因此而蒙受了“兔死狗烹”的悲剧命运。这些民众社团是继小学教师当萨尔于1790年2月成立“男女爱国者友爱会”之后,首先在巴黎发展起来的,当时通常以“区民大会”的形式出现。作为巴黎各区无套裤汉政治活动的中心,它们比雅各宾俱乐部更富于群众性,往往表现出更激进的革命要求,并在推动大革命步步走向激进的历次重大革命事件中,一贯地充任着排头兵的角色。雅各宾派的崛起,一刻也离不开这些民众社团的支持,而为了取得这种支持,雅各宾派也乐意容忍它们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尽可能地满足它们的要求。然而,一旦大权在握、江山坐稳,雅各宾派继续对民众社团的独立性宽大为怀,显然就很难了。1793年9月9日,国民公会禁止各区民大会“常川集会”(当时表示处于紧急动员状态的一种做法),即已开始表露出对民众势力的不容。可富于战斗性的各区活动分子并不示弱,他们或是把些区民大会改造成区民社团,或是创立一些新的民众团体并通过相互联成一气,来保持自己的战斗力。这些独立于雅各宾俱乐部之外的社团(因其成员都是区国民自卫军战士,故通常被称作区国民自卫军协会)构成了巴黎人民运动的基层组织,各区的活动分子即通过它们来左右各区的政治,监督行政机构,并向市政当局甚至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在共和二年秋季至春季这段时间里,类似的民众组织形式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形成了一批强大的组织网络,在遏制国内反革命势力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尽管如此,这些体现着人民运动独立性的民众团体,却终究不能与坚决拥护中央政府的雅各宾俱乐部及其分部长期共存。革命政府在完成了对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镇压之后,便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这些民众团体的讨伐。这场围剿,是通过把雅各宾俱乐部的“总部”树立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打着“团结”和“统一革命力量”的旗号来进行的。结果,巴黎各区的39个区民社团纷纷在共和二年花月和牧月间被迫解散,一个始终含有自己的独立愿望的民主习惯的人民运动就此被强行纳入雅各宾派的框框。当然,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联盟关系的结束和尖锐对抗的开始,而这一后果对于革命政府的致命性,是罗伯斯庇尔派做梦也没想到的。

热月反动虽然结束了雅各宾专政,却并没有结束雅各宾派所创始的一党专制制度及其各种行为方式。容不得敌对党派存在的一党专制倾向仍然公开或隐蔽地盛行于热月党统治的时期,甚至雅各宾派推行一党专制的行为方式,也在不同程度上为热月党人所遵循。众所周知,热月党的统治(它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波拿巴上台)从一开始就离不开排斥敌对派别的政治暴力。没有“金色青年”的棍棒恐怖,没有“葡月将军”的炮火镇压,热月党统治的确立就无从说起。无论在热月党国民公会时期,还是在第一、二届督政府时期,执政的热月党人都强烈地倾向于排斥异己,并频频使用恐怖手段来制服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反对派。在共和三年,热月党国民公会不仅用断头台和流放的方式摧毁了整个山岳派势力,而且通过重申1792年和1793年颁布的惩治流亡者和教士的法律,最后还通过波拿巴的大炮,阻止了王党势力的卷土重来。共和三年宪法的通过似乎表明热月党人要重开政治自由的局面了,然而他们同时表现出来的反党派政治的强烈意向一开始就注定了这种政治自由的短命性。共和四年雾月14日(1795年11月5日)的督政府成立宣言明确宣称,这个政府将“严厉镇压一切乱党,熄灭任何党派意识”,并号召全体共和分子“团结起来”(无非是要求人们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而,一旦重新取得合法地位的雅各宾派和其他更激进的派别发展壮大起来,并表现出对社会平等的热烈追求时,督政府的“政治自由”便迅速让位于专制独裁。霜月14日(12月5日)督政府签署了对巴贝夫的逮捕令。雨月1日(1796年1月21日),督政官勒贝尔发表演说同时对保王派和雅各宾派大加鞭挞,重申“在共和国面前任何派别都应消除”。风月7日(2月26日)督政府重新封闭雅各宾俱乐部,接着又下令追查雅各宾派的报刊和撤销雅各宾分子的公职。被捕获的巴贝夫集团则在共和四年牧月被残酷地处死在断头台上。而当利用政府的右倾而重新崛起的保王派控制了两院,试图与督政府分庭抗礼的时候,等待他们的也只能是武装政变式的猛烈打击。果月18日政变的直接结果,不仅是保王派的65位头目被勒令流放圭亚那,177名议员被除名(而且没有替补),42家报刊被取缔,同时也是热月党政治自由尝试的彻底结束。由此建立的第二届督政府在排斥反对派方面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通过共和六年春末的议会改选来取得驯顺的议会多数,督政府事先就作了精心的准备。由于当时保王派已经噤若寒蝉,督政府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即正在以“立宪派联谊会”的形式进行宣传活动的“新雅各宾派”。对反对派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促使督政府为阻止这种威胁进入立法团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甚至采用了一些近乎政治流氓式的手段。比如,在选举前,它就一边在全国各地大造舆论,呼吁人们注意“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派”这种双重危险,一边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免除许多左派官员的职务,在许多城市宣布戒严以制造紧张空气,并借口检查路捐执行情况,派遗巡视员向各地特派员下达指令和分发经费;在选举过程中,督政官梅兰蓄意在许多选举人大会中制造分裂,即煽动一部分拥护政府的选举人单独召开选举会议,并操纵两院拥护政府的议员通过决议承认他们的选举结果。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唯督政府马首是瞻的两院多数派公然通过了臭名昭著的“花月法令”:19个省的由分裂分子选出的议员全部获得承认,没有发生过分裂的8个省的选举结果反被宣布无效,另外还有60名左派官员被取消了当选议员的资格。结果,106名通过合法程序当选的议员被拒斥于议会大门之外,政府提出的191名候选人却被顺利地安插进了两院。应当说,在以“反党派”或“超党派”为名、行党同伐异之实方面,督政府的恐怖统治和共和二年的雅各宾专政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只是在为人处事方面,督政们远不如罗伯斯庇尔派来得磊落和坦荡:罗伯斯庇尔派能够公开宣布“自由的专制”,宣布停止选举,而督政府却既要搞一党专制,又要涎着脸皮为自己的统治蒙上一层“民主选举”的遮羞布。

同罗伯斯庇尔派一样,督政府也丝毫容不得任何跟自己存有二心、闹独立性的政治势力,不管这种势力曾经是它多么亲密的盟友。勒费弗尔曾指出,督政府之所以要费那么大的气力严密控制共和六年的选举,是因为它“不仅要排斥雅各宾派,而且要排斥拉马克这样的独立派(尽管拉马克原是吉伦特分子)”⁽¹⁵⁾。不过,最典型地反映着热月党政权的这种狭隘性的事例,恐怕还是热月党国民公会对“金色青年”的排斥和镇压。“金色青年”团伙本是由仇视雅各宾专政的有产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子弟组成的,曾在热月反动期间充当清除雅各宾势力的别动队,为巩固热月党人的政权立有汗马功劳。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团伙在政治上具有双重性,表现在它不仅是热月党人推行反动政策的一个手段,同时又是热月反动的一个富于主动精神的推动因素,一贯地显示出超前于热月党人的反动热情,常常推着热月党人走路。比如,金色青年的许多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如成群结伙地在大街上追打雅各宾分子,在剧院阻挠革命戏剧的演出,在国民公会旁听席上驱赶雅各宾派群众,以及肆意冲击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公会,亵渎革命崇拜的各种象征物(从撕扯妇女身上的三色徽、清除小红帽时尚,直到四处捣毁马拉等革命烈士的胸像)等等,都是未经政府许可的,甚至是违背热月党国民公会多数派的初衷的,常常不能为他们立即接受,只是在事态发展日趋严重,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之后,热月党政府才被迫顺应他们的要求,从而加速了反动的进程。作为反动的“工具”,“金色青年”曾在实际上帮过热月党人的大忙,也曾因此得到过热月党人的悉心培植和庇护;然而作为反动的“发动机”,“金色青年”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独立性”,因而也就难免被热月党人视作一种潜在的异己势力。这就注定了它与热月党的联盟的短暂性。果然,一旦激进民主派被彻底摧毁,日渐流露出保王倾向的“金色青年”便开始成为热月党人的绊脚石,最后终因参与王党暴乱而被取缔。由此看来,热月党人与“金色青年”关系的演变和雅各宾派与无套裤汉革命斗士关系的演变,尽管意义迥异,但制约着它们的政治文化机制却没有什么两样。

说到这里,也许有必要重申这一事实,即我们所谈论的大革命中的“一党专制”,远不可与近现代政治中的“一党专制”同日而语。因为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中异常强烈的反党派意识,使当时的法国人打心眼里厌恶有组织的政治,也就是说使他们根本不屑于组建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当时盛行于世的珍视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也许也在强化着这种心理取向)。法国革命中搞一党专制的“党”,无论是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还是热月党或所谓“督政派”,都不过是一个个由政治主张大致相同的人们组成的松散的联盟而已。但是从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联盟”,不管多么松散,但毕竟也是一种组织形式,甚至可以说是某种政党的雏形。既然如此,它的专制统治显然也就既不应当被简单地定义为某种“全民共有的国家”⁽¹⁶⁾,又不能被视作纯粹由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而应当恰如其分地被称作某种尚未定型的“一党专制”。当然,这种统治形式的不成熟性也反映了它内在的一种深刻的矛盾性,这就是它一方面强烈地反对有组织的政治,一方面却在政治实践中遵循着一定的组织形式。这一情况,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本身的弱不禁风,从而决定了当时法国政局的动荡不安。资产阶级的利益当然不能容许这种情况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于是,当第二届督政府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时候,复兴法兰西的伟大使命便历史性地落在了拿破仑·波拿巴的肩上。

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的政变,似乎开始了波拿巴用个人独裁解决自雅各宾专政以来一直困扰着法国的上述矛盾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波拿巴的个人独裁十分醒目地打着“超党派”和“反党派”的旗号。在督政府时期,他就明确主张“决不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政府应该是国民的真正代表”,后一句话实际上道出了他对滋生党派政治的土壤——议会本身的蔑视。事实上他也是一贯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自居,让立法机构沦为彻头彻尾的橡皮图章。波拿巴似乎深深地懂得,在一个讲究“透明性”、“公开性”和“反党派政治”的国度,却坚持把政权交给一个有一定组织形式的政治派别或寡头集团的做法,不仅荒唐,而且有害,因为在政府具有某种派别精神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封住其他党派的嘴巴的,而各党派之间基于“公开性”意识的异常激烈的相互排斥,则势必使国家陷入危险的长期动乱。因此,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以君临天下的姿态革除政府的党派精神,进而彻底杜绝一切反政府的派别活动,把大革命的“公开性”原则一举推向极端。在走向个人绝对权力的道路上,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摆脱对曾帮助他取得政权的雾月党的依赖,为此他与教会重新修好,大赫流亡者,四处网罗亲信,不论是贵族还是资产者,是王党还是共和派,只要愿意听命于他,他就予以任用,由此促成了雾月党势力的分崩离析,并在他的麾下使当时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达成暂时的团结。在个人势力的圈子之外,他则严厉禁止了一切派别的政治活动。在当时的整个法国政坛上,只响彻着一个声音,这就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声音,而在他本人看来,这也就是“人民”自己的声音。

显而易见,“公开性”原则的这种彻底贯彻,同时也就是它的寿终正寝。个人独裁往往能在一定时期内促成一个民族的稳定和强盛,但由于牺牲了人们起码的政治自由,它更容易把这个民族拖入灾难——这并不仅仅是拿破仑时代告诉人们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