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尼·萨托利列举了民主的反义词,其中就有专制。但纽曼认为,常人乐于将政治系统完全道德化,这对真正理解民主与专制的关系造成了简单化倾向,即民主与专制乃是完全背离的。利用历史考察的成果,纽曼指出了民主与专制的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同时也是逻辑上的三种可能性。
1.专制可能是民主的补充。但这指的是紧急状态的民主,有类似古罗马类型的功能,纽曼把它划分为一种地方执政。
2.专制可能是民主的准备。(教育的专制)
3.专制可能正是民主的否定,并以而是完全残暴的系统。
在纽曼看来,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统治或许是教育专制的一种经典案例：
如沃纳·耶格提出的:“大众仍然是政治上无经验的,因此民主之路漫漫,直到贵族被佩西司特拉托斯贬低,其不会到来。”我们还可以给佩西司特拉托斯加上的伟大作用乃他为希腊民族精神的创造者。这由促进“中产阶级”紧急状态所完成,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民主的社会预件(prerequisite)。因此没有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劳作,克列欧美涅斯和伯里克利的政权会很难想象。[7]
纽曼认为,无产阶级专制也是为自由做准备的,但无产阶级手中的权力集中只具有工具意义,权力被用来消除全部阶级统治以及预示无阶级社会自由新纪元。
托克维尔曾发现他那个时代的美国的民主社会情况会为建立专制提供非常便利的条件。[8]而纽曼也发现,所有现代民主专制都从民主条件中产生。这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已成为现实：
专制者被迫寻求大众支持,并且一旦得到支持,去实践民主的仪式,即便民主的实质被压抑。如恩格斯已经看到的,似乎政变抵抗现代军队是无望的,专制者只能依靠军队的容忍或帮助才能获得权力,但要维持其权力,他依靠大众基础。[9]
但是,在纽曼眼里,法西斯与布尔什维克的专制类型之间存在重要不同。前者,专制者能依赖传统集团的实质性部门(工业、财政、农业、军队、官僚、司法),这些部门保证最低限度的形式合法性,因为公开的反叛将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安全。结果,专制者在其掌权过程中不得不玩民主的游戏(比较希特勒在1923年酒吧厅政变前后的策略)。并且它一旦实现了目标,与外部世界竞争的需要以及保证工业劳动力积极或消极合作的需要,导致纳粹——法西斯专制的类型,作为民主的更高级或更高贵的形式而现身。[10]
纽曼认为,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对大众支持的需求有不同本质。作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无产阶级专制的原初理论,至少配得上民主理论的某个版本。但是俄罗斯无产阶级在1917年还是少数,随着布尔什维克对托洛茨基持久革命理论的否定,民主大众基础已经从农民那里得到保证。[11]
纽曼对民主的形式功能充满了信心：
今天,每一个民族无可替代地经历了民主,即使最落后的人民也已经对民主觉醒并想要民主,觉醒的大众意识通常采取适合民族解放需要的形式。结果,某个专制者必须尝试通过按照民主议程行动而成为凯撒,即使他被迫走向极权主义政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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