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政”与“开明专制”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　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之作，中心论旨在论证知难行易，在第六章《能知必能行》中，提出了著名的革命程序论，即：“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¹⁾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所谓军政时期，为破坏时期。即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以革命军打破满清专制，扫除腐败，改革风俗，解放奴婢，等等。所谓训政时期，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县为单位，扫除积弊，积极开启民智，办理卫生、教育、道路改革等各事。各县已达完全自治程度，则选举代表，组织国民大会，制定五权宪法。所谓宪政时期，为建设完成时期。即施行宪政，实行直接民权。孙中山称此三时期的划分，为其“革命方略之大要”⁽²⁾。它的出发点是：“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相至、相辅而相行者也。今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开革命建设之始，是无革命之建设矣”⁽³⁾。孙中山此言，自是不易之论。革命破坏绝非目的，建设告竣之时，才是革命收功之日。⁽⁴⁾孙中山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重要，认为革命党不能行革命之建设，“其效果不过以新官僚而代旧官僚而已。其于国家治化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毫无所补，是亦以暴易暴而已”⁽⁵⁾。又据孙中山自述，在民国建元之初，他即向党人宣传这个革命方略，“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⁶⁾。孙中山甚而因是说，他之所以甘让总统，实由于此。

这确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革命党人之所以不赞成孙中山的这个革命方略，是他们认为理想太高，难于办到。而革命党外人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训政”之说，亦诸多不满。写作这篇短文，无意讨论其间是非，亦无意讨论“训政”之是否必要，只在读史之余，想到前乎中山此说的历史上一场大争论，因而做一些探索考究的工作，如是而已。

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部分，写于一九一八年。把历史回溯到十二年之前，即一九〇六年，革命派与维新派之间关于“开明专制”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论。论争中维新派梁启超的主张，以之与十二年后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相较，相似多多，颇堪玩味。

争论由梁启超的一篇文章引起。《新民丛报》于一九〇六年第七十五期及第七十七期发表梁启超《开明专制论》，主旨在反对共和立宪（民主革命），论点大要认为“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理由两条：一、人民程度未及格，不知何以行宪；二、施政机构未整备，无从行宪。于是，梁氏提出其命题：“中国今日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⁷⁾此处所谓立宪，指君主立宪。开明专制时期要做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开民智。开民智为维新派尤其是梁启超长期以来的主张和所从事，其实革命派所做的革命宣传工作，也何尝不是开民智之事，但因两派终极目的不同，一在推翻清朝建立共和，一在维护帝制推行立宪，梁启超这一“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实行开明专制的主张，遭到革命派的强烈反对，论争由是而起。

论争主要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两大刊物之间进行，在汪精卫同梁启超之间进行。汪精卫在《民报》第四期发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直指《开明专制论》而驳之。虽然汪文发表之前，胡汉民在《民报》第三期，已有《〈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批评了开明专制说，但胡文对此只是捎带而及，并没有把问题展开，不过泛指“我民族不可以为共和立宪”之说而稍驳之（胡文发表时梁文只发表了一部分），且又明标开明专制的论点出于日本法学家笕克彦，⁽⁸⁾所以，梁启超继汪文而发表《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即完全针对汪精卫驳论而发。之后，汪精卫复于《民报》第六期发表《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梁汪之间，来来去去，针锋相对，争论势不可止。

两人所争，勿烦细述，大约言之，可分为三。

一、梁启超从反对共和立宪出发，以为“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所谓共和国民之资格，按梁氏所说，要具“有能行议院政治之能力”。⁽⁹⁾他又把他的论据归结为四点：“一曰，未有共和资格之国民，万不能行共和立宪；二曰，今日中国国民实未有共和资格；三曰，共和资格非可短期之岁月养成；四曰，革命军倥偬骚扰时代必不适于养成共和资格。”⁽¹⁰⁾汪精卫驳开明专制，结语看来是得宜的：“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然欲得其人，非能自然必至，乃偶然之遭值而已。且治国者不徒有治人，而兼恃有治法，开明专制，有治人无治法者也。彼非无法，而法之力不足以限制之，则犹无法也。故开明专制，非适宜于今日之中国，尤非能望于今日之政府者也。”⁽¹¹⁾但在因此而展开的辩论中，汪精卫则有顾左右而言他之势，避开了梁论的要害。梁启超说“今日”之中国国民未有共和国民资格，汪精卫则抽去了“今日”二字，而说“必能有”为共和国民资格，以致梁启超堂而皇之地答曰：“夫抽象的今日中国国民与具体的‘中国国民’，其不能混为一谈明矣。吾文谓今日我国国民不能有此资格，吾文中之意谓在近的将来我国民不能有此资格，凡此皆就抽象的立论也。若具体的言中国国民，则吾何尝谓其必不能有此资格；岂惟未尝言其必不能，而且言其必能也。”⁽¹²⁾

二、梁启超认为，共和的国民心理，不是久已习惯于专制的人民在一二十年的岁月能养成。汪精卫认为，中国人民早有平等、博爱、自由观念，所以共和革命是很容易的事，民权立宪有如折枝之易，为之必能致之。梁启超对此提出批评，以为共和的真精神，在于自治秩序而富于公益心。汪精卫则以为自治秩序与公益心源于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汪氏所谓中国人民早有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显属附会，缘此而以为自治秩序与公益心一蹴即就，亦必未然。

三、两者都承认要养成国民的实力，在这一点上，前提相同，而养成之道有异。汪精卫认为应用教育与革命的方法去养成国民的实力，说是在革命之前、革命之时和革命之后，教育皆一日不可缺。梁启超虽也重视教育，但认为，革命之前无从进行教育。革命之时亦无从进行教育。他又轻视“为政治谈”的教育，如上海某学社（按指爱国学社），也不承认革命前书报鼓吹的作用，因而说：“吾以为养之之途分两方面，开明专制其一也，政治革命之思想普及其二也。”⁽¹³⁾（按梁启超所谓政治革命，是指革君主专制而为君主立宪。）梁启超又强调，无论开明专制或政治革命（君主立宪），都有利于教育普及，养成国民实力。“吾以为一日不行开明专制，一日不行政治革命，则一日教育不普及，而人民一日不能得共和之程度。……不先利用国家之强制力以实行一切行政法规，则断无普及教育之理。……开明专制与教育相倚，政治革命与教育相倚，经此两阶级后，则虽民族主义（振常按：指排满反清）缘兹普及焉可也，虽共和资格缘兹普及焉可也。”⁽¹⁴⁾梁启超是绕了一个圈子，回到教育普及上去。他在这里所做结论，虽与后来革命发展的结果相悖，经普及教育才能达到排满目的之说，亦为事实所推翻，但他讲普及教育与养成共和资格的关系，较汪说之流于笼统实为透彻。

在两派的争论中，孙中山始终未尝置一词，只是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引述了孙中山一段话。这段话于汪精卫发表在《民报》第一、二期的《民族的国民》中被引用，在说明革命之际兵权与民权的关系，梁启超词而辟之。这场争论之后，孙中山文字中，亦未曾见有对开明专制的批评。

争论过去十二年之后，孙中山写作《建国方略之一　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提出他的革命程序论，所持理由，颇多近似当年梁启超所持论据。

孙中山认为，共和之道，非一跃可几，他强调人民的知识和全国的习尚对能否达到共和的影响。他以美法两国革命为例，说：“美国一经革命而后，所定之国体，至今百余年而不变。……长治久安，文明进步，经济发达，为世界之冠。”道理在于，英国人本富于自治精神，“至美而后，即建设自治团体”，独立以前，“十三州已各自为政，而地方自治已极发达，故其立国之后，政治蒸蒸日上，以其政治之基础全恃地方自治之发达也”。“法国则不然。法虽为欧洲先进文化之邦，人民聪明奋厉，且于革命之前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权之鼓吹，又模范美国之先例，犹不能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故何也？以彼之国体向为君主专制，而其政治向为中央集权，无新天地为之地盘，无自治为之基础也。”这就是说，有没有地方自治的习尚（传统），其结果迥然不同。孙中山接着说：“我中国缺憾之点悉与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识、政治之能力，更远不如法国，而予犹欲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道何由？此予所以创一过渡时期为之补救也。在此期间，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这同梁启超所说共和资格非可短期养成，所以要创一过渡时期，极为相近。和梁启超不同的，只是不能因此而不能革命。梁启超在君主立宪之前要有开明专制以为过渡，孙说则在民主革命之后要有训政时期以为过渡。

同梁启超一样，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一说“吾人民之知识远不如法国”，二说“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三说“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婴儿耳”。孙中山进一步阐明，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实和习尚相关连，那就是“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是故革命之后，创一训政时期以为过渡，以提高人民的知识，改变人民的习尚。孙中山把这个过程，比之于如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而这个当代的伊尹、周公，就是当政的国民党，他说：“况为开中国未有之基之革命党，不尤当负伊尹、周公之责，使民国之主人长成，国基巩固耶？”⁽¹⁵⁾

仅举以上两大端，已可见孙梁见解相近相似之处，如再举其细者，如梁启超谓“共和资格非可短期之岁月养成”，“革命军倥偬骚扰时代必不适于养成共和资格”，直是孙中山倡行训政的张本；梁启超认为共和的真精神在自治秩序而富于公益心（梁又称之为自治观念和公益观念），更为孙中山倡导的训政时期的主要养成内容。再以孙中山、梁启超文章和汪精卫的文章相对照，尤其汪精卫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郑重提出两条论据以驳梁启超之说，其一曰：“国民之能力，终远胜于政府之能力也。”其二曰：“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也。”⁽¹⁶⁾孙中山则认为国民现在无此能力，所以要进行训政，要革命党和革命政府去教育人民，去作伊尹、周公。当然，汪精卫指的是清政府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孙中山指的是革命政府及其统治下的人民。但按诸常理，绝无一经革命国民能力反而退步如孙中山所说为婴儿，政府能力亦不致立刻大为进步。孙中山既称革命后国民尚无民权立宪之能力，则革命前自然更无此种能力了。此已见于前引中山所说。于此可见，孙中山对此，和汪精卫有不同的看法，而更接近于梁启超，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似乎孙中山和汪精卫在论战了。尽管梁启超讲的是企求如何达到君主立宪的途径，孙中山说的是革命以后的现实，我们不能以立宪、共和两派根本性质的差别，而忽略两派对国民政治精神估价的相近相似。

还应该注意到陈天华的一篇文章。在汪梁开始论战的前一年，即一九〇五年，陈天华于《民报》第一期发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在梁启超之前提出了开明专制（梁的《开明专制论》多有驳陈说之处）。文章说：“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¹⁷⁾按此说，其程序应为革命——开明专制——兴民权、改民主（共和立宪）。此说与孙中山后来所提相似，而用“开明专制”一词，则与后来的梁启超相同。梁启超用此以为改良过程中之一时期，以反对革命，革命派（陈天华）用此为革命后之一阶段。足证，革命派（汪精卫等）之反对开明专制，实在反对梁启超以民智未开作反对革命之借口而已。要之，开启民智则为两派的共同主张。汪精卫毕竟是革命党中一位理论家，能够在论争中讲述一番道理，如果像章太炎那样，“民智未开，即以革命开之。”语诚痛快，气势亦足以壮山河而令康有为语塞，但不作理论和实际上的阐述，则不足以服人。

据梁启超引笕克彦开明专制之说：“开明专制，以发达人民为目的者也。”“开明专制，与立宪同一状况，而为立宪所由之阶级也。”“凡国家如欲立宪，必当经过开明专制。若中国汉唐时代，固亦可谓开明专制。故中国今日如欲立宪，必当再经过开明专制。”⁽¹⁸⁾同样一个开明专制的提法，维新派的梁启超是全然接受和照搬，革命派的胡汉民、汪精卫则绝对的排斥（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未指名地引胡汉民之说而谓“然则论者固不能绝对的排斥开明专制”，实是曲解）；同是革命派的陈天华则有条件地加以接受。汪精卫在驳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时声明，他不同意陈天华的意见（“吾与思黄〔按即陈天华〕所见稍异”⁽¹⁹⁾）。十二年之后，孙中山变换了一个提法，其说与陈天华同，其内容则远远较陈说之极为笼统而大为详尽与周密，其论据则多与梁启超相近似。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　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中，未曾用“开明专制”一词，然又自设一问：“或又疑训政六年，得毋同于曲学者所倡之开明专制耶？”而后出以极简单之回答：“曰：开明专制者，即以专制为目的；而训政者，乃以共和为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别也。”⁽²⁰⁾其言自无可非，然以共和为目的而行之不善，亦未始不能流于专制。中山自设此问，不亦说明他有以疑及训政之说或有类于开明专制乎？

孙中山自述，他在民国建元前一年，过伦敦，曾与反对改共和的英国名士加尔根辩论，“迨予示以革命方略之三时期，彼乃涣然冰释，欣然折服，喟然而叹曰：‘有如此计划，当然可免武人专制、政客捣乱于民权青黄不接之际也。’”⁽²¹⁾果如是，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构想，当早于民国建元前即已有之，我们不能确知孙中山这个构想究竟始于何时，但汪精卫发表于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一月《民报》第一、第二期的《民族的国民》中，引述了一段孙中山的谈话，内容大致言革命之际兵权与民权的关系，如何解兵权以授民权。其言曰：“定此关系，厥为约法”，组织地方议会，“监视军政府之果循约法与否”，“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共和国民之资格，一旦根本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飘摇之虑矣。”⁽²²⁾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此时（一九〇五年，或早于此时）已有了此后写作《建国方略之一　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所倡革命程序论的雏形，尽管尚属朦胧。明乎此，则一九〇六年汪梁论争，孙中山缄口不言之故，也就可解。然而，汪精卫既已引孙中山此话，还可以推想，孙中山日常对党人所谈，必不止此，何以汪精卫在与梁启超论战中坚持其论据而不受孙中山的影响（这里说的只是论据，而不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别）？对此，或者即是孙中山所说的党人“多期期以为不可”乎？只能说是疑莫能明了。

上面所述，只能证明孙中山在革命以前已考虑到这个问题，并有所设想。更重要的是，革命以后的现实刺激了他，使他怀抱伤心之痛，更感革命方略三时期的构想切合事理，因而加深研究，写出了周详完备的著作。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惟民国开创以来，既经非常之破坏，而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此所以祸乱相寻，江流日下，武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无法收拾也。”“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梁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此袁氏帝制之时而劝进之所以多也。”⁽²³⁾此是就其大者而言，在写作《建国方略之一　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的前一年（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写了《民权初步》，后改名为《建国方略之三　社会建设》，此作在教人如何开会，看来事涉琐细，可是，连会都不懂得怎样开，讲什么行使民权。孙中山可谓用心良苦。

就政制而言，孙中山的训政，并不等同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但是，作为近代思想史上先后问世的两种学理，它们之间却有着一脉相承之处，这是意味深长而耐人咀嚼的。当维新派倡开明专制论以抗拒革命之时，他们无疑是一群堵挡时代潮流的人。然而，他们以开民智立论，在悖乎时代潮流的言论中，又曲折地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某些合理的历史内容。虽然后来革命造成了掀天巨潮，但合理的东西却不会被淹没，它们会顽强地表现自己，迫使身处潮头的人不得不正视自己。于是，由开民智作牵接，相隔十二年之久，革命党领袖人物与维新派言论代表，竟然奇特地表现出一种同一。这种同一反映了中国国情对于资产阶级不同政派的历史制约。此后多年，同一个问题又不断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兴起，不是为了从伦理、文化上寻求根本出路，以启蒙为大任吗？所谓改造国民性，不也是为此而发吗？乃至于乡村建设、平民教育之类，过去都以改良主义而抹杀之，缘发起者的用心不也在开民智吗？五鬼闹中华之说，对国民贫弱愚私的揭载，揆其本意，亦当相似，甚而时至今日，也可以看出，制度的变革并不是一切问题就已解决。开启民智，教育人民，提高文化素质，能不承认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吗？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初稿

三月二十六日改订

（原载《近代中国》第二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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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一六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三次印刷。

(2) 同上，第一六七页。

(3) 同上，第一六七页。

(4) 同上，第一六七页。

(5) 同上，第一六七页。

(6) 同上，第一六七页。

(7) 《开明专制论》，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一六五～一九五页，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出版。

(8)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三七六～三七七页。

(9) 《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二四〇页。

(10) 《开明专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二五〇页。

(11) 《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一页。

(12) 《答某报第四号对本报之驳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二四二～二四三页。

(13) 《答某报第四号对本报之驳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二六九页。

(14) 同上，第二七三页。

(15) 以上所引孙中山之说，均见《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一六八～一七三页。

(1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二页。

(1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一二五页。

(18) 《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二六八页。

(19)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四〇九页。

(20) 《孙中山选集》第一七二页。

(21) 《孙中山选集》第一七〇页。

(2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一一二～一一三页。

(23) 《孙中山选集》第一六八、一七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