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生活仍然在继续，对于囚犯来说，只是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工作，这是整个社会通过无数的纪律机制要求每个个体所做的工作。”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1785年，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的监狱，他取名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由于独特的设计，监狱里的看守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看到所有犯人，而犯人看不到他们。这常常给人一种被监视的感觉，即使也许根本没人监视。实际上，不需要看守出现，犯人自己在有效地看守自己。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拿上面这个例子来比喻社会。他说，我们受社会结构本身的监督、训导、控制和惩罚。随着无处不在的监视监控手段的运用—闭路电视的使用、对电子交流和媒介的依赖等等—这越来越多地成为现实，而这一切都很容易被追踪。福柯总结说，如果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就是信息”，那么信息就是：“我们在监视你！”
然而，这更像某种技术驱动的“大哥”式的妄想。福柯认为知识、权利和语言都紧密相连。监狱的目的不是改革而是控制，在学校、教堂、工厂和医院都如此。掌握的人类信息越多，就越喜欢分类和标注；日益增加的规章制度控制着我们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这都是国家权力的微妙延伸。甚至，所谓的“自由”也仅仅存在于一个不设防的监狱里。在社会这个巨大的“全景监狱”里，我们一切思想和行动都受到监督和控制，根据我们的态度和我们自己使用的标签，我们被由此分类。
所以，监狱只是逐渐迈向自我管理的一步。正如法国哲学家萨特对于羞耻的解释，良知是一种对被监视感的反应，实际上，也许并没有人在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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