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与政治

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研究者从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转向了对亚文化这一大众文化形式的研究。亚文化是意义非常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亚文化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特殊抵抗方式，表征了一种反霸权的意识形态。这样看来，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年文化都可以归入亚文化的范畴，但本书按照文本来界定亚文化，并且狭义地使用亚文化概念。工人阶级文化这个概念通常是早期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词汇，青年文化通常指霍尔和霍内尔在《通俗艺术》中使用的词汇，而亚文化则是伯明翰中心在70年代的研究文本中经常出现的词汇。虽然亚文化与青年文化这两个概念很相似，但与青年文化相比，亚文化是一个“更具有结构性的概念”，更能体现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和政治领域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抗和抵抗的方式呈现了新形式，亚文化得以突显出来。

而7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概念就更为复杂。汤普森对青年亚文化持反对和质疑态度。而伯明翰中心也出版了一些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如《通过仪式进行反抗》（1976）、《工人阶级文化》（1979）、《学会劳动》（1979）、《监控危机》（1979）等。这些著作与早期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著作一样，也反映了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注。但实际上，亚文化与工人阶级文化有明显区别。早期研究者认为工人阶级文化具有某种共同本质，因而致力于发现这一本质，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工人阶级是具有同质性的。而到70年代，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因素的变化，研究者开始“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同质性的工人阶级文化已经基本被亚文化取代，而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对于广义的亚文化做出这样的三层划分，有助于分析下面的问题。通过伯明翰中心的研究文本可以看出，亚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青年亚文化，而青年亚文化成了70年代新的社会主体。伴随着这一新社会主体的出现以及理论资源的增加，英国文化研究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路径，研究范式也随之有所改变。

研究者之所以从对传统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转入对亚文化的研究，与60年代末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相关（见第二章二、三节），另外还有一定的理论原因。当时英国学界对青年亚文化持两种看法。有学者认为，英国已经进入没有阶级差别的福利社会，年龄差别取代了阶级和其他标准，青年成为新的社会主体，青年亚文化围绕音乐、服装、集体行动等因素建立起了自己的特殊“风格”^〔50〕。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道德的败坏和社会风气的堕落随之而来，而这些典型地在青年亚文化上反映出来。

针对这两种看法，伯明翰中心的研究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们重申了阶级的立场，认为青年亚文化的表面风格背后，隐藏的是阶级结构，青年并没有超越阶级而形成新的社会主体。英国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给青年们的生活带来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阶级差别和贫富分化等依然严重。菲尔·科恩曾指出：“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即使是神秘地）表达和解决母体文化中仍隐藏着的或没有被解决的矛盾。由这种母体文化所产生的亚文化都可以被视为基于这一中心主题的许多不同变种。这个主题是指，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传统工人阶级清教主义和新兴的消费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层面上，部分变化中的社会精英或新出现的流浪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现在的摩登派、帕克族、光头仔、克龙比族等亚文化，以不同的方式代表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破坏的社会凝聚元素，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元素合并起来，象征着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51〕也就是说，亚文化的出现，实质上源于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内部的矛盾，包括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主义观念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生活逐步中产阶级化的理想和大多数工人的生活实质上仍然未获得改善的现实之间的矛盾^〔52〕。在这些矛盾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遭遇危机，青少年从自己的阶级位置和与父辈的矛盾中感受到这种变化，而亚文化就是对这种变化的反应。

其次，他们认为青年亚文化不仅不是反映道德败坏和社会风气的堕落，反而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青年亚文化用引人注目的风格标志着资本主义共识的破灭和瓦解。”^〔53〕“在与统治阶级的霸权的联系中，工人阶级被限定为从属的生活和文化形式……当然，有时霸权是强大和稳固的，从属阶级是危弱的、不情愿的和被强制的。但它不会通过限制就消失，它作为从属结构依然存在，经常处于分离和不可渗透的状态，虽然仍然被统治阶级的无所不在的规则和领导所容纳”^〔54〕。

伯明翰中心的亚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威利斯在《世俗文化》中，是通过借鉴汤普森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和美国交互作用主义，对工人阶级飞车男孩和嬉皮士这两种亚文化进行了民族志分析。威利斯认识到了亚文化的反抗潜能，注意到了政治和权力对亚文化的影响。但这种认识具有乌托邦色彩，因为60年代末的亚文化从来没有真正从政治上挑战统治制度，威利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点。

《通过仪式进行反抗》是伯明翰中心成员的集体之作，研究者通过对无赖青年、摩登族、光头仔这些亚文化的分析，指出其政治意义。其中要注意“风格”（仪式，style）概念。“这种因时代而产生的风格问题，对战后青年亚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亚文化群体开发了群体内部生活的核心关切、惯例和禁忌等一系列社会仪式，依靠它们建立了群体的认同……它们采纳和适应着物质客体——商品和财富，并对其进行重新组织，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表达了它们的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集体性。”^〔55〕在伯明翰中心研究者看来，无赖青年、摩登族、光头仔等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是种种风格的聚集。研究者认为，这些亚文化实际上是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象征性反抗。“光头仔风格代表着通过野性青年的形象来重新塑造工人阶级社群传统的努力，他们用它来弥补后者事实上的衰落。”^〔56〕也就是说，光头仔风格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政治企图。由此可见，虽然亚文化表面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实质上是具有政治性的。

《通过仪式进行反抗》一书集中体现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影响。克拉克等人指出，他们之所以用亚文化来替代“青年文化”，是因为亚文化是更能“展示青年亚文化是如何与阶级关系，与劳动划分，与社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57〕。这实际上体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们也指出：“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一词，指的是这样一个层面，社会集团在这个层面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赋予他们的社会的和物质的生活经验以表达的形式。文化是集团‘处理’他们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的原材料的方法和形式……‘文化’是以有意义的形态和形式实现或客观化集团生活的实践……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文化’，是这一集团或阶级的特殊的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意义、价值和观念……男人和女人由此是被形成的，是通过社会、文化和历史而形成自己的。所以，现存的文化模式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储存器……一种前建构的‘可能领域’……文化是一个集团的社会关系被结构和形构的方式，但它同样也是这些构型被经验、被理解和被解释的方式。”^〔58〕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们既受到文化主义影响，也受到结构主义影响，并试图打破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对立的局面。而葛兰西霸权理论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因此接下来他们就提到：“文化总是处在统治和从属的相互关系之中……我们必须同时转向这些构型所处于的决定性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中，也要转向界定它们之间辩证关系的收编和抵制的过程，转向‘这一文化’（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以其统治的或‘霸权的’形式传递和再生产的体制。”^〔59〕他们进一步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葛兰西使用‘霸权’这个术语指的是这样一个时刻，统治阶级能够不仅强迫从属阶级去符合它的利益，而且能够把‘霸权’或‘整个的社会权威’强加于从属阶级。这包括了一种专门的权力种类的运用——构造另类和包含机会，去赢得或形成同意的权力，这样，对统治阶级的合法性的授予，就显得不仅是‘自发’的，而且是自然的和正常的……霸权……并不是普遍的和‘赋予’一个特定阶级的持续统治的。它必须去赢得，去争取，去再生产和维持。如葛兰西所说的，霸权是一种‘运动的平衡’……它的特征和内容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时刻，通过考察具体的形势建构起来。‘永恒的阶级霸权’或‘永恒的收编’的观念必须要抛弃掉……”这样，从属阶级与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斗争“是极其活跃和对抗性的。它们的结果并不是给定的，而是被创造的。”^〔60〕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成了一个不能从根本上被保证的概念。最终，从属阶级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建立了亚文化和反主流文化，从而反抗统治阶级，最终建立新的霸权。

对亚文化的研究在赫伯迪格的《亚文化》一书中达到顶点。与霍加特的民族志研究不同，70年代的亚文化研究尤其是赫伯迪格的研究，注重的是符号学的文本分析，受到索绪尔和巴特等思想家的影响。赫伯迪格认为，亚文化受到商业娱乐的威胁，亚文化的抵抗风格被商业主义吸收，并融合到主导意识形态中。商业主义摧毁了亚文化的反抗潜能。

具体来说，赫伯迪格也是以“风格”为突破口，认为亚文化的颠覆意义正是通过“风格”得以体现：“亚文化所代表的对霸权的挑战并不是直接由亚文化产生，更确切地说，它是间接地表现在风格之中，即符号层面。”^〔61〕赫伯迪格把亚文化风格形象地描述成“噪音”，它干扰了资本主义中霸权的顺利实现，破坏了资产阶级苦心经营的共识：“它干扰了从真实事件与现象到媒体中的表征的有序过程。我们不应低估引人注目的亚文化的表意力量，它不仅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潜在的、虚构的无政府状态。它同时还作为一种语意混乱的实际机制，再现系统中的一种暂时关闭……它们明确地冒犯神圣的概念……强大的亚文化以被禁止和偏常的形式（绕过服装和行为的规范，违反法律等）来表达被禁止的内容（阶级意识，偏常的意识）……对公认代码的触犯会产生较大的刺激与扰乱力量。”^〔62〕赫伯迪格以朋克文化为着眼点，指出亚文化通常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被整合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第一种：商品的方式，把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成大量生产的商品。第二种：意识形态的方式，支配集团（警察、媒介、司法系统）对偏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63〕。可以看出，赫伯迪格对朋克文化的分析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强烈影响。

总的来说，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葛兰西霸权理论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各研究者虽然借鉴的资源和研究角度不同，但体现了他们将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的愿望。他们都指出了亚文化的激进潜能，而其最终的指向仍然是社会主义政治，希望通过亚文化的研究，使大众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和潜能，从而抵抗统治性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