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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政治之精神空间的整合

时间:2022-10-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率先开启了城市理论的空间转向。在控制性、条理性的话语构成的统治空间中,精神空间成了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和监督的再现,他称之为“第二空间”。“社会空间”或“第三空间”的这种超越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对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整合。精神空间既是个人的精神空间,也是组织、集体的精神空间。要消除或减少这些风险则无疑必须通过对精神空间的整合来实现。

空间政治之精神空间的整合——以浙江城镇化建设为例

傅 歆[1]

【摘 要】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空间崛起”的时代,列斐伏尔、索亚的空间思想——三元辩证法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新时期城镇化建设中的精神空间的整合是整个空间生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推动浙江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的整合,着力要在理念上创新,在载体上创新,在机制上创新。

【关键词】城镇化 三元辩证法 精神空间 整合

伴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人类正在经历深刻的空间变迁,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空间崛起”的时代,“空间”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2012年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了《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这表明中国社会结构迎来了一个历史性变化——中国已经告别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这既意味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空前的挑战。如何对这一新的时代特征进行理性把握和全面审视,这是当今时代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精神空间及其整合的方法论来源与理论启示

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发展,西方社会科学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呈现一种整体性的“空间转向”。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率先开启了城市理论的空间转向。他以解决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城市危机为理论旨趣和现实观照,开启了城市空间研究的范式转向。他用“三元辩证法”为哲学方法论基础,分析了城市空间的三种形态,即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认为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三维统一体。如果说重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遗产之一,那么列斐伏尔将空间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联系起来加以探究确实有其开拓之处。

列斐伏尔把空间视为社会产物。他说:“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2]“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确实是,一组无限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空间’的社会空间。”[3]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研究必须横跨三个领域,即物质领域(自然界)、精神领域(逻辑的和形式的抽象)以及社会领域。列斐伏尔将空间分为三类,第一是物理的空间,即自然、宇宙,这是我们的感觉所占据的空间;第二是精神空间,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这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第三是社会空间,即我们社会实践的空间。[4]列斐伏尔认为,由于存在两种幻象:真实幻象即认为世界完全是客观外在于我们的,透明幻象即将世界完全看作是主观的,所以“(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这一事实被遮蔽了起来。列斐伏尔通过对双重幻象的批判,开启了通往空间性三元辩证法的道路。

列斐伏尔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将空间看作是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他试图想证明有一种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体。他的学生,都市研究中洛杉矶学派的重要人物爱德华·索亚受其空间思想的影响,提出了“第三空间”。索亚认为,空间实践是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式的生产过程,它既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和经验的中介,又是它们的结果。这种具体化的社会生产的、经验的空间被描述为感知的空间,它直接可靠,索亚将它界定为“第一空间”。在控制性、条理性的话语构成的统治空间中,精神空间成了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和监督的再现,他称之为“第二空间”。“第三空间”既不同于第一空间即客观的、物理空间,又不同于第二空间即主观的、精神空间,第三空间是超越所有空间的混合物,具有列斐伏尔所谓社会空间的多重含义。

列斐伏尔、索亚的空间思想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其一,精神空间作为物质实践的空间表征,它归摄情感、构建信念、凝聚意志。其二,在当今这个空间崛起的时代,列斐伏尔所说的“社会空间”和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实际上既包含了物理空间也包含了精神空间,说到底就是对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超越。“社会空间”或“第三空间”的这种超越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对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整合。其三,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精神空间既是个人的精神空间,也是组织、集体的精神空间。索亚认为,“第三空间”是真正的鲜活空间,一种“处于变动中的另一个的第三”。“在这个不同的或‘第三’视角中,都市生活的空间特殊性是完全鲜活的空间,既真实又想象化的,既是事实又很实际,既是结构化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的经验与动机。”[5]索亚强调第三空间,其深层原因在于他希望通过切实可行的集体行为,改变空间生产与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性,改变生活于第三空间中的人的边缘位置。由此可见,新时期城镇化建设中的精神空间的整合是整个空间生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二、浙江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整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在人类历史上,空间的变迁与重构从未像今天这样剧烈。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哈维用“时空压缩”一词来描述这一变化。时空压缩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意味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哈维深刻地指出:“这意味着不只是扔掉生产出来的商品(造成巨大的一次性废品的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可以扔掉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对事物的依恋、建筑物、场所、民族、已接受的行为和存在方式。”[6]“加速”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一切都是瞬间、即刻与流动的,无论是产品、技术,还是各种娱乐与观念,甚至在爱情领域,人们总是更快地被更新奇的东西所吸引,转而就弃旧纳新了。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稳定风险,表现在精神空间领域的如价值观模糊、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娱乐零碎化、精神空虚、情感冷漠、灵魂里只有资本等等,这些不稳定风险将严重阻碍中国城镇化建设。要消除或减少这些风险则无疑必须通过对精神空间的整合来实现。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正如胡锦涛同志曾说过的,“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7],“我们既重视物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8]。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探索中,各地都把统筹城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放在显要位置,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落实,但往往忽略了统筹城乡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既需要物质力量的推动,又需要精神文明的支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框架下,合理配置城乡精神文化资源,促进城市和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协调发展,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精神空间整合的资源优势,实现“以城带乡”,提升农村精神空间整合的水平,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在城镇化建设中重视精神空间的整合是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题中之义。

党的十八大非常重视城乡发展一体化,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据最新统计,2012年浙江人均GDP超9000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市化率已达到63.2%。[9]目前“十二五”时期,浙江城镇化建设进入黄金时期,省域内城市现代化和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现代文明加快从城市向农村辐射和传播,农村人口和产业快速集聚,乡村的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文明程度和生活方式正加速提升,城乡一体化成效日益显现。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浙江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上,物质层面成效显著,精神层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有了一些全国闻名的品牌活动,但还没有普及化、深层次化、常态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和理论,还没有完全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浙江经验。因此,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加强浙江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的整合,是浙江省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浙江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整合的实践与探索

十八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因此,推动浙江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的整合,要着力在理念上创新,在载体上创新,在机制上创新。

(一)理念创新

浙江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的整合要切实推进,城乡文明水平要继续提高,首先要在工作理念上进行创新。人是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整合的中心,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公民道德建设上,潜力和重点必须放在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上。习近平同志说过,“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文明素质重在实践,重在养成;“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当前,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的整合在理念上,要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引导全省人民积极践行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开展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人们在亲身参与中增强对共同价值观的体验和感受。深入开展文明居住、文明出行、文明就餐、文明旅游、文明观赛等“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和全民阅读活动,大力倡导文明礼仪、读书学习和勤俭节约之风,弘扬向上、向善、向美的主流价值。

深化《浙江省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学习宣传,用其指导公民道德建设新的实践。深入推进浙江省文明素质工程,实施《浙江省公民道德养成计划》,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切实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通过强化教育引导,扩大环境影响,注重实践养成,将道德要求内化为公民的自觉追求,将道德意识外化为公民的行为习惯,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素质,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

以“发现最美浙江人,争做最美浙江人”为重点,深化“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活动,开展“最美浙江人”系列创评活动,倡导“守规则、重礼仪、懂感恩、讲诚信、有责任、做好事”的良好道德风尚,引导人们在各类道德实践中彰显道德修养、践行共同价值观、提升道德素质。

(二)载体创新

围绕新的工作理念,要在工作载体上加强创新。要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过程,凸显生态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在各类创建活动测评标准中的导向作用,在丰富内涵、注重常态、统筹城乡、拓展领域上下功夫,进一步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扎实开展文明县(市、区)创建活动。着眼于服务新型城市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城乡统筹、均衡发展,注重实效、循序渐进”的工作原则,推动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城市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向农村拓展,优化城乡发展环境,保护城乡生态环境,整体提高城乡居民文明素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深入推进“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更加突出文明内涵建设,更加突出农民文明素质提升,更加突出文化共建重点,提高共建成效。积极引导各级文明单位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投身结对村的“美丽乡村”、“春泥计划”、文化礼堂建设中来,提供文化志愿服务,加强科学普及宣传,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开展科学文化知识、致富技能教育和培训,帮助结对村制定文明创建规划。积极引导结对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互动,优势互补,实现共建共赢。

着力提高农民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加强农村宣传文化阵地建设,推进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农村文化,深入开展城乡文明共建,不断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机制创新

要取得长效,建立健全符合形势发展的机制是关键。要着眼“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和文化强省建设的需要,把加强和改进城乡精神空间的整合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逐步完善和健全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整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注重理论研究、强化责任意识、坚持实践探索和加强队伍建设等,不断提高我省城乡精神空间整合的工作水平。积极探索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方法和政策,更新工作理念,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指导和推动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整合工作的科学化水平。探索公民道德建设常态化机制,以治理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为重点,有重点、分层次地探索和推进道德建设监督干预机制建设,综合运用自查自纠、道德评议、科学管理、舆论监督等多项措施,推动道德建设监督干预机制深入教育、医疗、出行等重点领域,渗透到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和制定浙江省道德模范评选管理办法,切实维护道德模范的合法权益。逐步健全道德模范关爱机制,加大对各级道德模范的关爱力度,进一步落实各级道德模范在政治、生活、工作中的待遇,营造“好人有好报”的社会氛围。各地在开展城乡文明共同创建活动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城乡精神空间整合的共建机制,实现城乡精神空间整合资源的有效统筹,统一部署,形成合力,真正发挥城镇化建设中精神空间整合的功效。

【注释】

[1]傅歆,女,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州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发展哲学、城市哲学。

[2][法]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3]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Blackwell,1991,p.86.

[4]童强:《空间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5]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1页。

[6][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7页。

[7]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8]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9]刘刚:《城市化 快步走》,《浙江日报》201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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