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化

（二）中共对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针对民主党派的思想状况和组织状况，1950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团结、建设、进步。”^[10]

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土改已经完成，反革命分子已经肃清，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赶走，国内范围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背景下，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突显出来。1952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国营经济顺利发展，中国工业生产总值中的公私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43.8％，私营占56.2％。但到1952年9月，国营已上升到67.3％，私营下降到32.7％。这表明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11]这种工商业公私营比例的变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当时，党内出现了两种看法，一种是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一面，认为对资产阶级应该实行打倒的政策，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则要求以接受马列主义而不是以共同纲领为标准；另一种是看不到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仍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中间阶级。因此，1952年6月6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心内容便是讨论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问题，以及时调整统战政策，加强统战工作。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中共统战部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语：“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2]会议明确此后在统战工作中必须树立的指导思想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中间阶级。从那时起，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1952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讲：工业中国营资本已经占到了67.3％，商业零售中也占到了40％，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已经取得了优势的和主导的地位，即使从经营的角度，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来取代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已经很明显，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似乎可有可无了。面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或者毋宁说是力量对比的决定性改变，紧接着，在征求了斯大林意见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6月15日正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3]其实质是对民主资产阶级的政策由开始的团结利用的方针，迅速转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1954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一批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了公私合营。中共对民主党派资产阶级政策发生变化，一方面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仍继续保持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对后者的警惕和戒备，进而开始从团结利用的方针，迅速转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14]，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作用被归结为“参”、“代”、“监”、“改”，即参加国家建设、代表和反映所联系的群众利益、互相监督、思想改造。^[15]

事实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很快成为历史形态，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形态。民主党派在这样一个转变时期，其阶级属性也面临着转变。由于各民主党派原来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民主党派已经由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转变成“参加社会主义工作的组织，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16]。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时，提出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八大正式确定了这一方针。同年，中央统战部经过集体研究，由李维汉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草案）》（简称《七年方针（草案）》），其中分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提出“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工作的组织，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今后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将更经常、更集中地从机关、学校和企业内部的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表现为对待这些问题上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作用。这就使教育的方法成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方法（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教育工作成了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任务。”^[17]但1957年，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把民主党派的尖锐批评误认为恶意攻击。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后，对资产阶级进行了重新定性，错误地认定：“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18]，使得整个形势发生逆转，“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阶级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和改造成了对资产阶级的主旋律。1958年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研究对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改造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8年7月制定的《改造民主党派的工作纲要》认为：“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作用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工具的作用日益加强。”尽管1962年中共中央又提出，“民主党派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一般不再叫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实际上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始终把民主党派当作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被扭曲，互相监督变成了单向改造，严重影响了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的发展。^[19]

“反右”斗争扩大化，民主党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一大批政协委员和党外知识分子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九三学社有四百余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从1957年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1958年1月14日到25日，台盟主席谢雪红被台盟总部撤销主席职务，保留总部理事职务。“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都还保留几个职务，如政协委员等，对黄（绍竑）的职务是完全剥夺”，他们的工资也被降了下来：章伯钧：原3级，1957年后降为6级；罗隆基：原4级，1957年后降为9级；章乃器：原4级，1957年后降为10级；龙云：原2级，1957年后降为6级；陈铭枢：原3级，1957年后降为10级；黄绍竑：原4级，1957年后降为10级；黄琪翔：原7级，1957年后降为9级。^[20]

中共对民主党派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化在党外人士参加政权建设的实际状况中也得到印证。新中国成立时，政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各委员会主任和各部部长共27人组成，其中，民主党派成员9人。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后，国务院35位部长、主任，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13位，占总数的37.1％；国防委员会委员79人，党外人士29人，占总数的36.7％。但在“反右”斗争中，一些有影响的民主党派人士被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协机关中撤换下来，不仅待遇降低而且名誉受损。到了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国务院39位部长、主任，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只有11人，占总数的28.2％，比上一届下降了8.9个百分点；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部长名单中，党外人士比例由上届的37％降至22.8％。^[21]同样，在地方任职中，民主党派成员的比例也明显下降。^[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