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耐心与智慧

一、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难题

《深圳特区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您看来，要实现从蓝图到现实的转化，需要破解哪些难题？

任剑涛：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落定基本框架是比较容易的，难题在于怎么使它骨架坚强、血肉丰满起来。大体而言，主要存在着三个挑战。

首先，如何创造条件，为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争取更多的时间，从而能够偿付改革的时间成本，是我们面临的“时间量度”挑战。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经济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如何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集中爆发的社会问题与权力运作的效率问题都需要解决，等不起，也急不得。因此，中国需要有政治大智慧，尽量地保持社会稳定，从而保证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渐进地解决各种急迫的问题。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要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推进，耐心完善。

其次，如何完善制度架构与布局，实现制度的有效运作，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安排、法治安排与程序安排，落实为整个国家与社会运作的基本状态，是我们面临的“空间转换”挑战。中国已经有较为系统的制度规则，制度创新也从未停下脚步，关键在于如何抓落实。在原来的既定空间里，我们习惯的是气势恢宏的布局，如何把它置换为不追求好大喜功的、渐进推进的、低成本落实的、民众满意的法治运作，是我们必须迈过的门槛。

最后，怎样去发现一个重大的改革契机，从而使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得以落定并推广开来，是我们面临的“政治智慧”与“行政技艺”挑战。一方面，对于现代国家的发展而言，一些基本选项如何排序，哪个优先，哪个稍缓，哪个滞后？究竟是民主优先，还是法治优先，抑或是行政优先？我们制定国家治理体系框架时究竟是以行政吸纳政治，还是反过来用政治代替行政？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涉及政治智慧问题，稍有不慎，就容易出问题。比如，按照比较政治理论的观点，一些民主转轨国家在没有处理好法治规则时，出现民主先行，原本需要与法治相匹配的民主变成脱离法治的民主，就会造成持续的社会动荡。中国的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适时出招、积极有为，并巧妙把握、稳妥推进、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我们的行政技艺比较粗糙，难以实现精细化治理。行政成本偏高，而行政绩效得不到保证，尤其是行政的当下绩效与长期绩效形成不对称的错位，致使累计成本太高。正因为如此，行政技艺的提高迫在眉睫。

策略的优劣决定战略的成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蓝图已经绘就，但我们要避免让它变成“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摆设，真正把规划变成施工图，给出路线图与时间表。只有因应实际、准确诊断、实时跟进、及时改善，才能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制度措施，使国家治理现代化得以逐步实现。

二、现代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

《深圳特区报》：您曾主张用“奥卡姆的剃刀”来实现一种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从而达到良法、良治与良序的理想状态。那么，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到底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呢？

任剑涛：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与简单主义、草率主义不能混为一谈，简约不等于简单，更不等于草率。14世纪英国逻辑学家奥卡姆主张，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对于国家治理体系而言，简约主义首先意味着权力结构不能层层叠叠，冗余的分支要剔除，而必要的设置不能省略。例如，依照宪法规定，我国人民政府分为中央、省、县、乡四级，地级市并没有被纳入其中，而能否取消此级设置，就是简约主义需要考虑的权力结构问题。同时，很多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协调小组，其中有一部分只是临时性的设置，功能发挥完之后却未被及时取消，它们也是简约主义需要处理的对象。此外，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需要实现多元共治，国家权力体系、市场价格机制与社会自治系统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现代制度平台上，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的法治运作，市场对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社会公众的自主、自治与自律。三者之间必须展开良性的互动，形成一种精巧的平衡局面，从而保证整个国家实现善治。

简约主义的基本理念，就是在避免简单、草率的情况下，尽可能以节约成本的方式去治理国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基本取向。比如，司法审判由于举证需要时间，因而不能过分贪图“多快好省”。不过，在保证有效性的前提下，要尽量压缩时间，注重司法效率。此外，很多区域性的或部门性的问题，可以在小范围内协调解决，不需要“芝麻绿豆”齐上阵，动辄上升到全国范围，以举国体制过分动用资源，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三、法治思维、社会信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深圳特区报》：法治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何才能使民众形成法治思维与法治信仰，营造一个安全、有序、可预期的法治社会？

任剑涛：民众对于法治的接受与付诸法治解决纠纷的认可，在中国还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首先，中国当前的治理方式与法治化还有一定的距离。为什么有些人“信访不信法”？因为他们觉得领导的个人意志与行政权威有时比法治更为奏效。领导通过行政权积极作为，有时确实可以为民众主持公道，但会对法治造成干扰，对民众法治思维与法治信仰的形成产生反作用。如果要真正落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念，领导作用于民众的方式就必须改变。领导有时需要“无为而治”，即个人意志的不妄为，不以个人偏好随意批示，凌驾于法律的权威之上。要给民众传达一个强烈的信号：我们要落定到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在整个社会形成尚法的氛围。

其次，社会应该尽量组织化，避免民众因社会“沙化”而孤立无援，让他们摆脱遇事便急于寻求靠山的“反法治心理”。由此，民众在处理问题时才能更加理性化，更有法治的耐性，通过法治的方式去实现安心、舒心与放心生活的目标。

最后，一个人要想离开社会而生存，正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每个人都在特定的社会与国家中生活，因而要遵守社会规则与国家法律。理性个体之间要相互尊重，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信任，从而使社会处在一个安定有序、积极有为、互助互爱的状态中，而不至于陷入相互冷漠、暗中敌视、互相拆台的恶性境地。

说到底，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就是凝聚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从何而来？个体权利受到尊重，不同个体之间、国家权力与民众之间以诚相待，形成一种基于法治的新的政治文化，让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安全有序、可以预期。

四、“法能容情”彰显“制度关爱”

《深圳特区报》：您曾说，法治不仅要贯穿政治生活，也要融入整个社会生活，实现一种“制度关爱”。问题在于，究竟应该怎样去实现。

任剑涛：在古代社会，人们主张儒法互补，“法”代表着刚性的制度约束，“儒”代表着柔性的道德感化，倘若两者能够出神入化地融合在一起，就会达到一种理想状态。只不过，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往往达不到最优状态，至多只能做到一种合乎时宜的地步，“法不容情”的情况倒是经常会出现。缺乏人性关怀的法理或制度是冰冷、刚硬的，而刚性过强就会直接导致脆性状态。如果长期实行严刑峻法，就可能使民众守法而不守德，导致一种悖反的结果。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指的这种情形。

实际上，法如果真正运用得好，就会柔情似水，法治就会变得有温度。所谓的“法不容情”，只是强调法的至上性、守法的必然性与执法的严格性；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情与法应该是兼容的，真正的法治绝不缺少人性关怀。

在我看来，中国长久以来都是一个盛产“唐诗宋词”的国家，国人情感充沛，有时甚至是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理性很难恰到好处地统驭情感。因此，要实现一种良性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状态，我们就必须做到，既要依法治国，又不至于严刑峻法；既要法能容情，又不至于情感泛滥。我们需要控制情绪，服从理性，且不能让情感干瘪，充分考虑到民众的生活智慧与法的校正功能，在情与法之间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使制度发挥出最优效能。这是一种高超的治国艺术。

五、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责任担当

《深圳特区报》：知识分子能够以观念影响社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您看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承担起怎样的责任？

任剑涛：知识分子只是社会阶层之一，其力量肯定是有限的。不过，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国家都喜欢把知识分子推到政治的前台，无形中抬高了他们的地位，知识分子被看成是治国理政的骨干与生力军，是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不可小视的软性力量。

知识分子确实能够以观念影响社会，不过却不存在一个只坚持单一价值、表达单一主张、在思想上高度一致、在行动上整齐划一的知识分子群体。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去世前，曾善意地告诫我们，对于中国来说，要走向一个现代化的治理境地，应当理性地开放思想市场。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是对偏见和自负的一副有效的解毒剂。知识分子与权力双方合作是必要的，然而，双方的过分捧场或分裂对立，对于国家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现代知识分子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要将自己的主张置于思想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脱颖而出，而不能企图借助权力之手推波助澜成为主流。由此，真正给予国家与社会良性引导的思想观念才能被张扬，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才能发挥出“观念人”或思想者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牵引力量，避免国家发展的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走向理性、平和、协调的发展道路。

【注释】

[1]本文系2014年11月出席深圳市第六届学术年会期间，回答《深圳特区报》记者姚龙华提问的部分记录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