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掌门人

史量才生前不做亡国奴

1934年11月13日下午，晴空万里，史量才携妻儿等在从杭州的秋水山庄返回上海的途中，遭到埋伏在海宁翁家埠的国民党特务阻击追杀。这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一场卑鄙残忍的政治谋杀。

史量才1880年1月2日出生于江宁一小商人家，7岁丧母随父迁居松江泗泾，19岁乡试中秀才因受冒籍挫折遂弃举子业投考新式学堂——杭州蚕学馆，22岁毕业来沪教书办学，最后走“新闻救国”之路，于1912年盘下老《申报》，开始了叱咤风云的天字第一号报人生涯，到他遇难前已是一位拥有资格最老、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申报》和销量略高于《申报》的第一商业大报《新闻报》50%股权及《时事新报》和北方唯一巨埠天津大报《庸报》产业，南北一统报业托拉斯的报业大王；一位早在1919年就被选推为世界报业大会副会长、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及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上海第一任参议会议长。

人们不禁纳闷，一个权钱势皆备、信仰道佛二教、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怎么会遭遇政治谋杀呢？他完全可以过着悠闲自得、养尊处优的生活，何苦要为了《申报》“奋老马之蹄再立新功”？何苦要夜以继日投身“九一八”、“一·二八”抵御日本侵略的后援工作中，直至口袋里塞着随时要服用的胃药，常常顶着桌角止疼、用手按着“心口”，指挥地维会成员布置抗战工作？他难道不清楚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吗？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岂能袖手旁观、坐视山河陷于敌手！他在地维会成立会上的慷慨陈词就是他的爱国宣言：“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甘为戎首，兵临淞沪，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我年近花甲，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他利用《申报》及时报道战况还紧紧配合时局发表唤醒民众和“国家的军队”时评。他的抵抗外侮言行与老蒋“不抵抗”政策相抵触，这是种下的祸根之一。

《申报》刊登“伍豪声明”始末

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亲自导演了一幕幕对共产党进行军事、文化围剿的丑剧，同时还千方百计分化瓦解共产党。1932年2月发生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广告事件就是明证。

1932年2月15日有人（国民党冒用伍豪名字）给《申报》广告部送来《伍豪启事》，《申报》未登。18日，又有另一人送来“伍豪声明”否认《时报》、《新闻报》于2月16、17、18日刊登的“伍豪启事”。《申报》特聘律师对来人说：“申报未曾刊登‘伍豪启事’，故不便刊登‘伍豪声明’”。19日，上海新闻检查处派员来《申报》质问为何不刊登“伍豪启事”广告？律师因知《时报》、《新闻报》已连续刊登过了，觉得无拒登理由便答应于20日、21日刊登。可是20日，那“另一人”就来询问为何不登“伍豪声明”？21日再度要求《申报》给予刊登，并要求《申报》因他们手续不全缺少担保人而用书面答复刊出。律师回答说广告部从无此类先例，来人表示刊登复信的广告费由他方支付。律师回答即使刊出，也不能收取广告费。可来人再三要求《申报》予以考虑。律师说经理部与广告部无权处理此事，必须请示总经理史量才，才能作最后决定。史量才听罢汇报对经理马荫良说关于脱党一类启事和新闻都要慎重处理。既然登了“启事”，也要允许“声明”刊登，这是申报“言论自由”的方针。1932年2月22日《申报》便以“广告处启事”的广告刊登在申报广告栏中，这是个特例，也是广告栏中从无前例的。因“启事”和“声明”使人们一看就能看出有两个伍豪，其中一个是真的，另一个必定是冒名的。《申报》刊登了两则“广告”显然对冒名者是个有力打击，但是孰真孰假读者民众还不清楚，到了3月3日，《申报》的外籍律师、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先生来《申报》馆送上《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3月4日及时在《申报》刊登了出来，那“伍豪启事”就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在大多中外律师摄于国民党威胁不敢也不愿代表周少山发表这类脱党与否的政治启事时，巴和大律师却敢冒极大风险为之作代表刊登紧急启事，显然是可敬的。而《申报》在史量才亲自决定同意下给予刊登“声明”和“紧急启事”，无疑使共产党在反国民党的分化造谣诬陷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使国民党分化造谣诬陷的阴谋露了馅，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正义由此得到伸张。

《申报》——天平倾向共产党

史量才的办报宗旨是“为社会、历史办一较有权威的言论机关”，“为后人修史之便”提供真实可信的资料。在这个宗旨下确定的办报方针是“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作为一张民营报纸，不单纯为盈利做报生意，而自觉尽公民对社稷国家的责任，是难能可贵的。尤其4·12大屠杀后，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生命，使史量才越来越看清国民党祸国殃民的腐败本质，他那“不偏不倚”的立场天平越来越鲜明地倾向共产党了。

1931年春，他决心对《申报》新闻报道和言论进行大刀阔斧改革，他要利用“民众喉舌”为民众伸张正义、为共产党仗义执言。他重组申报班底，聘请当时还在政府通缉中、从日本潜回国内的大教育家陶行知为申报顾问；聘职业教育家黄炎培为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聘请黄炎培的老友、当时以进步文化人面貌出现的陈彬和为总编辑、聘留学6年回国的文学青年黎烈文为《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申报》有了这一班进步文人为智囊，首先在《时评》改革中就取得了辉煌战绩。它一扫往日“温吞水”“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言论立场观点，代之以重磅炮弹般的锋芒毕露、旗帜鲜明的言论立场观点，将评论矛头直指当局。如《言论自由之真义》、《社会之真危机》、《对日交涉方针之质疑》等等，尤其以三论《剿匪与造匪》著称，一论尖锐指出：“蒋介石氏且躬亲出发督师”对共党“四次围剿”的“匪”盖由于政治之不良与生计之穷蹙，初非好乱成性，故匪不可以剿而绝，要与改革政治……“抑且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所谓匪皆黑暗政治所造成”。“二论”为死难者大声疾呼：“‘剿匪’军队剿匪其名而剿民其实”“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沦地狱，是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事之可悲孰逾于此？吾人诚欲为此万千无辜横死之同胞极口呼冤！”三论则苦口良药正告：“杀一贪官污吏实胜于动员一师剿匪军队，整饬一师之军纪，不欠饷，严加训练使其自身先不匪化则又胜于动员十万剿匪大军。”“剿匪为扬汤止沸，澄清政治安定民生乃为釜底抽薪。”三论公然为共产党辩护，使“终生以共匪为敌”的蒋介石能不恼羞成怒吗？《申报》时评的改革喊出了民众和共产党心声，大长了共产党人志气大灭了当局威风，她风靡一时成了众报的时评之冠而深受读者民众欢迎。

《申报》言论改革还表现在刊发指陈时弊、揭露黑暗的好文章。宋庆龄的《国民党不再是革命集团》的宣言就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批判、指斥国民党及其首领蒋介石的棘手文章，各报耽于上锋压力都不敢刊登，可史量才接过杨杏佛送来的“宣言”当场表示“明日见报！”他还以日报公会会长名义召集各报总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是我们的国母，为什么没有她讲话的阵地？”在他号令下，次日各报纷纷刊登了这份宣言。由于他的浩然正气，使真理得到支持，正义得到伸张，正气得到弘扬。在国共两党、朝野力量悬殊时，史量才同情共产党，不遗余力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在舆论上不断给予支持，《申报》还及时报道中大学潮真相并以鞭辟入里的时评，指出“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官僚主义之侵入”使“教育之日益败坏”也是学潮的起因和根源。

《申报》言论改革触及了反动当局政治要害，蒋介石为此怒不可遏，亲手写下“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使《申报》蒙受长达35天巨大损失。

《申报·自由谈》——左翼作家起航地

史量才改革《申报》言论不仅使“时评”起到了战斗号角的作用，而且使“茶余饭后”的副刊也充分发挥主张抗日，反对投降；拥护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旧学的先锋作用。早在“时评”改革同时，就由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笔名撰写百余篇文章，名为《斋夫自由谈》和《古庙敲钟录》。

黎烈文于1932年12月1日正式接编《自由谈》后就多方约请进步作家供稿，当他在郁达夫推荐下得到鲁迅先生稿子后欣喜万分，迅即将鲁迅和另一位大文豪沈雁冰的文章推向读者。1933年1月30日《自由谈》上刊登了一则启事：“编者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家干（鲁迅）和玄先生（茅盾）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

有了这二位老将为台柱，黎烈文便以每周两篇和三篇的频率刊登鲁迅和茅盾的文章。茅盾见鲁迅两篇极为尖锐的杂文及时被刊登出来后，兴致勃勃地跑到鲁迅家，说黎烈文是有点勇气的。鲁迅则说“应该支持他，这是从敌人那儿夺过一个阵地来！”在鲁迅带动、影响下，大批左翼作家纷纷到《自由谈》上一试笔墨，这期间瞿秋白也用“鲁迅”笔名发表了十余篇文章。匕首投枪般的杂文给《自由谈》带来崭新的改革风貌。

国民党当局因不能忍受《自由谈》刊发对他们讽刺揭露的文章，对史量才施加压力说：“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论调，居然能吸引群众，取得他们满意的收获。而他们的初衷是通过这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他们想把宣传赤化的帽子给史量才戴上。为此，史量才对黎烈文提出要注意对来稿的审阅，免得惹祸。黎便在5月25日发表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著名启事。鲁迅、茅盾等为配合黎烈文不使他为难，就不断改用笔名，借着“多谈风月”不直接谈政治议论时政，而大谈特谈政治外的社会问题。可是反动派灵敏的嗅觉嗅出《自由谈》的味道并没根本改变，于是他们写信给史量才，史不予理睬，只得“登门造访”直接向史提出拆换黎烈文改用章衣萍。他们见史量才并无接受之意就危言耸听地诬蔑黎烈文有亲共嫌疑。史量才再也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他责斥来者（社会局长吴醒亚等）对黎烈文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同时他坚定地表示：“黎烈文决不拆换，章衣萍决不聘用。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我自有主张不劳外人操心！”吴醒亚见史态度如此强硬就威胁道：“上面对史先生这种不配合早就不满意了。”史量才更是冷笑道：“倘若政府硬要派员，那宁可停刊。”吴之流的游说碰了一鼻子灰，只得起身告辞。史量才却说：“我想政府也不会让自由谈办成‘不自由谈’吧！”

鉴于《自由谈》给史量才这位世交长辈带来不小麻烦，黎烈文于1934年5月9日主动辞职了。黎烈文辞职后，史量才聘张梓生主持，张是鲁迅的老熟人。鲁迅他们一如既往给自由谈供稿，“变着法子钻进敌人的网眼继续战斗”，而史量才并未因当局施加压力而对张梓生有任何约稿限制。故而左翼作家的文章万变不离其宗，《自由谈》文风“萧规曹随”如出一辙，直到史量才遇难才不得不涂上一层保护色，用文艺短论代替了社会批评，使冲突不直接化。

唐弢在《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中写道：陈子展教授有次对我说：“如果论述《新青年》以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又不能不写，这样才说得清历史变化的面貌。”“这位文学史家对杂感文的看法，尤其是对30年代初期《申报·自由谈》在推动杂感文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已经表达得十分肯定、十分清楚了。”他写道：从黎烈文到张梓生，在大约两年十一个月时间里，无论是杂感是散文是探讨文艺原理的短论，都象野草一样在磐石底下曲折生长，出现了一批新人。那就是我们的来处，我们的起步点，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吧。茅盾则回忆道：“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大书一笔”。“因为自由谈推动了杂文发展，造就了一批杂文家……它作为一支‘方面军’独立地存在着，而且在革命文学的发展中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而鲁迅在1933～1934年他在自由谈上写的杂文，却是数量最多最集中，影响最广的。”他最后在文章中写道：这样说也许不算过分，《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因此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黎烈文在革新《申报·自由谈》上的这份功劳。当然更不能忘记主张改革自由谈，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史量才。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史量才为报业而死，为坚持真理、为支持进步事业而死，死得其所。他生前为同情、支持共产党做了许多共产党人难以做到的事；他死后67年，共产党也不忘为他作了宣传，使之流芳百世，万古留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知斗争有风险，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便是史量才的写照。

（《党史信息报》，2000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