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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的变革

时间:2022-04-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申报》的变革《申报》的变革源于1929年的内部人事变动。人事变动带来了《申报》的改革和政治倾向的转变。1932年11月30日,《申报》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就革新报纸版面和内容、兴办各种文化事业提出12项具体措施。在积极抗日方面,一是《申报》全面及时报道抗日战争的有关新闻。二是《申报》积极报道和声援民众的抗日行动。

一、《申报》的变革

《申报》的变革源于1929年的内部人事变动。1929年冬,总主笔陈冷、经理张竹平、协理汪英宾等或因政见不同,或因另起山头相继辞职。几位骨干离去后,史量才聘张蕴和任总主笔,马荫良为经理,亲自制订新的报纸发展计划。1931年1月,《申报》成立总管理处,史量才自任总经理兼总务部主任,以陶行知为顾问,统筹馆务,另聘黄炎培为设计部主任。人事变动带来了《申报》的改革和政治倾向的转变。

1.《申报》的业务改革

1931年9月1日,《申报》刊出《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年宣言》,宣布实行改革,其核心精神乃是报纸“要有服务社会的精神”[10]。1932年11月30日,《申报》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就革新报纸版面和内容、兴办各种文化事业提出12项具体措施。其中,在4个方面的变革尤其引人注目。

第一,重时评言论。《申报》以前的办报方针是重新闻轻评论,其头版的时评既不应“时”,也不做“评”,被人讥讽为“太上感应篇”。陶行知上任后,向史量才建议,《申报》改革要抓“一头一尾”,即评论这个“头”和副刊这个“尾”[11]。自此,头版“评论”开始关注时事,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例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申报》即发表《国人乎速梦醒奋起》等一系列时评,鲜明地表达了抗日救亡的爱国立场。此外,第四次“围剿”期间,发表《剿匪与造匪》三篇系列时评,对国民党迫害民主、发动内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申报》由此改变了以往“勿品评时事、臧否人物”的作风,培养出了报纸的舆论指导精神。

第二,大量创办、改版副刊和附刊。《申报》自1932年12月至1934年4月创办、改版了《业余周刊》、《妇女园地》、《经济专刊》、《自由谈》、《春秋》等10个副刊和附刊[12]。其中副刊《自由谈》的改版影响最大。

《自由谈》创办于1911年8月,原为“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重镇,专登言情小说和游戏文章。1931年9月,《自由谈》接受陶行知的建议开始重视发表评论,实行变革。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为笔名,在1931年9月2日至1932年1月31日4个月内连续撰写杂文104篇,或提倡科学、或针砭时弊、或批判卖国,涉及各种社会问题,文风精悍。1932年12月,史量才聘请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进步青年作家黎烈文担任《自由谈》主编。黎烈文依靠一大批左翼作家,将《自由谈》改版成为有思想、有艺术的散文、随笔、杂文、翻译园地。鲁迅、瞿秋白、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经常在上面发文,并围绕一些社会和文化问题展开讨论,产生了强烈影响。至1935年11月停刊时止,《自由谈》共开展了20多次大大小小的讨论。其中著名的有“大众语讨论”、“京派与海派”之争等。鲁迅在《自由谈》上用40个笔名发表了143篇杂文[13],与其他杂文作家一起在《自由谈》里创造了杂文的全盛期。

第三,开设《读者通讯》(后更名为《读者顾问》)专栏,吸引读者。1931年9月1日,《申报》在新闻版开设《读者通讯》专栏,征集读者来信,讨论社会现实问题。首期议题是求学、职业、婚姻3项,4个月中,读者来信1400多封。报纸摘登来信,展开讨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九一八事变”后,该栏目将议题引向抗日救亡、政治民主,成为了宣传爱国,倡导民主的窗口。《读者通讯》的开办,既联络了读者,也实现了《申报》“对国民尽贡献之责任”、“愿为青年探路之良友”[14]的改革初衷。

第四,创办各种文化事业。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间,《申报》创办了《申报月刊》、开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创办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出版了《申报年鉴》,聘请地理学专家编印出版了《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地图》。兴办文化事业提高了报纸声誉,直接实现了报纸服务社会的改革目的。

2.史量才和《申报》政治上的转变

陶行知、黄炎培等加盟报馆后,史量才和《申报》在政治倾向上发生了很大转变:由中立保守转向激进和倾左。具体表现为积极抗日和争取民主两个方面。

在积极抗日方面,一是《申报》全面及时报道抗日战争的有关新闻。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报纸在第一时间发了85条电讯,详述事变真相,并配发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旗帜鲜明地表达“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做自卫之背城战”的抗日主张。二是《申报》积极报道和声援民众的抗日行动。例如,详细报道1931年12月17日南京学生进京请愿,惨遭军警枪杀的“珍珠桥事件”全过程,同时配发时评,赞扬学生的义举。三是史量才身体力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各种活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4天,他当选为“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组织各界抵制日货,声援东北抗日。“一·二八事变”后,1932年1月31日他发起并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担任会长,凭着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积极组织各界慰问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以实际行动支持淞沪抗战。

在争取民主方面,1931年12月19日,《申报》独家发表了宋庆龄抗议蒋介石杀害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声明:《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团体》;第四次围剿期间《申报》发表时评,言辞激烈地反对“剿共”;1932年12月,宋庆龄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量才出席大会并发言,还在《申报》上发表“同盟”的宣言、声明,报道“同盟”的活动情况。

史量才和《申报》在积极抗日和争取民主上的一系列活动触怒了蒋介石,经过周密策划,1934年11月13日,军统特务在沪杭公路上暗杀了从杭州养病回沪的史量才。此事举国震惊,但真相直到40多年后才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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