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模范省”的虚评

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特别明白舆论宣传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们知道自己以弱小的力量与强大的蒋介石对抗，舆论的向背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是掌握舆论的阶层，因为知识分子可以著述写文章从事宣传。为此，李、白不计成本，结交那些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乃至于达官显贵。

李宗仁、白崇禧在拉拢著名知识分子方面都有一套手段，他们在表面上对广西省内的著名知识分子如马君武、李任仁、白鹏飞、雷沛鸿等人是尊重的，他们尤其注意邀请省外的著名知识分子、著名报纸的编辑记者和各行各业的社会名流到广西参观游历。在白崇禧主政广西时期，到过广西的著名知识分子有徐悲鸿、江亢虎、罗隆基、胡适、梁漱溟、梁文威、侯镇球、钱华等；著名报人有《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记者陆诒，星州《民国日报》记者、星州《南洋商报》编者等；社会名流、党政要员有卢作孚（民生集团老板）、曾琦（中国青年党党魁）、罗文干（历任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务）、宋子文（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孙科（立法院长）等；另有美国闻人艾迪博士、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和田齐等。

这些人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分别不同情况，不缺钱的，以隆重的礼节接待；对于著名知识分子和在野的社会名流，则在热情接待的同时，还要赠送一笔相当的款项。在白吃白喝白玩（观光游历）后还有大笔进项，知识分子往往少不了投桃报李，写篇文章吹捧一下广西。事后，桂系当局选择一部分文章编成了《广西印象记》一书，以作宣传之用。

1932年6月21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以建设求统一》的社评说：“如广西一省，在建设上诚多努力，而于实现廉洁政治一点，尤予国人以较良之印象；顾桂省当局政治上着眼处，似仍偏重军事，而忽视社会经济力之培养，故其粗具外形之建设，将终不可以持久。桂省如此，川黔滇三省更不值一述……”

江亢虎是近代中国一个有趣的人物，他一人拉起了一个中国社会党（后改名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到处讲学和演讲，宣传他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个吃千家饭的角色。他到广西后，主动向白崇禧表示，希望留在广西工作。这时，有人对白崇禧进言说：“此人靠不住。我在北京故宫见过江写给宣统皇帝的奏折，内容十分卑鄙。”白崇禧接受劝告，没有同意江亢虎留在广西工作，但仍然以礼相待，并赠送3000元大洋的旅费。［68］

鼓吹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因为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到处拉拢有实力的军阀势力，桂系集团也是曾琦依附和拉拢的对象。1934年，曾琦到广西游历，受到白崇禧的款待，至于白氏赠送了多少款项给这位来打秋风的在野小党派的党魁，现在不得而知。或者是为了报答，或者是为了献媚，曾琦在广西期间以及以后曾多次赋诗吹捧白崇禧等桂系首脑。其中《南宁赋增白健生将军》写道：

勋业应期媲伏波，楼船横海意如何？

当年饮马长城窟，犹记滦河唱凯歌。

宁忘九世复仇义，会见三年拜赐师。

黑水白山看跃马，中原父老望旌旗。［69］

1935年1—2月间，前司法部长罗文干及著名人权教授罗隆基应邀到广西游历，罗氏在游历结束后对记者发表他对广西的观感说：“桂省上下刻苦耐劳，为任何一省所不及。治安很好，案件不多，是司法界之好现象。”［70］

大名鼎鼎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于1935年1月上旬到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随后到广州布道，受到保守的“南天王”陈济棠和广东学术界、教育界的抵制，他们对胡适群起而攻击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元老邹鲁于1935年1月9日发出《国立中山大学布告第七十九号》，取消原定的胡适在中山大学的演讲。［71］接着，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团由中文系主任古直及钟应梅领衔发表拒胡宣言，声称“胡适出言侮辱宗国，侮辱广东三千万人”，特布告驱逐之，并要求加胡适以刑罚云云。［72］

胡适在广东受了晦气，到了广西却是另一重天，一路受到贵宾待遇。所以，胡大博士在广东只待了两天半，就狼狈地离开了，而在广西却一口气住了14天，可以说是畅游广西。胡博士在广西吃好游好之后，也没有忘记向白崇禧等布道，大谈其所谓的“文化救国论”，说什么中国贫穷弱愚，要救中国，就必须从解决“愚”字入手，他因此反对桂系在广西整军经武的那一套。迷信武力的李宗仁、白崇禧显然也不是胡博士的同路人，白崇禧当即反驳说：“民族大难临头，岂可一日无兵？”又说：“止戈为武，以战止战，战之可也。”胡适无言以答，自找台阶说：“人各有志，我们各行其是吧！”李、白比“南天王”有涵养有气度，不仅没有把他们的分歧公开，而且继续好好招待胡博士游玩，离开时又赠送了一笔相当大的旅费。［73］这样胡博士在广西虽然没有圆满完成布道的任务，总算有面子而且有了经济上的收获。所以，离开广西后，胡博士拿起如椽大笔写下了《南游杂忆》的大文，叙述了他在广东与广西的截然不同的遭遇，以及在广西畅游的经历，最后专门写下《广西的印象》一节，他首先巧妙地引述美国传教士艾迪博士对广西的评价然后加以发挥。他说：“这一年中，游历广西的人发表的记载和言论都很多，都很赞美广西的建设成绩。例如美国传教家艾迪博士（Sherwood Eddy）用英文发表短文说：‘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以称为近于模范省。凡爱国而具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这是很倾倒的赞语。艾迪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他虽是传教家，颇能欣赏苏俄的建设成绩，可见他的公道。他说话也很不客气，他在广州作公开讲演，就很明白地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所以他对于广西的赞语是很诚心的。”接着，胡适具体谈了他对广西的四点主要印象：第一，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第二，是俭朴的风气。第三，是治安，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第四，是武化的精神。中国学人家武化（强兵）如今已不止60年了，始终没有学到家。但广西一省似乎是个例外。我们在广西旅行，不能不感觉到广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确是比别省人民高得多，普遍得多。胡博士把陈济棠统治下的广东描绘成野蛮、落后、愚昧的地方，而把广西说成天堂。这就是博士笔的厉害之处。胡适说广西给他的印象是好的，但他也为广西担忧：一是广西财政困难，二是广西与中央的关系很微妙，但他代广西当局义务宣传说：“我们深信李德邻、白健生诸先生的国家思想是很可以依赖的，他们也曾郑重宣言他们绝无用武力向省外发展的思想。”［74］

著名学者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算是桂林小同乡，他们热情邀请梁氏回广西游历并讲学。乡情难却，梁氏遂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35年2月上旬回到了从未到过的故乡，游历之外，还对广西的党政军公务人员等作了演讲。［75］

稍后，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也来到广西游历，回去后发表了《粤桂写影》。文章说：“从广东到广西，最易叫人感觉到的便是广东富而广西贫，广东大而广西小。他们因为贫，所以上下一致，埋头苦干；因为小，所以官民合衷，情感融合。又因为自知其为贫而小，所以当局的人们，非常虚衷谦抑，很欢迎外省人士的合作与批评，办事虽然带一点‘土气’，然而诚实有朝气，是在任何地方没有如此普遍的。”

胡政之接着赞扬了广西苦干实干的精神，并表扬了白崇禧的朴素。他说：“桂省军政人员，自总司令省主席起，人人都着五元毫洋一套的制服。我在南宁，白健生先生请我在他私宅去看剿共电影，得窥他的私生活，其简单朴实，比我辈穷书生有过之无不及，这实在是广西改革政治易于推行的一大原因。他们一般皆没有嗜好，公娼虽有，指定在特别地方营生，公务员概不许游荡；政府虽赖贵州过境的鸦片特税挹注，人民却不许吸烟。纸烟最上等的仅抽美丽牌，娱乐则象棋为最流行，此外别无消耗精神金钱的工具。”胡政之文章还提到广西建设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最负盛名的民团，并引用白崇禧充满自负自信地说：“有人议论我们练民团是教揉升木，等于养成老百姓的造反力。不知一个政府而怕人民造反，根本就不是好政府，因为只要政府好，百姓爱护之不暇，何至起来革命？如果因为怕人民革命，便不敢养成民众武力，结果也未必避免得了革命。”胡政之认为这是很透辟的话，值得介绍一下。［76］

1936年11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与秘书长梁寒操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全部出动陪同招待，孙科也许被热情招待弄迷糊了，在欢迎大会中脱口而出：“广西已成为救国的策源地，救国的责任，广西民众要特别负担。”“总理提倡三民主义，到死时还未见有哪个地方实现，现在广西已经实现了。”［77］尽管这是吹破天的牛皮话，却让桂系人士听了感到很受用，并加以发挥引用。《白崇禧先生演讲》一书的序言就引述孙科的话说：“总理手创三民主义，殁世未见有何处实行。本人走遍中国，亦未见有何处能够实行。今至广西，已见有实行三民主义的省份。”［78］

吹嘘广西当局的还有外国传教士和记者。日本记者和田齐在考察广西后写道：“揭扬着‘大广西主义’及‘反对独裁政治’这样旗帜的广西，自民国20年已其始实施建设的五年计划，在政治之改革及治安之维持都能举其治绩，尤其是那独有的民团军之组织和中国最初之征兵制的截然实行等，现在已当为中国的模范省而惹起各方面的注目。”［79］美国传教士艾迪则干脆称广西为“中国第一模范省”［80］。

所谓广西是三民主义“模范省”就是这样吹嘘起来的。也许许多人会信以为真。到抗战时期日寇入侵广西，这个所谓模范省的气泡才被捅破，露出了真实的一面，许多人才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