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议传承”哲学之功

一、“论议传承”哲学之功

（一）传播道理广泛

论议哲学传承形式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开启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地学哲学、用哲学的民族思想风气，并由此而使我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不断地受到哲学思想理论的熏陶，使之不断升华到哲学思维的一种境界，由此而逐渐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形成勤劳、智慧、勇敢的伟大民族精神。世界各地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中，只产生几位哲学家，而其思想在广大民众之中得不到很广泛的传播、学习和应用，则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国民的思想精神。而只有当一种历史、唯物、辩证、求实、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理论从哲学家的著作中、书斋里走出来，深入普及到最广大的人民之中，植根于他们的思维活动之中，化作他们的日常思想行为体现时，这种思想理论才会发挥其塑造一个民族、改造一个社会、创造一种社会历史飞跃式发展的巨大力量。

在中华民族的实际历史上，人民大众的思想意识中朴素的唯物辩证哲学思想，大多数不是他们直接从哲学思想理论著作中获得的，而是从诸子百家那种谈修身、论齐家、讲文艺、说医药、言军事、阐述日常衣、食、住、行等具体事理中受到启发，受到教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才具有的。所以，论议式的道理传承形式，在这方面是客观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将哲学思想以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易学易懂地向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普及的一种很好的有效形式，是应用科学思想转变民族思想精神的催化剂。对此，我们可以用比较的方法，将东西方哲学对社会历史进步的影响进行一个对比，或许我们就会认识得更清楚一些。西方哲学思想产生也同中国一样，是比较早的。有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如古希腊的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有逍遥派哲学家，如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以及德奥佛拉斯多斯、斯特拉图等；有唯物主义哲学家，如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萨哥拉，以及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人。他们都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但是，他们的学说，对于人民大众的影响却难以与中国相比。因为，虽有哲学著作，则不能形成如中国历史上那样诸子百家引用哲学观点研究、讨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学术氛围，没有一种将哲学从哲学家的书籍中理论联系实际地介绍给人民大众的一种“媒介”性传播渠道。

正因为是如此，在公元前的历史上，东西方人民的思想精神就不一样。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唯物、辩证、求实的道学思想就已经相当普及，“百家争鸣”，官吏治国之论，都充满了这种极其可贵的哲学思维精神。如管仲说：“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勇而不义伤兵，仁则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又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在他的精心策划和治理下，齐国很快就富强起来，齐桓公也成为名震一时的霸主。管仲不信鬼神，但有时他也谈鬼谈神，且说得都有鼻子有眼，就像他当真见过似的。如我们在关于“河图”、“洛书”的讨论中举过他的例子那样。不过，管仲对此也一语道破其玄机：“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同样，孔子等不少人也都不信鬼神，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名言；战国时期，除了大多数学者不信鬼神外，还有不少地方官也都是无神论者。如西门豹治邺，惩治大搞迷信活动的三老与女巫等故事；至于中国的医学家与广大医生，则数千年来都是无神论者，因为中国著名的医学理论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中，就公开宣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而在欧洲，至少在中世纪，还是宗教神学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有不少无神论的科学家被处死就是历史的例证。我国有一位神话研究者，对于中国历史上神话不发达，不能与希腊相媲美而感到深深的遗憾！甚至在其著作中对孔子和司马迁大加指责。其实，这位老先生是由于没有研究中国思想史，不知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早，对中华民族影响至深而造成的。我倒是觉得，这位老先生应该为中国历史上神话不发达而高兴才对。

（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哲学，不论古今中外，不论其取何名称，总归起来不过是两大类型：唯物辩证哲学，主观唯心哲学。唯物辩证哲学也可以称其为科学哲学，因它是集天文、地理、人类社会各学科科学研究所得到的客观自然规律之大成者，至少，中国古典哲学就是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观变于万物，而又稽之以男女，不断地研究、总结而提出来的科学理论。所以，这种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不仅会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会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与变革。而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就不是从社会生产、生活、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则是“智者”以其主观思维提出来的理论，虽然其在社会上的传播也同样会给社会带来震荡。更重要的是各种宗教的产生，对于科学技术进步则不会有什么推动，就连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本身，都有着这种明显的体现：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同时也就是思想家，也可以成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宗教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甚至还可获得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的头衔。但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就不可能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医学家、遗传学家、天文学家，更不会在天体物理、地球物理研究方面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因为，一位相信会有天狗吃掉月亮的人，是绝不会准确地预报月食发生的时间及其原因的。

中国古典哲学在史前时期，主要是靠八卦卦画为载体而作传播与传承。从五帝时期至商末，是以八卦卦画形成的《连山》《归藏》及以纯文字写成的道书传播与传承。商末周初，《易》经被利用为传播卜筮迷信思想的工具后，这对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播与传承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百家争鸣”之中，论议传承又将中国古典哲学以理论联系实际形式，作了更加广泛的社会传播。这客观上就在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方面，仍然发挥了促进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步都是论议哲学传承形式造成的，但其在《易》经哲学传承被扼杀后，它确实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作用。唯其如此，中国古代许多科技发展依然处在了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的先进地位。例如，在天文研究方面，今发现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甲骨刻辞中，就有关于日食的记录，如《殷契佚存》第347片，这比古代巴比伦的实际记录要早。至于《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中关于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七月发现哈雷彗星的记载，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于公元1682年发现它并由此命名为“哈雷彗星”，早了2294年；在历法制定方面，古希腊天文学家默冬提出的十九年置七闰的历法，比中国晚了160多年；在地震研究测定方面，中国的张衡于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制造的“候风地动仪”，比外国发明地震仪早了1700年；在数学研究方面，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科学家祖冲之造千里船、水推磨、木牛溜马，他计算出的圆周率，精确到了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并提出约率和密率，这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在养蚕和丝绸织造方面，若按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纺织工具和有蚕纹、编织纹的牙雕小盅证明，中国的丝绸织造史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的丝织品实物，距今已有四五千年。一直到了公元7世纪以后，养蚕之法才沿“丝绸之路”传到阿拉伯和埃及，公元10世纪传到西班牙，11世纪传到意大利，15世纪传到法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早在新石器时期的晚期，中国就已有精美的硬陶器生产，商代已有瓷器制作，汉魏以来，瓷器制造技术更日趋成熟，隋唐时期的瓷器的生产达到了繁荣阶段，而世界各国掌握瓷器制造技术，则是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外运才开始的；在冶金技术方面，中国古代一直是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并创造了泥笵、铁笵、熔模三大铸造技术，而西方则是在公元14世纪开始铸铁生产，晚于中国1900余年；中国的采煤、用煤，早在汉代就已经很普遍，欧洲到13世纪才开始，晚于中国700多年；中国发现并使用石油，至少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西方国家的第一口油井开凿则是1859年，比中国晚了1500多年；在天然气利用方面，中国比外国也早1000多年。至于中国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更是尽人皆知之事……这就说明，真正的唯物辩证哲学的广泛传播，成为一个民族的指导思想，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是何等的重要。

（三）对于形成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刻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世所公认。但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则不是天然形成的，更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而是中华先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的熏陶、浸润、潜移默化式思想影响下，不断创造、积累之下形成的历史积淀。可以说，没有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与传播，没有这种科学的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长期的影响，使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变成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的一个精髓性、本质性自然体现，便根本不可能有博大精深历史文化的出现。在这个方面，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及其在学术争鸣之中，代复一代地引用中国唯物辩证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而对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医学、伦理、道德、法律、教育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中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不断的研究、探讨、议论、解决，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最广泛、最深入、最具体、最持久的浸润、影响与营造过程。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则又形成了无比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先进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融合过程中，在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团结、凝聚本民族全体成员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上，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在这方面，客观存在着的历史事实，就是明证。

自有史籍记载以来，中国中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一直吸引着周边的兄弟民族，他们或以历史之传而寻根，或以内附而称臣，或以金戈铁马入主中原以建国等不同形式向这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区内融入。如汉魏之际，大漠以北的匈奴、胡、鲜卑等不断南迁，曾在中原建立过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前秦、后秦、后凉、南凉等民族政权。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给中原民族与古老文明带来什么影响，倒是被这种中原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所影响、所改造，最终融合为一体，分不出个谁是谁。当然，在这种历史性的民族融合过程之中，有些古代民族是表现为主动性的融入，有一些是被动地、“不情愿地”融入。例如，古代的鲜卑族原居于大兴安岭（古称大鲜卑山）一带，他们是以古老的历史记载和传说为依据，认为自己原本就是这个古老的民族家庭中的一员，以自己也应该来当几天家的心态不断南迁。当他们在公元4世纪建立了北魏政权之后，就采取了重视农业，实行屯田，“离散诸部、分土定居”，“计口授田”、发展生产，皇帝带头服衮冕、尊孔子、改汉姓、说汉语，加速民族的融合进程；也有的因历史形成过程的久远，产生了历史的隔膜，并不认为自己这一个族属与中原民族原本就是一条历史之藤上结出的瓜，而是抱着一种入侵、奴役、改造中原民族的心态，企图用自的习俗来取代中华古老的文化。可结果是，他们非但没有改造了中原古老的文化传统，反而被中原古老的文化传统所改造，历史上的女真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公元17世纪之初，女真族建立后金政权，入主中原之际依所兴之州名改称满族，其从建立清政权一开始，就必欲将中原文化改造成满族文化：不仅治国用满文、满语、满典、满礼、满服，而且官员用满人，圈地行牧废农耕，就连普通百姓也得将头剃成个葫芦瓢，在脑后拖上一条辫子。清顺治二年（1645年6月）还向全国下了一道“薙髪令”，谁不照办就杀头，而且杀头没商量（不准奏议）。此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者。当时杀人之多，手段之残烈，连满族皇帝自己也知其行必遭后世唾骂，而不准载入史事记录。但杀人的批文有一部分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使我们能够由此而窥见其历史的一斑：其时的剃瓜壳杀人行动，野蛮到了连道士、病人、神经病患者、老人、儿童、乞丐都不放过。例如，武当山云游道人田真文“流至涞水县三黄山玉皇洞修持”^[104]，因发现未剃发而被处斩；山西汾州介休县张兰镇李国光因“染病蓄发”^[105]被砍了脑袋；湖北武昌府嘉鱼县乞丐王楚荣已是70多岁的老人，因蓄发未剃，在行乞途中^[106]被杀；保定府祁州郑章村的神经病患者党国宾，被“该州吏目遍历村庄，挨门逐户细加严查”^[107]所发现，判以斩首。其弟党国安，邻居赵一龙、党登山、党国然等人，亦被定以“知情不举”之罪而“正法”；保定府武强县的赵万银、赵应亨，因“仅剃二指，留发甚多”^[108]，不够规格，处以绞刑；山西太原府五台县槐荫村人赵国昌是依令剃了发的，也宽度够规格，只是因为田中活忙未及时剃去重新长出来的、长不过几分的头发，同样也被“就地正法”^[109]，砍下了一颗人头……但是，满族上层统治者尽管采取了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手段，希图改造中华文化，结果却是被中华文化所改造。历史的事实证明了一种用唯物辩证哲学所浸润的优秀历史文化，在民族的历史生存与发展上，其力量远胜于千军万马，不可奴役，不可战胜。

中华文化是一种最具有兼容性的历史文化，它的历史发展就如同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在运动，它可以将外来的一切文化吸收进来，加以改造，然后又甩出去，影响其周边地区乃至世界。举例而言，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佛教产生于印度，它原与中华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但自其传入中国之后，就先被动、后主动地在各个方面接受中华文化的浸润与改造，最终使其完全中国化。在佛教经典中，有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许多理论，以致今天谈中国哲学史，都不能不提到“佛教哲学”；在佛教建筑物中，由原先的印度特点渐变为充满了中国建筑特色；中国历史上的风俗习惯与佛教习俗也同样相互交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