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事业培育者

蔡元培是科学救国论者，毕生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倡导和发展。在大学内，他提倡科学，注重理科；对社会上的重要科学团体，他都加以扶植；对于呼吁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办理教育与科学，奔走尤力，他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庚款办了许多培植科学事业的项目，培育了不少科学家。科学与教育，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两大支柱。在长中央研究院以前，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上。长中央研究院以后，始得专心于科学事业的培育和倡导。

中央研究院的创设，最早为孙中山所提出。一九二四年冬，孙中山北上之时，在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主张的同时，建议设立中央学术院，并委托汪精卫、杨杏佛等起草计划。中山病逝和时局变化，此议遂停。一九二七年五月，元培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共同提议建立中央研究院。会议决议成立中央及北平、浙江三个研究院，先行成立中央研究院，以元培等人为筹备委员。六月，元培提请成立大学院和实行大学区制，经通过。拟议中的中央研究院，遂成为大学院的一个附属机构。大学院组织法第七条载：“本院设中央研究院，其组织条例另定之。”十一月二十日，元培召集中央研究院筹备会议，决定先行设立理化实验、社会科学、地质三个研究所及南京紫金山观象台。元培被推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会后，成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决定观象台设于南京，理化实验、社会科学及地质三研究所设于上海。翌年三月，增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继迁北平。四月，中央研究院脱离大学院独立，改称国立中央研究院。原设之观象台分为天文、气象两个研究所，理化实验研究所分为物理、化学、工程三个研究所。全院共设八个研究所。六月九日，元培召开首次院务会议于南京，宣告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一九二九年春，增设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心理研究所，以后，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动植物研究所。这样，中央研究院共设十个研究所。此外，尚有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工程研究所附设中央陶瓷试验场、天文研究所附设天文陈列馆、气象研究所附设北平气象台、历史语言研究所附设历史博物馆。按规定，原应成立国文学、考古学、教育学三个研究所，始终未设，只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设考古学组。

中央研究院被规定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以后改订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含义更为广泛。它的宗旨定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¹⁾在组织上，分为三个部分，一是院长和办理行政事务的部门。总管行政事务的，初称为秘书长，后改称总干事。第一任总干事为杨铨（杏佛），元培在大学院即与共事，是元培的好助手。元培曾说过：“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²⁾一九三三年杨杏佛为国民党杀害，曾由物理学家丁燮林短期代理，继由地质学家丁文江接任，丁文江于一九三六年逝世，由朱家骅继之。抗日战争期间，由傅斯年代理。在元培逝世前，由化学家任鸿隽任总干事。

二是评议会。它是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以院长聘任之国内专门学者三十人组织之。”⁽³⁾各门学科设评议员一到五人。院长为当然评议长，各研究所所长是当然评议员，其余评议员由各国立大学共同推选专门学者担任。评议员总人数共为四十三人。这一组织之设，系仿照欧美的全国研究会议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它所定的英文名称即是如上字样。用意在提高中央研究院的权威性。院长出缺，亦由评议会推补。从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日起，这个评议会迟迟难于产生，直到一九三五年方始成立。就当时情况看，评议会确实网罗了不少著名学者，如丁文江、侯德榜、陈寅恪、陈垣、赵元任、胡适、李济、翁文灏、秉志、叶企孙、李书华、凌鸿勋、茅以升、梁思成、赵承嘏、竺可桢、胡经甫、胡先骕等，当然评议员则有丁燮林、周仁、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王家楫、汪敬熙等。

三是研究机关，即各研究所。组织条例规定：“本院为研究科学真理及解决时代问题，得就一种科学之全部或一部分，设立各种科学研究机关，用实验的方法，行科学上之探讨。”⁽⁴⁾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的业务部门和主体。研究员分专任、兼任和通讯三种；又设名誉会员，分个人及团体两种。个人名誉会员定为：“凡中国科学专家，于科学上确有重要之发明及贡献，经本院评议员三分之一以上人数之提议，评议会全体一致之通过，得被选为本院个人名誉会员，享有应用本院一切研究便利，与赠阅本院各种刊物之权利。”⁽⁵⁾研究院既研究纯粹科学，又研究应用科学。元培的主张是两者兼顾，不可偏废。他手订的工作大纲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科学问题之研究，无论属于实验科学，或记录科学，或人文科学，仅应以其问题自身之重要性定其工作程度之先后，未可泛然浅然但以立见功效及直接应用等标准约束之。盖若干应用最广，收经济价值最大之技术事业，其所凭借之初步科学研究，表面上每属于纯粹科学之微细题目；即至若干科学研究毫无经济价值，或容无应用可言者，如不少人文科学之问题，果能以事理之真，布之世人，开拓知识之领域，增加人文进化之了解，其影响纵属迟缓而间接，其功效有时仍极巨大。自另一点看，亦有甚多科学曾以实际应用之需要而发展。纯粹科学研究之结果，固多为应用科学之基础，而应用科学之致力，亦每为纯粹科学提示问题，兼供给工具之方便。故此二事必兼顾而后得，若偏废或竟成遍废。况若干科学之实际问题，为此时国家及社会所需要者，不可胜计，本院允宜用其不小部分之力量从事于此。……（科学研究）必须与国家及社会成密切联系，俾国家得学术之用，社会得学术之益。”⁽⁶⁾说理至透，不可偏废，偏废有可能成为遍废，但亦提出了应有重点。

元培很注重科学方法，他认为介绍科学方法要比介绍科学结论为重要，有了科学方法，就掌握了科学研究的钥匙，所以他说：“近虽专研究科学者与日俱增，而科学的方法尚未为多数人所采用，科学研究机关更绝无仅有。盖科学方法非仅仅应用于所研究之科学而已，乃至一切事物，苟非凭借科学，明辨慎思，详考博证，即有所得，亦为偶中；其失者无论矣。”⁽⁷⁾这样的提倡，当时亦属必要。

元培办理中央研究院，仍本其兼容并包思想，主张学院自由，各种问题都可以研究，各种学派都可以并存，这是学术进步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央研究院便能网罗各方面的学者专家，而在研究工作上取得成绩。自然科学研究是中央研究院的主要部门，十余年之间，这方面颇有成绩，其中尤以天文、气象、地质与生物，成就显著。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设备完善，一时成为国内天文学研究中心。地质研究所调查各地地层结构与矿物分布，初步摸清了一些情况。李四光在这里有重要的成果。生物学方面，对我国动植物分类区划有重要的收获。社会科学方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发掘，其成果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以后在山东历城龙山城子崖发掘的成果，亦为人所瞩目。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则密切结合现实，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租界问题、犯罪问题、上海纱厂包身工问题，作了详细的调查。中央研究院多次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对学术研究的提高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也因中央研究院多次派人参加，提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在元培的倡导下，对于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外国学者来华考察，中央研究院都表示欢迎，并且与之合作，共同促进。在这项工作中，他总是注意外人不得侵犯中国的主权，每次有外国学者来考察，中央研究院都要和他们订立条例，规定不得越出学术范围，所采集的考察标本之类，都交中央研究院审查，决定可否带走，并须留存中国一份。同时，中央研究院须派员参加考察。几年之间，其著者如瑞典斯文赫定到新疆考察，中央研究院与之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美国约克罗伯森到新疆考察，则合组中美科学考察团；美人司密司赴川滇考察动物标本，中央研究院也派员参加。这样，对于中外学术合作既有帮助，而对于那些抱有其他目的而来的外人，可以杜止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从事不正当活动。那个过去多次来华以盗窃敦煌文物著称的英国人斯坦因，在中央研究院的规定下，也难遂其自由自在地盗窃中国文物之愿了。一九三〇年五月，斯坦因受英国政府委托，携带约合华币百万元巨款，率领大批人员来华，向外交部请领前往新疆、甘肃一带游历护照，中央研究院为此函请外交部，“通告该氏，将此次在我国境内考古旅行之目的、范围、计划，抄送我院，以凭审核，并请在未审核以前，暂勿给予护照”。而外交部竟然已经发给了所谓普通游历护照一纸，在接到中央研究院通知后，只是相应故事地照会英国大使，说如果斯坦因等搜集古物并携带出境，应请中央研究院审核。于是，中央研究院请求行政院电令新疆、甘肃、内蒙等地军政当局，对斯坦因一行严密监视。后据英美报纸刊载和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该队已抵疎勒，正与新疆省政府交涉中，续闻该队已在国境内展开工作”。中央研究院便据呈国民政府，指出斯坦因几次来新疆、甘肃，盗窃敦煌石室藏书，割裂各地壁画，将国宝古物捆载而去，实属攘夺文物，蔑视我国主权。而且斯坦因“在二十余年前，初次来华之目的，虽以考古为揭橥，实则受印度之英国居留政府所委托，以调查自印度入新疆、甘肃、陕西之军路者。故其沿路测绘，于用兵险要之地，尤加注意。……似此情形，若竟听其持一游历护照，挥霍百万金于新疆，实于国防有莫大之害，固不仅重要史料之损失已也”。“职院职责所关，未敢缄默，拟请钧府查照。电令新疆省政府阻止该氏入境。如已入境工作，即当勒令停止，即日出境，并令外交部转电驻华英使，通知该氏，以该氏不理外交部通知为根据，取消其游历护照，以护史料而崇文化，惩盗窃而维国权”⁽⁸⁾。

在国民党统治下，元培办理中央研究院牵制颇多。国民党政府视科学研究为点缀，中央研究院经费奇缺，“除临时经常等费由国民政府按照预算拨给外，另由本院向政府请拨研究基金两百万元，期于五年内募足。此项基金，永远只许用息不用本”⁽⁹⁾。元培在第十一次院务会议上报告：“本院经费异常支绌，以经常费数目而论，用之办理一二研究所尚嫌不足，现本院成立之研究所、处、馆等，计有十一处之多，虽平时尽量从事节省，而欲求计划之实现，颇感困难。”⁽¹⁰⁾全院总机关迁往南京，各所亦准备陆续迁去之时，财政部迟迟不拨建筑费，无法工作。中央研究院有时只得靠外界的帮助，有一次元培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就拨给了五十万元。⁽¹¹⁾

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如在发掘安阳殷墟时，河南省政府据省图书馆长何日章“自动发掘安阳龟骨等器物，谢绝他方开掘”的呈请，不准中央研究院发掘，并要求将已发掘的甲骨器物交还河南。中央研究院与河南交涉无效，致使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的发掘工作停顿，中央研究院不得不向国民政府请求处理。呈文痛陈：“同此国土，同属国民，共致力于学术，何畛域之可分？若如何馆长所云，则各省皆可闭关，学术顿成私物。”⁽¹²⁾中央研究院又派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到河南去和省政府洽商，经过许多周折，才达成协议，而在具体工作中，仍然阻力重重，发掘工作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还有更奇怪的事情。那位时任考试院长读佛经讲孝道的戴季陶，竟然对于学术团体发掘文化遗址及古墓葬提出指责，认为破坏了民族历史。戴于一九三四年分函蒋介石、行政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长王世杰和蔡元培，要求加以禁止。元培复书驳之，指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掘工作，有时会触及墓葬，一种是“后代间有葬于古代遗址中者，发掘时遇之，只得清理”，一种是“已为人盗掘之墓地，或已自然暴露之墓，惧其历史的价值永湮，不得不加以清理”。“以中国历史之悠久，不动土则已，一动土则无论何时均难免遇到遗骸遗物耳”。元培驳斥了戴季陶所谓发掘工作破坏民族历史之说，指出正因为地下发掘的成绩，才增加了古史的可信部分：“中国古史，在《史记》包罗之六艺外者，昔列传闻之科。故清代今文经学家有谓上古史茫昧无稽者。然若干年来金文之研究，使吾人重读《尚书》，怡然理顺。而西周献典，吾人所知反比司马子长为多。又如殷墟所发现，使吾人惊异古代中原文化之高大，详知当时戎祀之大事，校正《史记》之误字，明识玄王之世系，并可一洗以古代为茫昧之野谈。孔子曰：‘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荀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粲然者矣。’今也殷周故文，可征实多，诗书所略，复成粲然，将中国信史向上恢复千年，岂特未破坏民族历史而已。”“弟以为保护古迹，禁止私掘，应取有效之手段。此外之学术事件，自当出之以慎重，而不宜泛之以禁止。恢复千年古史，其用大矣。”⁽¹³⁾佛学家碰见了科学家，只得哑口无言。

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建院以迄逝世之日，共历十三年，辛勤培育，使学术事业，特别是基础薄弱的中国科学事业，有所发展，这和他主持大学院与提倡大学区制的结果大异。究竟科学、学术和教育不尽相同，尽管距离元培所提倡的学术独立尚远，国民党对它的干扰毕竟会少一些，元培的工作才能取得成绩。

元培虽然集中精力办理中央研究院，但并未脱离当时政治。他不遗余力地为民族独立而大声疾呼。日本侵略中国日亟，他是愤懑的，表现了反日精神。一九三一年东北发生万宝山惨案，中国农民被日兵杀死者三十余人，被拘数十人，元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此事，指出日本一贯计划，是先取满蒙，他认为：“现在外交机关依法交涉，民众团体提倡经济绝交，以促对方的觉悟，这固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亦目前必不可少的手续。但要彻底解决，非合全国同胞的力量，从基本上做起不可。……正如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急起直追，尚有可为，若再因循，就不可救药了。”⁽¹⁴⁾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他与中央大学等五校校长联名电请国际联盟制止日军“破坏文化事业及人类进步之残暴行为”⁽¹⁵⁾。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之后，他曾以全国教育会议议长名义致电国联及美国总统，请求“能与吾侪以同情与助力”⁽¹⁶⁾。

但是，他对于政治形势认识并不清楚，国民党政府还利用他的威望让他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一九三一年宁粤之争，他就奉派代表南京政府，与粤方谈判。宁方代表除了他，还有陈铭枢、李石曾、张继、张静江等人，粤方代表为汪精卫、孙科、伍朝枢、邹鲁、陈友仁等。谈判于十月二十七日起在上海举行，每次会议推一个主席主持，元培被推担任主席次数最多。据说，会上总是争得不可开交，元培则处之泰然。据当事人回忆，元培日常很少谈和谈的事，也不谈现实的问题，他很超然，眼光看得很远，仍然是谈教育，谈思想，谈文化。⁽¹⁷⁾其实国民党不过是利用他来缓和局面，他则志不在此。但是，国民党政府更要的是利用他来反共，以制止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故而在主观上，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和国民党政府是相一致的，有反共和阻挠青年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言论。这段时期的蔡元培，一面是爱国反日，一面亦有时反共，而对学生爱国运动则本其读书第一的思想，作了更多的阻挠。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他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演讲，通篇言“剿赤后之消毒工作”，甚至认为与万宝山惨案相比，“国内最重要的还是江西剿匪”，说：“赤匪与寻常土匪不同，他是有持之有故的主张，而且他对于民众，一面威吓，一面利诱，仿佛有一种宗教的魔力，所以不可轻视。”现在军事上是“猛虎之翼，不难剪尽。但赤匪所到之处，与瘟疫一样，疫势虽杀，流毒尚多，非有一番消毒的功夫不可。这就是宣传的工作”⁽¹⁸⁾。上面所说，如果认为这是在南京政府纪念周报告，不得不作如是语，那么在他调解宁粤纠纷之时，记者问他“广东组织政府，中央对之有无准备”？他在回答中，说粤事“如同儿戏，势难持久”之后，突然插上反共言论：“中央对于粤事，不甚顾虑，惟最大隐扰，赣湘赤匪尚未肃清。现注全力痛剿匪共，务期杜绝根株。”⁽¹⁹⁾这就不能不说是他主观思想所决定了。

九·一八之后，学生爱国运动势如燎原，救亡呼声遍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到了南京，而元培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周演讲，甚至提出了“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的惊人之言，说是“学生爱国是我们所最欢迎的，学生因爱国而肯为千辛万苦的运动，尤其是我们所最佩服的。但是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背离真理，勿宁太远。他又说：“青年的爱国运动，若仅在假期或课余为不识字的人演讲时局，或快邮代电发表意见，自是有益无损的举动。现在做爱国运动的青年，乃重在罢课游行，并有一部分不远千里，受了好多辛苦，到首都运动，一来一往，牺牲了多少光阴，牺牲了多少学业。”⁽²⁰⁾这样的话，明显地在阻止学生南下请愿。

第二天，即十二月十五日，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元培与陈铭枢被推接见学生，蔡、陈二人均被殴。据身经其事者回忆，说只有陈一人被殴，蔡并未被殴。⁽²¹⁾其说不可信。前章提及元培对香港《平民日报》载《辽海梦回室笔记选录》有“于我多恕词”之批，同时对该文记载事实错误之处，元培亦多有批语。该文将元培被殴之事与一九二八年军校学生闹事混记，元培批曰：“军校生事在十七年。”“被殴事在二十年。”“是北平南下示威团，并非佩中央政校、军校证章者。”⁽²²⁾则元培一九三二年被殴之事，从他本人记载得到证明。国民党大肆宣传蔡被殴，是否有苦肉计之设，应予探究。但是，元培于当天发表谈话，一说愿学生“稍移目前热烈之情绪，以致力于根本救国之准备”，而他本人“对于学生救国之轨内行动，纯洁热诚，仍愿政府与社会加以维护，绝不因今日之扰乱而更变平素之主张也”，这是他一贯思想；二说“不过今日之暴动，绝非单纯爱国学生之所为，必有反动分子主动其间。学生因爱国而为反动分子利用，无辨别之力，无防范之方，实至可痛惜”⁽²³⁾，则目标所指，极为明显。发此言论，此中是否别有隐情，国民党政府是如何利用他来反共，可作探索，然元培是时思想，并不赞成共产党，则是实情。近人研究之文，每为之讳，甚而曲解，则远离历史真实矣。

然而，此时的元培还有其另一面，就在他每发反共言论之时，多有尽力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之举，其事实当留待下章言之，从这里，可以窥测到元培此时当处于徬徨之中。现实每多令他不满，对共产党尚无更多了解，对国民党亦无清楚的认识，只是对于政治逐渐感到厌倦了。一九三二年蒋汪合流，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函请他去京工作，他复信说：“运筹帷幄之内，折冲樽俎之间，实非拘墟如弟者所能助力。若强作解事，相与周旋，隔靴抓痒，徒乱人意。不如择性所近，尽力所及，竭一得之愚，求几分之效，比于不贤识小，借告无罪云尔。”⁽²⁴⁾流露了厌倦政治之心，而其出路仍在教育、科学救国。迈开大步，此时在元培尚不可能。

元培四子怀新、五子英多，相继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及翌年十二月生。

元培性格还是洒脱的，每有诗文，寄其意趣。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诗人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遇难，元培写了一副挽联：

谈诗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²⁵⁾

此联在有关蔡集均不载。全文豁达自然，如谈玄理，颇有魏晋风度。且兼用文言与白话，琅琅可诵，为联语开拓了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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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修正草案》，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政府公报》第四十八期。

(2)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选集》第三三五页。

(3) 《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修正草案》，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政府公报》第四十八期。

(4) 《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修正草案》，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政府公报》第四十八期。

(5) 《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修正草案》，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政府公报》第四十八期。

(6) 《国立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蔡全集》第一一八四页。

(7) 《大学院公报》第一期《发刊词》。

(8) 《关于英籍司代诺氏游历新疆盗窃文物呈国民政府文》，《蔡全集》第一一九〇～一一九二页。

(9) 《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修正草案》，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政府公报》第四十八期。

(10) 《中央研究院第十一次院务会议报告》，《蔡全集》第一一八六页。

(11) 《为复谢拨款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蔡全集》第一一六二页。

(12) 《关于继续发掘安阳殷墟事件之函电》，《蔡全集》第一一七一页。

(13) 《为发掘古墓事复戴季陶书》，《蔡全集》第一二二五～一二二七页。

(14) 《报告韩境惨杀华侨案》，《蔡全集》第八五八～八六二页。

(15) 《与王世杰等电国联请制止日军侵沪暴行》，《蔡全集》第一二七一～一二七二页。

(16) 《为济南事件致日内瓦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电》，《蔡全集》第一一七五页。

(17) 程沧波《宁粤和谈追随蔡先生的经过》，《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二期第一五页。程沧波是宁粤和谈宁方的秘书。

(18) 《剿匪后之消毒工作》，《蔡全集》第八六二～八六四页。

(19) 陇西约翰编《蔡元培言行录》第二三页，广益书局出版。

(20) 《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蔡全集》第八六六～八六八页。

(21)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一〇六页脚注引钱昌照谈话。

(22)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八八页脚注引元培手批。

(23) 《受北平学生围困后答记者》，《蔡全集》第八六九～八七〇页。

(24)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一〇六页引蔡函手稿。

(25) 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第三二页所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