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须正视传统国家观的双重性，致力建构新家国关系

物极必反，事物总是辩证的。中国传统国家观在近代因无法解决民族摆脱危亡的时代课题而走向终结，只是表明其负面因素、消极影响在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程度上被空前暴露出来，并不必然表明其负面因素、消极影响从此消失，更不能由此推论出它所包含的优秀成分、积极因素也一起被送进历史垃圾堆，从此不再对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现代化起积极推进作用了。前述被传统王权观、王朝观和王朝治世观掩盖而又在近代知识界觉醒的“祖国意识”和“多元结合”“诸夏一体”的中华整体精神，以及由这种精神重塑而来的新的家国关系体认和爱国主义精神等，说明传统国家观并非铁板一块。每到民族、国家危难时，那未曾泯灭的活性因素——上述优秀成分，就像火种一样，再次燃烧起来，对中华民族延续生机、摆脱外侮、自立自强发挥出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事实也是这样，这些活性因素进入近现代以后，已经开始涅槃再生，融入波澜壮阔的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现代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源泉和有机组成部分。

（一）“中国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民族国家观的形成

近代以降，中国传统国家观因其据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崩溃而走向终结，是一种时代大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历史惯性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浸染着传统国家观的旧文化、旧势力影响依然很大。它在政治上极端反动，思想上极度保守落后。它仇视任何进步事物，排斥西方先进科技；认为中国主要危险不在于西方侵略，不在于国家经济技术落后，不在于专制制度衰朽，而在于“圣道”沦亡和以“洋人为师”^[80]；大摆忠君爱国腔调，故意和“‘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81]；以忠信礼义、华夷之辨等大肆讨伐“名教罪人”，“耻言西学，有谈者指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82]。这种孔教徒“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83]的局面，先是中断了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开明派“睁眼看世界”的努力，后使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在主张仿效西方，兴办近代工业的同时，总是小心翼翼不敢触动王权专制，只能推行“中体”与“西用”的嫁接式改良。及至戊戌变法，康有为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托古改制”，不敢过于违背传统圣教。但即使如此，新政与旧制稍有冲突，大小保守派官僚、士绅、文人便一拥而上，斥之“仇视君上”“乱臣贼子”，判“民权、平等”滔天大罪：“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84]鼓动独掌军政大权的慈禧以屠刀砍杀了变法。中国救亡与现代化一再被延误，新旧政治理念的激烈冲突，充分暴露了传统国家观、忠君—爱国主义的悖谬、反动与保守，凸显了彻底革除专制旧体及其国家观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后人或许有理由批评当年变法不彻底，没有撼动君主集权旧制，但却更应该看到，在那种恐怖的政治生态下，康梁敢于对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制提出挑战，要求以新政改变之，无疑表现了极大的魄力和勇敢。正是这种魄力和勇敢，推动着后人诉诸全新的文化选择，以全新的国家观再造国魂，以全新的爱国主义引领民族救亡自强。继严复提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85]之后，梁启超筚路蓝缕，以卓越的见树超越同代单纯“排满”的狭隘汉族主义，给出了“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的“中华民族”定义^[86]，展现了“多元结合”的民族共同体史实，和基于特殊历史条件、文化认同的凝聚力根源^[87]。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全面颠覆传统国家观：用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诠释国家，明确提出国家即“有土地，有人民”，“人人皆主权者”^[88]；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89]；国家与朝廷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90]；朝廷要求臣民忠君，而国家则提倡国民爱国；只有国家作为人民之公产，才能与国民结成实质性的依存关系。而这，才是国与民结成一体、国民树立国家意识的根本前提，从而“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91]。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哲学，其逻辑如陈独秀所说，必然导向主权为“国民所共有”的指向，行使主权者“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92]。它重塑了几千年的家国关系，冲破了“朕即国家、王朝即国家”的圣教，扬弃了传统王朝专制治世观，以及传统忠君—爱国主义的悖谬，形成了全新的领土、主权、人民、国家认同，架构起了把老百姓的家与民族之祖国内在联结的“逻辑—权益”桥梁，使现代民族国家观涌出了中国的地平线。与此相联系，“祖国—中国”意识全面觉醒，“民族精神”“民权主义”“祖国主义”“爱国主义”“国魂”等口号遍布中华大地，展示出全新的近现代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有鉴于此，辛亥革命承前启后，在推倒帝制后，破天荒地摒弃了以朝号混同国家的传统国家观，变“朕即国家”为“国为民有”，并以“三民主义”为政纲，完整地提出了建设民族国家、国民社会的思想。也正是有鉴于此，初生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人民，充溢着“翻身解放做主人”的自豪感，以“保家卫国”的爱国热忱，跨过鸭绿江去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作战，并以前所未有的牺牲和奋斗精神结束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谈起千年传统国家观形成、嬗变、终结的历史，谈起传统爱国主义的沉重话题，谈起现代爱国主义及其理论基础——现代民族国家观得以确立的艰难历程，不禁会发现：原来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秦汉以降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竟集中于一个重大而单纯的问题——家国关系，即老百姓的家与国（君主之政权或民族之祖国）的关系上。从传统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家与国从而民与国的权益链条是否紧密，直接牵连到国家和民族的治乱与兴衰。由此，扬弃传统家国关系的形式伦理关联，重建现代家国关系的内在权益关联，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极具规律性的启示。

（二）在克服传统国家观消极因素基础上发掘积极因素

当代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奠基于现代民族国家观、爱国主义基础之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全新的爱国主义得以生成的一个重要思想史基地，就是近代以来爱国人士推动超越传统国家观的启蒙运动。而现代民族国家观对传统国家观的超越，一方面是借助于传播西方现代国家观，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发挥上述传统国家观的优秀思想成分。要真正发掘传统国家观中有益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文化资源，还须从文化本身入手，用现代民族国家观的视角充分过滤传统国家观，在全面清理和克服传统国家观消极因素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其积极因素。

第一，把握传统国家观的双重性。作为历史遗存的既成现实，传统国家观、传统忠君—爱国主义等未经现代文明洗礼时，反映在文化结果或形态上无疑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思想混合体。在传统中国，由于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利益取向不同，他们对国家（政权）的体认也不尽相同。统治者总是从有利于自身既得利益的角度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进行解释和操作，使传统国家观呈现出鲜明的主导意识形态属性。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不能完全不顾及中下层民众的感受与承受力，在一定限度内对后者的意愿和呼声作出必要回应，加之一些开明知识分子也提出了许多有反专制、求民主倾向的思想，所以又使传统国家观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在这种双重性文化结构中，“人文主义与专制主义、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个人主义与群体至上主义互相牵制，互相渗透，形成了它特有的稳定性。通过一种特殊的纽带联结起来，成为同一文化结构中的两个因子”^[93]。比如，如果前述传统国家观没有那个“隐性”的“事实中国”内涵，没有一个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延续发展的“祖国”意识，那么，我们今天关于祖国、爱祖国等一切观念都将无从谈起，梁启超对传统国家观的反思与批判也会失去文化前提。

具体审视中国传统国家观，鉴别和把握其精华与糟粕并非易事。因为国家观具有整体性、系统关联性的特点，往往优劣融于一体，因此，其双重性因素并非相互格格不入、泾渭分明。比如，传统国家观讲中庸、讲身心、天人和谐、务实入世，避免了宗教迷狂，但同时却缺乏探索、开拓、竞争、征服自然的自强进取精神；传统国家观重人伦、宗族、整体，强调人对集体、社会尽义务、责任，鼓舞人们向心凝聚，爱国献身，包含着值得倡导发扬的宝贵精神要素，但这些在当时却与浓厚的宗法、尊卑、忠君观念紧密相连，又包含漠视个体人性、抑制个性创造、精神奴化等因素。由于以儒学为主脉的大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期处于同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比较优势中，“通过由中心向外扩展，逐渐渗透包融而实现”，因而形成了偏重追求“同化”、排斥“多元”的倾向，逐渐丧失了“以目的为导向的进取价值观”。而当时代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当年佛教之引入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时，面对更加先进的西方文化“东渐”局面，“传统文化结构的那种消化机制”便显得无能为力了^[94]，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向现代文化转型的特殊困难。

在看待传统国家观历史作用问题上，必须注意搞清其历史展开中双重性结果的联系与区别。现代民族国家理念与传统国家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克服了后者调解和处理“家”与“国”、“爱家”与“爱国”、“保家”与“卫国”、人民权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群众”与“领导者”等多重关系上的矛盾和悖论。因而，它成为与现代化相契合的全新国家观，成为凝聚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不断唤起人们爱国主义情怀的动力之源。因此，近代以来，人们日益普遍地认识到，确立现代民族国家观，就在于认清家与国、朝与国、人民与臣民等界限，明确国家现代化与国民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关联。这充分反映在近代以来中国形成全新的领土、主权、人民、国家认同，新生的共和国在实践中致力架设老百姓的“家”与中华民族的“国”内在联系的桥梁，弥平传统家与国关系上的“逻辑—利益鸿沟”，克服传统爱国主义在保家国与保祖国关系上的悖谬，牢固确立全新的国家体认，实现从族群爱国向多民族统一爱国、从单纯道德教化爱国向民主科学爱国，从盲目排外爱国向拥抱世界爱国，从君国一体爱国向国民一体爱国的转换，丰富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的种种努力上。经过民主和科学洗礼，中华民族再次在全新的家与国、民与国关系架构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全新的国家体认和爱国主义精神，显示出远胜于传统国家观的巨大优势。从文化上看，这种认同架构的持续形成，催生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全面超越了几千年的“王统”“族统”与“道统”观念对人民的束缚，全面重构了传统国家观的一切旧理念。而上述进程恰恰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相伴相随，它表明，没有现代化国家理念支撑，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充分认识传统国家观的消极因素。中国农耕社会历经几千年，特别是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君主专制框架下的政治生活方式，决定了传统国家文化总体上属于为君主集权专制服务的性质。君主专制权力运作模式造成的“话语权体系”，使其国家观的双重因子在地位和作用上很不平衡，使其非人文性、非民主性、消极保守性等因素始终处于主导方面。从历史上看，传统国家观表征了专制政治系统中森严的等级，上尊下卑判然有别，神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组成了权力金字塔的各个层次。从秦汉到明清，“君本”日益抛弃“民本”，专制统治不断加强，残暴程度日益令人发指。如，明太祖不仅对大臣极尽侮辱人格之廷杖，而且大兴冤狱，动辄株连滥杀数万，杀人还要剥皮实草，置“皮场庙”示众，“其残忍实天下所未有”^[95]！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士大夫者流只能“顺应形势，匍匐在君主的脚下”^[96]，以宋儒“君叫臣死，不死不忠”奴才嘴脸^[97]不断强化传统国家观的御用色彩，使其专制倾向、等级尊卑倾向、重礼轻刑的人治倾向、拒斥科学与理性的倾向、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封闭的历史循环与复旧观念、人身依附观念、宗法关系和小农意识、过分强调群体与抑制个性发展的思想、忠君—爱国主义思想等消极成分日益膨胀直到极端，对传统人本、民本、民主、法治、变易等积极思想要素起到了极大抑制作用。就此而言，传统文化不能直接过渡成现代文化，它的国家观也不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观。我们不能“非历史地”把传统文化及其国家观的某些“开明语录”简单穿上“现代服装”，而不对其进行深层异质性超越与重铸。否则，传统国家观中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就无法得到科学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新儒家把儒学国家观、治世观“再认”为古圣先知的圣道，宣称其具有超越历史的神圣永恒性，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一再表明，虽然某些传统要素在今天发挥正面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儒家文化作为整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所起的严重阻碍作用”^[98]。传统国家观的消极思想要素，比如“用夏变夷”“安内攘外之至意”^[99]“偃武修文”以及上述非人性、非民主性、封闭保守性的思想倾向，对中国现代化曾经造成了严重阻碍和危害。而且，这种消极影响不仅存在于历史上，也一直持续到今天；不仅存在于思想文化领域，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通过大传统典籍系统影响我们，也内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种种思想和行为中。过去，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加上客观的战争环境以及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封建主义的影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100]，致使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中，仍会感受到一些好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常因某些封建习惯而变形走样。传统国家观中压抑个性、官本位、家长制、论资排辈、平均主义、好人主义、人情世故主义、消极守成主义、封闭自大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等落后遗产，依然侵蚀着国家的机体，其消极影响在干部选拔任用、教育训练、日常管理等方面，程度不同地显现着，不仅抑制着传统优秀思想成分发挥积极作用，而且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因此，必须对传统文化的消极成分做一番彻底清理，才能将传统国家观中被压抑的活性因子与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脉动有效地贯通起来。

第三，大力发掘和弘扬传统国家观优秀思想成分。毋庸置疑，儒学政治理念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思想成分，如上述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的思想，以及强调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伦理思想，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等等。如果不把眼光局限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大传统主文化，那么，传统文化中可供汲取借鉴的优良成分包括的范围还要扩大许多。这些思想成分在社会发展中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关键取决于它的性质和内容，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一般地说，社会政治比较宽松、清明的时期，如汉、唐、清三朝的“盛世”时期，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统治者出于政治自信也会相应放宽对那些开明思想的限制，使它们的积极作用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反之，在社会生活走下坡路，人民积怨日久，内部不稳定因素增加，统治者强化对社会各领域控制时，传统国家观中的专制、保守等成分就会明显抬头，对社会发展进步则起了抑制和阻碍作用。今天，上述优秀思想成分的积极作用能否发挥，则取决于它们能否真正汇入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大潮，能否以自身的再生力启示新文化的建构，在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中也使自身获得全面提升。这是拯救传统文化、传统国家观中优秀成分的希望与出路所在。正因如此，我们必须立足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全面清理传统国家观中对创新精神有负面影响的因素，“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101]。

回顾中华民族由古及今历尽辉煌与磨难、荣光与屈辱的历史，透视中国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历史危局中涅槃再生的峥嵘历程，我们会深刻体认到，中国的历史命运与它在实力上的强弱，与它在发展现代化问题上的远见卓识或鼠目寸光有着重大的内在联系。这一切，都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其国家观的开放或封闭、鲜活或僵化，以及它的历史嬗变有着密切联系。国家要发展、要强大，必须有不断超越自我的创新精神。我们不能非历史地把传统文化及其国家观中的所谓“天人合一”“以民为本”等开明语录简单地穿上现代服装，而不对其进行深层的异质性超越，否则，它便无法与现代文化接轨，并转化成现代性文化要素。历史一再告诉后人，如果不能在张扬传统批判与反思中发现那些“解放的传统”而不是“回忆的传统”，从而昭示时代责任的普遍苏醒，那么一切都是没有希望的。

（三）打通家与国的内在联结，夯实中国道路的爱国主义根基

历史表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如果家国关系存在实质性权益断裂，那么，国民的爱国主义就会停留于表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执政者怎样提倡爱国，怎样高度重视国家与军队的发展，也仍然避免不了国民爱国精神、国防意识、尚武精神的淡漠、衰落，从而无法形成在中国道路上推进国家富强的强大精神动力。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许多优秀精神品质，传统国家观中也有许多优秀思想成分，如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和睦善邻，以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问题是，领导者何以倡导人民继承、弘扬这些“优秀精神品质”，人民何以自觉践履这种义务？答案不仅在于这些精神品质或思想成分“语义开明”，更在于国与家、国与民的关系如何。当领导者提倡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时，必须认识到：只有把民众之忧视为大者，国之忧才能有人民为之忧；只有把执政目标契合到人民的诉求、需要之中，才会有天下“匹夫”甘心与之共担“兴亡”之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历经战乱，最终获得自由、民主等“解放权益”的中国人民，忧患意识、国防观念非常强烈，尚武拥军氛围十分浓厚。那时，全民族都支持国防建设，为推进军队现代化提供助力；全民族都尊重军人，热爱军队，热心为军队解决实际问题；所有适龄青年都踊跃参军，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最有才华的人都志愿入伍，军人职业的社会地位最高，最令人羡慕、最受人敬仰、最值得信赖。这绝不是单纯的“权益交换”，而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和爱国主义植入全民族催生出的“自愿献身祖国”的伟大精神力量。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中国道路与现代化浪潮一起涌动时，当中国现代化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不容忽视的重大议题时，一些人国家观念却开始淡化，看不到确立现代民族国家观、民主国家观，从而确立现代化爱国主义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价值。这既根源于几千年传统国家观消极因素的影响，也与党群、干群关系的变化有关。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化，作风变异，漠视、损害群众合法权益，对党群、干群关系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直接影响到人民对国家安危、国家发展的认识与态度。这些，都使打通家与国内在联结，建构新家国关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

建构新家国关系，必须大力发掘民族国家观中的民主因素，克服家与国、政权与国家发展在政治取向上的背离。近代中国，在辛亥革命中诞生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代替王朝国家，是翻天覆地的历史进步。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主权得以确立。然而，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仍未完全实现，我们依然奋斗在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上。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怎样实现家国关系、政权与国家利益关系的内在统一，从根本上克服家国关系断裂、政权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依然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人们看到，辛亥革命以后，传统家族、乡（朋）党势力介入现代政党运作，蒋介石则借此主导国民党，使江浙财阀、CC系、黄埔系、政学系支撑其权力^[102]，使“家国同构与党国同构相互重叠”^[103]，以此建构蒋氏家国政权，造成人民主权、人民民主权利的旁落，民族国家中国民党政权利益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背离。时至今日，某些保守、封闭、陈腐思想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处可见它们在现代生活中复活，以顽固不化的经验思维模式、无所不在的潜规则持续对抗公共理性。

当代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与国以及家国关系的内涵和属性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以现代国家观进一步扬弃传统国家观，以现代民族国家观中的人民主权、自由民主因素，进一步牢固确立人民民主观念，把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对民族共同体的关注、对祖国的热爱贯通起来，重构家与国的现实位置，以现代民主国家观升华亿万人民的爱国热忱，唤起人民自觉支持、推动中国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历史激情。

建构新家国关系，必须坚持以人民利益诉求为最大追求，努力实现国家整体发展与人民价值追求和利益诉求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走中国道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和现代化的实践，是在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执政党实践与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的，其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历史表明，许多政权的覆灭，人们对其信任的丧失，例如当年法国大革命、当代西亚—北非“颜色革命”，恰恰发生在国家经济整体上比较繁荣的时期。还有，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年代，所处条件的艰难困苦举世罕见，但是，广大人民仍然对我们党抱定信心。所以，事业整体繁荣发展并不意味着人民与国家、政权与国家关系牢固。打通家与国的内在联结，既需要我们的事业整体上高歌猛进，更产生于国家整体繁荣发展与人民价值追求和利益诉求联系得最紧密的时候，产生于国家政权把人民的价值追求、民族大义体现得最充分的时候。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04]。他强调，要造福人民，使人民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105]。“三个共同享有”“七个更”，充分揭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对人民建设美好家园、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重大价值内涵，揭示了党和国家整体事业发展与人民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相辅相成、相互依托、互为归属的辩证关系，彰显了打通家国内在联结，夯实中国道路爱国主义根基的时代真谛。

总之，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必须奠基于现代国家观、现代爱国主义基础之上，奠基于对传统国家观、传统爱国主义的内在超越之上。现代国家观与传统国家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从根本上克服了后者调解家与国、爱家与爱国、保家与卫国、人民权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群众与领导者等多重关系上的矛盾和悖论，成为与现代化相契合的全新国家意识，成为凝聚民心，唤起爱国情怀的动力之源。这些充分反映在近代以来中国人形成全新的国家领土、国家主权、人民主权、人民民主、国家认同，实现从族群爱国向多民族统一爱国、从单纯道德教化爱国向民主科学爱国、从君国一体爱国向国民一体爱国转换的种种努力上。而这一历史进程，恰恰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相伴相随。　

【注释】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沈渭滨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2页。

[2]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转引自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第451页。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卷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294页。

[4]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任菩、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7页。

[5]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才产生的。任卫东：《传统国家安全观：界限、设定及其体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04期。

[6]林伟：《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人关系”辨析》，《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7]《尚书·大传》《尚书·周书》。

[8]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126页。

[9]《诗经·大雅·丞民》。

[10]西周青铜器大孟鼎铭文，摘自刘泽华：《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11]《诗·周颂·执竞》。

[12]《庄子·天下》。

[13]刘泽华：《天人合一与王权主义》，《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14]《史记·秦始皇本纪》。

[15]《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三十五》《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16]方维规：《“民族”辩——兼论民族主义与国家》，陆晓光主编《人文东方——旅外中国学者研究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第581页。

[17]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臣节篇第十二、伦纪篇第十三》，科学出版社，1958，第222页。

[18]《荀子·子道》。

[19]《吕氏春秋·观世》。

[20]《论语·季氏》。

[21]《李觏集·佚文》。

[22]《易·说卦传》《易·系辞》。

[23]晁岳佩：《〈春秋〉说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1期。

[24]《公羊传》隐公元年。

[25]江湄：《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26]《史记·始皇本纪》。

[27]《管子·五行》尹知章注。

[28]《史记·秦始皇本纪》。

[29]《书·益稷》。

[30]江湄：《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当然，对于所谓正统也有另论，如苏轼所说：“夫所谓正统者，犹曰有天下云尔。”（《苏轼文集》卷四，《正统论》，中华书局，1986年版）

[31]《魏书·孝静帝纪第十二》。

[3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671—673页。

[33]《论支那人国家思想之弱点》，《清议报》第93册，中华书局，1991，第4669—4670页。

[3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第9—10页。

[35]转引自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91页。

[36]《尚书·禹贡》。

[37]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10—22页。

[38]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671—673页。

[39]《尚书·商书·伊训》。

[40]《丧服·小记》。

[41]樊浩：《儒家和谐伦理体系及其道德哲学意义》，《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6期。

[42]《荀子·致士》。

[43]《孝经·孝治章》。

[44]魏建国：《古代中国与西方“家与国”关系结构的差异及对法律秩序内涵的影响》，《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45]谢长征、李敏：《论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与腐败的关系》，《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11期。

[46]如以“父”喻“君”的“政治父子喻”、以“身”喻“国”的“政治身体喻”、以“烹小鲜”喻“治大国”的“政治烹饪喻”、以“运掌”喻“治天下”的“政治运掌喻”、以“牧民”喻“治民”的“政治放牧喻”、以“鹿”喻“帝位”的“政治狩猎喻”、以“行舟”或“治水”喻“君臣”或“君民”关系的“政治治水喻”、以“五行”（“五德”或“三统”）喻“朝代”的“政治兴替喻”等。张颂之：《中国传统政治诸喻论》，《孔子研究》2000年第6期。

[47]马庆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逻辑》，《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48]张璇如：《民族关系史若干问题的我见》，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49]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374页。

[50]《诗经·商颂·殷武》。

[51]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十二辑，商务印书馆，2002，第201页。

[52]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9，第21页。

[53]梁启超：《三十自述》，载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第49页。

[54]陈独秀：《实庵自传》，转引自王沉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4页。

[5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卷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第292—296页。

[56]梁治平：《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载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第85页。

[57]罗志田：《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8]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43页。

[59]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十二辑，商务印书馆，2002，第201页。

[60]转引自王生荣：《试析“中国”概念之演变及其地缘内涵》，《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1期。又见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历史教研室编《历史·制度·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第448页。

[61]《孟子·离娄篇上》。

[62]孔祥吉：《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读唐烜稿本〈留庵日钞〉》，《学术界》2004年第1期。

[63]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23页。

[64]《朱执信集》，上海书店，1990，第85页。

[65]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科学出版社，1958，第222页。

[66]《尚书·洪范》《尚书·康诰》。转引自徐炳杰：《略论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形成和发展》，《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67]袁阳：《中国传统文化的非整合性及其对现代化的社会负功能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6期。

[68]袁阳：《中国传统文化的非整合性及其对现代化的社会负功能分析》，《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6期。

[69]《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第31页。

[70]李零：《汉奸发生学》，载《放虎归山》，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第121页。李书亮、陈鲁民：《为汉奸张目的“奇文”——评〈汉奸发生学〉》，《中流》杂志社编《〈中流〉百期文萃》，金城出版社，1998，第177页。

[71]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45页。

[72]《朱子语类》卷十三。

[73]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298页。

[74]《论语·八佾》。

[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113—114页。

[76]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第945—946页。

[77]《汉书·苏武传》。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6页。

[79]倪乐雄：《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第301—344页。

[80]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第52页。

[81]《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82页。

[8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第21页。

[83]鲁迅：《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150页。

[8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638页。

[85]《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36页。

[8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第1页。

[8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第25—33页。

[88]《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06—208页。

[89]《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06—208页。

[90]梁启超：《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7册，1901年4月29日。

[91]《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24页。

[92]陈独秀：《说国家》，《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93]潘建雄：《中国文化的双重性结构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3期。

[94]潘建雄：《中国文化的双重性结构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3期。

[95]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胡蓝之狱”。

[96]王四达：《从“神本”到“君本”——试析中国古代“人文”的渊源流变及其本质》，《哲学研究》1999年第9期。

[97]王四达：《从“神本”到“君本”——试析中国古代“人文”的渊源流变及其本质》，《哲学研究》1999年第9期。

[9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61—271页，第228页。

[9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七。

[100]徐长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海潮出版社，1997，第326—362页。

[101]《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第60页。

[102]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03]费英秋：《我国国家与社会发展路径的特殊性探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04]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105]参见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人民日报》2014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