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反思中国传统价值观

(一)重新反思中国传统价值观

当今中国是从传统中国发展而来的，无论人们在观念上理论上如何进行超越，或号称实现了跨越，实际上任何人也无法割断这个历史过程。传统是现实的根，是现实的源，不理解传统也就无法认清现实，对传统的弊端指认不准，在现实实践中就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走旧道履覆辙。这两个方面，在当今中国都有着大量的经验根据的支持。传统之为传统，之能够传下来，表明其还有着生命力，继续影响着现在的人们，其中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价值观。价值观既是人们评断是非、好坏的标准和原则，也作为一种人们以为的合理地看待事物、知人论世的方式，一旦确立，就具有了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性性格，能够薪尽火传地延续下来，也能够横向地播散或流传。而唯有这种为实际生活着的人们所相信和信奉而延续和流传的观念，才是真正能起作用的，也是有生命力的表现。至于那些仅仅存留在经典文本中的思想观念，也就是那些为理论家思想家所提倡的属于理想主义的东西，恐怕更多地只具有思想史意义，而与现实生活中人们借以知人论世、进行行为选择的实际价值观有着很大差别。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正如看一个人不能以他所说的话为依据一样，了解一个时代也不能只看它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文化。但我们许多搞理论研究的人恰恰忽视了这个道理，把古代思想家写在书中的价值观当作是那个时代人们真实奉行的价值观，比如把中国儒家经典中的价值观当作是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无论是激烈地反传统派还是保守主义者，基本上都以此来看待传统，只是各自所侧重的方面不同罢了。而他们都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汉武以降的历朝统治者，尽管嘴上讲的是独尊儒术，但在制度安排上却“百代都行秦政制”，施行的都是法家那一套东西。阴法阳儒，儒表法里，宣扬的价值导向与实际的价值取向形成悖反，其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普遍的双重人格，从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不少人嘴上奉行着仁义道德，似乎都只为着如何正其谊明其道而努力，实际上却斤斤计较地进行着利害的盘算，谋利计功，不落人后;明里都在讲人性本善，诚信为根，谦让是本，经教化皆可为圣贤，暗里却坚信人心险恶，有罪推定，处处设防，输诚失信，在在有之。尽管我们无法对过去各朝的价值观予以实证的调查，但通过正史、野史和其他文献的记载可以知道，实际生活中的人们并非把儒家经典中的那些理想的也是高调的东西当作评价的标准，国家政治生活中如此，人们的日用伦常中也如此。

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自此以降，西方文化就随着其商品、商人、传教士等开始逐渐渗透了进来，经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和科学的推崇，西方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更是大举进入。在价值观层面，民主、共和、宪政、法制、平等、自由、权利，等等，都在冲击以往中国本土的家天下、等级制基础上的君臣父子、仁义礼智信观念的同时，为世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所广泛接受，形成了近代以来的新的传统。中国被强行拖进了现代化的过程，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全盘西化固不现实，保存国故更无可能。加之严重的城乡二元化，一方面是城市文化和知识分子观念形态的云翻雾起，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农村和农民原生态生活的死水微澜。中国的价值观在固有的多元混杂的基础上，又突现出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冲突。还有共产党人所开创的延安传统，因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变成国家的主流观念，其影响和地位就绝不能以一地一派的眼光而视之，如何分析其缘起、构成和利弊，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如此看来，对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既不能以“礼仪之邦”来赞之，也很难用“民族劣根性”来贬之，其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很难用“一言以蔽之”的模式来概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固然不错，但如何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弄清其本来面目和来龙去脉，如何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确定合理的解释框架和评判标准，分清其精华与糟粕，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毋庸讳言，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还是很差的，至少是很不够的。我们应该尽快地将这方面的工作开展起来，结合伦理学史、美学史、经济学史、政治思想史、制度发展史、教育史、民俗史等的材料，将中国的各种价值观及其历史发展，做一番系统的整理和梳理。这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