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文化虚无主义与主体意识重建

向：文化问题事关重大，我们每一个文化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并担负起相应的文化责任。可以说，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就必须跳出文化来看待文化，特别是要看到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激烈振荡、猛烈撞击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复杂化的世界格局中，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先秦诸子百家时代是中华文明史第一个伟大的高峰，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出现了巨人的时代。几千年后，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一次次回望这个时代的思想，一次次在历史变革中注入和汲取先哲的教诲。文学、艺术、哲学、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伦理、法律、历史，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思想和学术的成果，在这里几乎都有萌芽、发生、起源和呈现。先秦以降，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诸子百家文明的传承史、阐释史、解读史和传播史。

就中国文化的种种元素而言，都由于历史十分久远、地域长期封闭，从而在“他者”眼中处处都显得“新鲜”。但是显然还有异中更异、奇中最奇的所在。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印迹是：小脚与缠足、男性辫子、妻妾成群、太监、童养媳……但实际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两千年间，中国文化早已传播世界、享誉世界了。中国的丝绸、瓷器、园林、造纸、印刷术、火药、戏曲、文字、诗歌、音乐，甚至老子、孔子、孟子、孙子、易经、儒学、禅宗、道家等也早为世界知悉。许许多多的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或者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

时光荏苒，两千多年弹指而过，伟大而古老的文明遗产和精神财富的传承与传播依然是当代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和重大课题。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仍然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不仅西方人看中国的眼光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就是中国人自己看待自己传统的眼光，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王：的确，自鸦片战争以来，自近现代以来，中国遭遇到“他者权力”的“西方中心模式”，西方人看中国，不再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心生向往的东洋镜，不再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天堂。直到今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仍有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与文化失败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目前，处于消费主义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理解仍然粗浅而混乱，在“文化拿来”一个世纪以后已经不知道怎样辨别好的文化精神。中国有一个不好的观念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余秋雨是从台湾炒起来的，王小波是从台湾和海外炒起来的，张爱玲等人也是如此。

习惯于文化拿来的挪用的人已经很懒惰，不清楚怎样才能文化创新。如今的文化层次和“五四”大不相同，那时老百姓大都是文盲，留学青年拿着国外一纸文凭回国就被捧为大师。如今的大众都是专科本科，甚至还是硕士博士，所以相声演员不能再咯吱大家了，无论说什么人们都觉得不可笑。在此语境中，让大家所认同的中国文化不是由中国人确定其价值好坏，反而要让西方人来定下标准，这倒真是一个痛定思痛的“文化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了。经过西方认可的中国文化，是不是应该重新换个眼光来看世界？是否要去除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文化情结，转变成文化自觉和自信！

近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20世纪文学分成两段， 1950年以前水平高是五粮液，1950年以后水平很低是二锅头，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批评。西方汉学家之所以引起中国教授学者那么大兴趣，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全球化或者西化语境中的文化标准制定者，这种大国文化策略使得中国文化一直未能有自己真实的身份。但是我要说，如果说中国的民智几十年前是由西方人唤醒的，那么，今天他们也需要接受中国从拿来主义转向文化自觉和输出主义。

文化上争论了一个世纪的“古今中西”问题，其实古今冲突没有悬念，关键在于古代输了。古今冲突是全球的，中西冲突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号称中心大国，在现代化西化中变成边缘之国，甚至被倭寇打败。这样，中国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已然崩溃。一旦文化心理崩溃，就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内伤。于是，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输不起了。

今日中国在军事、科技、股票、住房方面有了充分的自信，但谈起文化却不以为然，因为日韩国家的文化战略使其文化有超过中国之势。今天中国很多人对儒家思想甚至不如日本人和韩国人理解深刻，甚至前几年祭孔活动，都不知道该奏什么乐，有什么庆典程序和祝辞，只好找韩国人来教，因为韩国一直没有中断。但也有很大的问题，韩国祭孔的方式是明代留下来的，而宋代祭孔方式，尤其是汉代祭孔的方法，基本中断。日本受唐代影响很大，韩国受明代影响很大。他们还保留了不少中国文化精粹，而且珍贵到想据为己有的地步，中国人实在应该好好清算自己的文化虚无主义祸根了。

向：我们在文化上已经奉行了太久的“拿来主义”。如何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并进行中国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对中国的文化身份和形象进行再塑造，仍然任重道远。

与一个世纪前的西方他者对中国文化的印象相比较，传统的精粹依然名列其中，但被时代和生活淘汰了陋习陋俗，也被他者所发现了。这就是说，被他者发现的文化，并不一定是优秀的文化。它首先是“独特”的文化，其次可能是优秀的文化，也可能是文化的糟粕，他者的观察是时间性的。

民国时期的辜鸿铭和王国维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前者不顾一切地维护所有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甚至对小脚文化赞美有加，认为回归天足是弃绝女性之美、女性之温柔与端庄。王国维不忍传统的哲学、文学、历史、文化被新的世界瓦解消除，不惜以命相殉。而与此同时，同样学贯中西的鲁迅，对外采取了拿来主义，对内则深刻无情地批判腐朽愚昧的国民性，满腔悲愤地揭露旧制度的吃人，满怀热情地呼唤新人的诞生，为新一代扛起黑暗的闸门。鲁迅同时也自信自觉到中国自古以来并不缺乏舍生取义的人，不缺乏民族脊梁，中国文化是可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鲁迅先生的这种观点与态度，可以说是科学的、本真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文化自觉，是我们应该追求与实现的文化自觉。文化的相遇和交流并不意味着丧失自身的文化传统。法国哲学家利科说：“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起源，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精神性方面有创造性的一种生命的文化，才能承受与其他文化的相遇，不仅能承受这种相遇，而且也能给予这种相遇一种意义。当相遇是一种创造性冲动的较量，是一种冲动的较量时，相遇本身就是创造性的。我相信，在一种创造和另一种创造之间即使没有完全的一致，也有一种共鸣。”

要而言之，在当今时代我们要实现的文化自信自觉，应该是超越他者猎奇判断的文化自信自觉，也是超越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文化无分好坏的固执己见的文化自信自觉。科学的、包容的、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放的文化自觉，必须自觉到自己的文化特性，即深刻理解、把握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个性。没有文化个性，就没有文化身份、文化地位、文化独在的意义。必须自觉到自己的文化的价值，即理解和意识到民族文化对人类文明文化的贡献，理解其中的人类性、世界性、普世性。必须自觉到自己的文化的结构特性，把握住它的科学构成。比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几千年文明史、近代以来的屈辱史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化应该继承伟大的文明传统和历史文化，应该弘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精神文化传统和文化理想、文化价值观、文化新样式，应该发掘与传承各民族民间文化优秀遗产，使文化更具丰富性、生动性、民族性、地域性；应该广博胸怀，放眼世界，开放外来，善于拿来，科学借鉴。必须自觉到自己文化的先进性何在，文化何为，即文化是综合的复杂的存在，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文化化人养心，文化也曾吃人毁人。所以，必须坚持文化的价值判断，必须对文化进行批判、选择、扬弃，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拒绝腐朽文化，改造落后文化，弘扬先进文化，创造崭新文化。

王：语言是文化的核心之一，文化的丧失就是以语言的丧失为体现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对英语的过分强调，表达了一种对母语文化的空前不自信。当代大学生的大部分学习时间都用在英语上，英语四六级、考研英语和考博英语，乃至于托福、GRE等等。英语对于我们而言并非不重要，但它如今的霸权地位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学习所能解释的范围，导致了“母语—外语”天平的严重失衡，这就涉及意识形态和文化战争问题。我想反问一句，作为中国人，有多少学生 ——包括中文系学生 ——花费学英语的一半时间去学习过我们的古汉语？其实，这不仅是由于学生不愿了解自己祖先文化，还有老师乃至整个教育体制对中国文化完全隔膜的缘故。据说有些四五十岁的中年学者到现在看先秦古文都还有不少困难。我常感慨，为什么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间后才能出现重要的人物？这也许就是社会运作的规律。但是，我还是相信必有一些民族的精英分子能够担当中国文化发现和重建的工作。东方主义的典型表现就是语言霸权主义。长期以来，英语一直在中国文化教育体系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超越了母语的地位，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去深思。

有人说，西方文化的强势文化使得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中国文论失语。

换言之，中国文论不仅在中国没有声音，在整个西方也没有声音。在我看来，中国文论不应该改名换姓，不是“吃了西方之牛”而变成“牛”，而是“长自己的肉”。我们拿来的目的不是自我虚无化，而是自我重新振兴化，即重视我们的文化韵味和艺术趣味。一些外国大片年轻人喜欢看，中国的“四书五经”普通西方青年却不容易接受，是因为西方大片中的消费意识形态和名牌政治酵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好莱坞梦幻工厂那套里充满世俗性趣味。而我们倒常常忽略自己的文化趣味，没有形成一种“平视”的态度。要么是仰视，卑微地迎合别人；要么就是俯视，带着一种虚妄的文化霸气，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文化高人一等，一厢情愿把自己的东西灌输给别人。就好像今天有的大人用棍棒让孩子学钢琴，人家能愿意吗？而过去牧童吹短笛，有人逼吗？其实，中国文化的风范、气度和情趣，有很多能打动人的地方，我们无论文化产品还是文学影视作品都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在文化传播上应该更加注意以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和东方韵味，来吸引外国人亲近我们的文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其有可能进一步接受我们的文化，更好地对东方文化形成一种“同情的了解”。

向：不难发现，当前国内、国外的很多文化论争，实际上都集中在“非遗”领域，国内各地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恶性竞争。目前，国内多个地方号称要向联合国“申遗”，一方面，各地和各种文化的“公祭”、“民祭”同时蜂拥而上，到处都祭女娲、祭黄帝、祭炎帝，使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人莫衷一是，不知谁是谁非。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只求“申遗”或进入国家名录，轻视保护，缺乏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甚至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政绩工程”。许多地方的发展保护规划，变成了旅游开发计划，商业公司管理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导致旅游性破坏、开发性毁灭，严重扭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与形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究其本质，并非真正尊重本民族文化传统、重视传统文化，在“文化热”背后，实际上是对文化的漠视、忽视和缺乏深入了解。

还有一种现象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我们自己不重视的东西，却被外国人视若珍宝，也正是由于对本民族文化遗产、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重视。

可以说，文化的发展永远是以充分民族化、本土化和多样化为前提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文化民族化与世界性的多样方式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在世界性交往交流日益频繁的文化格局中，文化的冲突、斗争、撞击、激荡和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西化”、“分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化”等等图谋，或甚嚣尘上，或暗度陈仓，无孔不入。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假冒伪劣、封建迷信、邪教势力、黄赌毒丑恶现象等也蠢蠢欲动，一有气候就伺机与外来腐朽文化“里应外合”。因此，固守民族化的主体性，坚守科学开放的价值观，以大众化的形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是中国先进文化必有的文化自信和应备的文化品格。尊重本民族文化，继续和发扬传统文化，在保证民族独立、增强民族自信自尊，在促进民族发展中发挥文化的积极能动作用。一个没有民族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追求伟大的民族复兴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的主体意识就是民族的主体性，包括民族统一团结独立的意识，民族的自尊心，民族共同的文化归宿和共同的民族心理。民族的主体性还含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统，文化的民族化和民族形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一个民族的标识就失去了，民族的独立也就不复存在。

王：我一直非常关注当代中国的“文化失败主义”问题，一直在反思我们应该如何去纠正文化失败主义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也一直在提倡学者要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认为，当前文化热背后的文化失败主义情结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近几年来，中国文化开始升温，这大抵为国际大环境所促成。经过20多年的韬光养晦，中国开始崛起并在经济上发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出口国之一，尽管有诸如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低端等许多问题，但世界确实已经离不开中国。中国产品涨价会影响整个世界市场，最近中国股票市场的动荡甚至影响到整个世界股市，这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对东方大国有一些期望，在国际事务中，人们希望除了听到美国的、西方的霸权主义声音外，还能听到东方的声音。随着在国际上有了更多发言权，许多西方文化界人士开始正视中国的身份地位和价值存在，提倡重视中国文化，这是大势所趋。

而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可以说从最初派到西方留学的一批少年开始，中国已拿来主义式地学了很长时间，这很重要，但又很不够。文化输出困难没有想象的多，最大的困难恰恰是中国人自己的妄自菲薄，典型的提问是“中国古代的那些应该扔到垃圾箱的东西，难道还能运到海外去吗？”“西方人感兴趣吗？”这归根到底是文化失败主义在起作用。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强大同时，文化建设变得空前关键。从经济到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重，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创造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体系，其大国形象才能春风化雨般和谐服人。最近十年是中国全面认真制定文化战略，开始进行世界的文化联盟和文化输出的时代。如果中国失去了这个机会，被动挨打就在所难免。因为国际不允许一个重经济和重军事的中国崛起，只允许重文化的中国的崛起。此时，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自觉，去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发现是困难的，因为要认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自我。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文化自信自觉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快速积累的精神基础。

文化需要去“化”，宗教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去“解”，当代思想战略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我希望输出中国文化中深刻的思想和高雅的艺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内蕴和厚度，而且重要的不是形式，我们尽可以借助人类共通性形式输出中国式的内容。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同“发现东方”一样，“文化输出”也涵盖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序列。我们发现的东方是经过现代性整合的东方，也是经历了后现代性全面反思的东方，而20世纪的中国思想和学术将是“文化输出”的重要内容。

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都奉行文化拿来主义，只有自觉自信的文明形态才会在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问题 ——知识型输出，文化型输出，生态型输出，这里并没有价值批判的意味。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如何输出文化？文化输出表明中国将在三个层面进行文化重释和主动传播：知识型 ——古典经典、对话型 ——20世纪思想、生态型 ——21世纪东西互动的当代文化与精神生态。这种阐释和输出具有文化互动性和自我选择性，即“东西文化互动，精神和而不同，重建中国形象，保持文化生态”。这需要几代人的精神自信和不懈践行。

中国文化历经重大冲击而仍具凝聚力，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本民族的美好价值发掘出来，找到普世性国际性文化共识框架，重新铸造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新思想。“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分不开。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重新自我发现，并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在文化竞争中获得体系创新、流派创新、范畴创新，有效地提升大国的文化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