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性互文性及其翻译

此处采用费尔克劳的显性互文性，但是在具体互文手法的处理上与费氏不同，而是借鉴罗选民教授的分析模式^[2]进行探讨。上文已经论述显性互文性的内涵与范围，这里具体探讨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出现的显性互文及其在译本中的翻译处理情况。

一、引 用

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引用中国文化典籍部分，基本都能回到原典，但是这种返回不是翻译，而是一种“原文复现”。那么何为“原文复现”呢？

“有趣的是，这里所谓的典籍翻译中的‘还原’，就是回译，而且是百分之百意义上的回译。也就是说，作为典籍本身来说，是完全返回原作语言状态而无须任何加工也不允许任何哪怕是字面上的改动的回译，即‘原文复现’。…… 也就是说，对于翻译研究而言，这种不需费脑子同时也不允许有任何改变的原文复现，除了印刷实践上的必需以外，不具有任何理论的和认识的价值。”（王宏印，2010：244）

因为《庄子》原文是古汉语文本，在翻译为英语以后，如果再翻译回汉语，并不需要回译，只要把原文直接印刷或抄写上去就可以了。尽管如此，由于各位译者所依据的不同版本的差别，其中的文字也可能会有不同，而且由于古汉语文献没有标点，这些后人加上的标点，也会有差异。这就说明了何以以上三种译文主要存在标点的差异，而文字上却大同小异。

不同译本即使存在差别也是在标点符号或者个别用字以及文言虚词上出现细微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正常的。因为古代的文章没有标点，现在看到的古文中的标点是后人根据自己的阐释和解读加上去的，阐释者的理解不同或者版本不同都有可能在标点上出现差异。当然也有一些引文在还原成汉语时，三个版本做到完全一样，如以下两例：

Mencius said，“Therefore when Heaven intends to call a man to a great mission，He always first hardens his ambition，belabors his muscles and bones，starves his body，denies him the necessities of life，and frustrates what he sets out to do，so that his ambition may be kindled and his character be strengthened and he may learn to do what he could not do before.”（Lin Yutang，1939：205）

其中引文部分均译为：“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个例子是引用《孟子》中的语句，三个中文译本对于引文部分的还原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三位译者基于对原文的理解与把握，准确地返回到中国文化典籍的原文中，也许是因为原文中的这些语句较为典型，被广为传诵，因此译文在返回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差异。然而大部分引用的语篇则不同程度地出现差异，如：

Old Yao had made him read Laotse and Chuangtse，and one of the syings of Laotse that stuck in his mind was this：

Therefore after Nature （Tao）was lost，one talked of character；

After character was lost，then one talked of kindness；

After kindness was lost，then one talked of righteousness；

Now rules of conduct indicate the thinning out of the innate honesty of man.

And are the beginning of human chaos.

The Prophets are but the flowering-epoch of Tao；

And the beginning of ignorance.

Therefore the man of character stands upon the root-strength；

And not upon what is thinning out；

He dwells in the fruit-substance，and not the flowering-expression.

Therefore he takes one and rejects the other.

三种译文如 下：

郑译：

姚思安又劝他读老子和庄子，立夫读了老子，感觉到其中有一节深深的打动他的心坎，那一节 是：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也，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郑陀、应元杰译，2010：516）

张译：

姚老先生叫他读《老子》《庄子》，《老子》书中最使他心折的是下一段：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张振玉译，2009：324）

郁 译：

姚思安介绍他读老庄，老子的这一段话深深地印在他头脑里：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后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郁飞译，1994：426）

从以上三种译文可以看出，老子引文部分的还原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引文前面的介绍文字在翻译文本中差异更大。对此，笔者的认识如下：

原文本是英语文本，而这个英文本中却镶嵌了中国文化典籍的语篇，这本身就是一种互文，即一文本中存在着周围文化的文本。在返回汉语语言的过程中，引用的这些中国文化典籍语篇，回归本初的语言形态，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差异。虽然从学理上讲，这些引用都是出自中国文化典籍的名篇，并且是被经典化的重要文献，在返回汉语时不应该出现差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上几例中，三个汉语译本在引文部分还原时出现差异无非体现在标点、个别字词或者文言虚词上，具体原因上文已经提到。实际上，差异较大之处并不在引文本身，而在于引文前面的文字介绍上。例如，对原文本中的“Chuangtse wrote”，三个译本分别译为“讨论关于庄子的道说”、“庄子曾经写”、“《庄子·知北游》云”。其中，郁飞译为“《庄子·知北游》云”，给出了该段语篇出自《庄子》的哪一篇，使该语篇的出处明晰化，这样相对原文而言互文性更强。另一方面，郁飞的此处翻译策略有些向中国文化典籍靠拢的味道，即回归中国文化典籍本身的行文方式，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回归与还原。

二、粘 贴

粘贴作为一种互文手法，常常是把现实不加改变地放到艺术中，这样使话语产生互异性，却增强了文学作品的接纳能力。虽然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话语，“有着自己的法则和程式，并且由此而不同于现实”（萨莫瓦约，2003：102），但是通过粘贴手段，现实的片段（如宣传册、报刊文本、图画等）可以走进文学，丰富文学文本。其实，粘贴有时和引用发生重合，此处讨论的粘贴主要是一些通俗或实用文本，对于引用的文学文本上文已单独讨论过。

Moment in Peking中涉及的粘贴内容有寻人启事、顺口溜、绕口令、公文、对联、诗词、圣旨、签文、祭文、挽联、走私报告、日军告示、书信、报刊新闻、乘车规则、军歌等。现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1.顺口溜

顺口溜作为一种通俗文本，嵌入文学文本之中，可以使该文学文本变得生动活泼、兴趣盎然。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有一首顺口溜是中国拳民编制用以学习英语单词，同时具有嘲弄西方洋人的意味。原文如下：

Lai say “come”

Ch’u say “go”

Niensze “twentyfo”（twenty-four）

Shanyao “potato”

“Yes! Yes! No.”

Malapatse! chualai fanghuo! （Lin Yutang，1939：35）

此处的顺口溜由汉语拼音和英文组成，该文本的互文性显而易见。尤其是最后一句完全由汉语拼音组成，会给西方读者带来阅读障碍。于是，作者在顺口溜之后的一段，专门有一句介绍这些汉语拼音的含义：

The last sentence meant “Damn them，we’ll catch them and set them on fire!”（Lin Yutang，1939：35）

对于这句英语解释性文字，三个译本均予以省略。因为它是专门针对西方读者的解释，汉语拼音对中国读者不会带来理解困难。因此，读者接受对象发生变化，翻译过程中译者也作了一定的读者视角的转换。顺口溜由于出自拳民之口，语言通俗甚至粗俗，那么译者在翻译时应该保留这种语言特征，三个译文是如何体现的呢？译文如下：

郑译：

来说come 去说go

念四个铜钿twenty four

山薯叫potato

Yes! Yes! No.

妈拉巴子！抓来放火烧！（郑陀、应元杰译，2010：40）

张译：

来是Come，

去是Go.

二十四是Twenty four，

山芋就是Potato，

Yes! Yes! No.

妈拉八子！抓来放火烧狗头！（张振玉译，2009：36）

郁译：

来叫come

去叫go

二十四个铜子twenty four

山药蛋是potato，

“Yes! Yes! No。”

妈拉巴子！抓来放火烧狗头！（郁飞译，1994：37—38）

从以上三个译文的翻译情况来看，原文中两种语言的互文性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只不过是把汉语拼音与英文转换成汉字与英文的互文。从语言上来看，原文顺口溜通俗与粗俗的语言在三个译文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例如，“Shanyao”分别译为“山薯”、“山芋”、“山药蛋”，虽然前两个词与原文发音不一致，却都是马铃薯的通俗说法，要说该词最好的中文对应词语应该是郁译的“山药蛋”。原文的押韵在译文中得以保留，尤其张译和郁译最后一个词也是/o/音，可以说一韵到底。总之，这种两种语言文字构成的互文性较为简单，翻译转换难度系数也 低。

2.绕口令

绕口令是一种语言游戏或供语言学习者练习发音、训练口才之用，读起来很拗口却又妙趣横生的语言艺术。其特点是，把发音相同或相近的语词编成句子，说快了容易出错。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也有绕口令，例如，中秋时节，木兰家聚会时玩“折桂传杯”的游戏，规则是一枝桂花围着桌子传，同时一个人打鼓，鼓声一停，桂花落在谁手里，谁就得喝一口酒，讲一个笑话。桂枝落在珊瑚手里时，她说了一个绕口令，此处是作为休闲逗趣的语言游戏。英文原文颇具绕口令的特点，原文及译文如下：

原文：

A big dark dog met a bad black duck.

Now did the big dark dog bark at the bad black duck?

Or did the bad black duck peck at the big dark dog? （Lin Yutang，1939：253）

郑译：

有一只大黑狗，碰到一只坏黑鸦，

这只大黑狗狂吠着那只坏黑鸦，

那只坏黑鸦怒啄着这只大黑狗。（郑陀、应元杰译，2010：280）

张译：

山前有个崔粗腿，

山后有个粗腿崖。

二人山前来比腿。

也不知崔粗腿的腿比粗腿崖的腿粗，

还是粗腿崖的腿比崔粗腿的腿粗。（张振玉译，2009：184）

郁译：

一只大黑狗遇上一只大黑鸭。是大黑狗向坏黑鸦吠还是坏黑

鸦啄那只大黑狗？（郁飞译，1994：237）

绕口令的翻译受语言文字的约束较大，基本属于不可译之列。郑译和郁译翻译出原文的字面意义，但是缺乏绕口令的韵味。张译则采用汉语中现成的绕口令代替原文，不失为一种翻译策略。因为原文本身是休闲娱乐的功能，译文中新的绕口令也达到这种功能并具有文学效果。至于张译的绕口令是汉语中本来就存在的，还是经过个人的改造，难以作出判断。但是，汉语中确实存在类似的绕口令：“山前有个崔粗腿，山后有个崔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不知是崔粗腿比崔腿粗的腿粗，还是崔腿粗比崔粗腿的腿粗？”（见http：//www.haha365.com/rkl/68895.htm）可见，此处的绕口令与张振玉采用的极为相似，只有一个词不同即张译中的“粗腿崖”而不是“崔腿粗”。不管怎样，张氏有意识的翻译替换策略，在翻译因语言特有的因素而造成的不可译时值得借鉴。

3.诗歌

姚思安在告别家人、外出云游前，吟咏俞曲园（俞樾）在临终前所作的一首留别诗，借此表达一位道家智者乐天知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种写作技巧也属于互文性中的粘贴手段。小说中英文原诗如下：

Farewell to My Family

What is family then but a phrase?

Casual travelers met on their ways.

The Punch-and-Judy show is done，

Take the stage down，the props and stays.（Lin Yutang，1939：314）

此处的这首英文诗是林语堂翻译而成，其本身的互文性就显而易见。“The Punch-and-Judy show”是一种欧洲流行的传统牵线木偶戏，以Mr.Punch和他的妻子Judy为主角，由多幕组成。木偶戏结束，那么演员就要拆戏台，收拾道具回家或赶往下一场演出。这首诗是说人生如戏，最终会戏终人散。林语堂的翻译策略使得这首诗在西方人看来并没有异域成分，尤其是“The Punch-and-Judy show”他们对之更为熟 悉。

那么，俞曲园的原诗是怎样的呢？兹引录如下：

骨肉由来是强名，

便同逆旅便关情。

从今散了休提戏，

莫更铺排傀儡棚。

对英文原诗三个译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 呢？

郑陀、应元杰译本直接删去未译，对于这首主人公借以反映自己人生观的重要的一首诗省略掉，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那么，张振玉译本又是怎样的呢？其译文如下：

家者一词语，

征夫路中憩，

傀儡戏终了，

拆台收拾去。（张振玉译，2009：226）

或许出于没能找到俞曲园原诗的缘故，张振玉则采用了回译的翻译策略，把现代英语诗歌译成汉语的五言诗，结构整齐，韵脚基本统一。更重要的是，译诗的后两句 “傀儡戏终了，拆台收拾去”，把诗歌英文原文中人生如戏的主题非常恰当地体现出来。此处的翻译处理较为西化，把包含有西方木偶戏的因素在译文中有所再现。概言之，张译采用回译的翻译策略，译诗简洁易懂，明白如话。但是，由于毕竟是从英语语言与文化朝向中文转换，其中的异化因素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来。因此，回译是不可能回到原点的，它终归是要包含一些异质的因素在内，即回译在语言形式上的归化之中包含了内容上的异化成分。同时，也说明“回译不仅显示了原译相对于原作的损失，而且还保留了原译所增加的原作所没有的因素”（王宏印，2001：276）。

相对张译采用的回译手段，郁飞进行仔细的查证，找到中文原诗，基本采用原文复现的手段，对该现代英语诗歌进行转换，但也有所变动。郁译文如 下：

眷属①由来是强名，

便同逆旅便关情。

如②今散了休提我，

莫更铺排傀儡棚。（郁飞译，1994：294）

①原诗又作骨肉。

②原诗又作从。（①②为译者加的脚注）

可见，郁飞基本上是把原典搬过来放在译文中，只是稍微改动两处，并给出脚注说明原文用的是什么词语。译者的这种努力一方面力图再现诗歌原典，另一方面意欲体现英诗原文的变动，如原文中的“family”一词，译为“眷属”相对“骨肉”而言比较贴近，这样看来，此处又含有回译的因素。总之，对于该诗的处理，郁飞的翻译体现出译者对翻译策略的较多的思考与展现。

4.签文

签文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它是人在求签占卜时所抽到的签条上载有的文字，一般预示着人的命运与吉凶祸福。签文一般是押韵的诗歌对句形式，形式工整对称，但在今日看来，其文字内容含混不清，措辞陈腐不堪。Moment in Peking的第三十一章木兰一行游月下老人祠时，红玉等抽签算命，红玉抽到的签文如下：

To paint the brows of love in a lady’s chamber.

Peonies on the steps breathe happiness.

Take not the real as false，the false as real.

Pass the perfume and all is emptiness.（Lin Yutang，1939：489）

签文的内容是说，红玉出生于富贵之家，生活优裕，已长大成人待字闺中，可是由于自己将真假相混，导致悲剧发生，从而一切皆空。实际上，此处的签文预示了红玉的命运，以及红玉与其表哥阿非的爱情结局，如签文所示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红玉为情所累，在一场误会中最终投湖自尽。之后木兰根据红玉的举动与签文的关系，揭开签文之谜。签诗中最后一句“Pass the perfume and all is emptiness”本身就是一种互文，它指涉两位小说人物的名字，分别是Dimfragrance or Paofen （ means “Rare Perfume”），即暗香或者宝芬，她们中的一人会在红玉死后成为阿非的妻子。英文中的Dimfragrance或者Paofen都具有“perfume”的含义，这样就形成一种互文指涉的关系，并且为小说情节的发展埋下伏笔。最后，阿非娶宝芬为妻，应验了签文的内容。

此外，签诗中的“Take not the real as false，the false as real”，充满佛家的虚幻，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红楼梦》中“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亦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林语堂对《红楼梦》充满痴爱，难免受此影响，将虚幻意识体现在这首签诗中。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对此对联的译文 为：

When false is taken for true，true becomes false；

If non-being turns into being，being becomes non-being.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2003：11）

可见杨氏夫妇也是选择“true”和“false”翻译真与假，或者说虚与幻，与林语堂的“real”“false”大同小异。杨氏翻译的《红楼梦》最早于1978年出版，而林语堂的Moment in Peking最早出版于1939年。此处只是想说明，林语堂受《红楼梦》的影响，在签诗中也有所体现，而后来杨氏夫妇的译文正好可验证这一点。这样，签文文本中可以发现以前文学文本的痕迹，从而又形成互文关系。那么，对于签文尤其是其中包含的互文指涉的翻译，三位译者是如何处理的呢？

对此处的签文的汉译，应该首先使其具有签文的形式特征，同时又要体现出原文中的互文指涉关系。三个译文分别如下：

郑译：

点画爱眉闺阁中　牡丹台上乐融融

莫将真假来相混　芳馥一过总是空 （郑陀、应元杰译，2010：556）

张译：

点画娥眉闺阁中　牡丹阶上乐融融

莫将真幻来相混　芬芳香过总成空 （张振玉译，2009：348）

郁译：

点画娥眉秀阁深，牡丹阶上露华浓。

假假真真相幻混，芬芳过后总成空。（郁飞译，1994：458）

首先，从形式上，三种译文都是具有签诗的形式，结构工整，韵律整齐。其中郑译和张译较为接近，一三四句韵脚相同，均为/ong/；郁译则一三采用韵脚e/un，二四韵脚为/ong/，韵律比较讲究。其次，从互文指涉的体现上，对于原文中最后一句含有小说人物“Dimfragrance”或“Paofen”中的一个词或含有名字的含义，三种译文中张振玉译本处理最好，因为“芬芳香过总成空，意思指的不是暗香就是宝芬”（张振玉译，2009：390），这是后来借木兰之口揭开的签文之谜。这句话中包含了“暗香”和“宝芬”名字中的一个字，其中的互文指涉关系甚至强于原文。相比较而言，其他两个译文只是涉及一个人物的名字。如，郑译中“芳馥”暗示澹芳或宝芬（“澹芳”即张译和郁译中的“暗香”），郁译中“芬芳”指暗香或宝芬。此外，对于真假或真幻的翻译，三种译文基本都体现出原文的互文。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郁译第二句译文“牡丹阶上露华浓”，使人想起李白的那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这首诗是奉旨为正在观赏牡丹花的唐玄宗和杨贵妃而作，把牡丹和杨贵妃交互在一起写，花即人，人即花，人面花光浑融一片；接下去“春风拂槛露华浓”，以“露华浓”来点染花容，美丽的牡丹花在晶莹的露水中显得更加艳冶。由此看来，郁飞借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露华浓”以衬托出红玉的美貌，并使人发生联想。这样，郁飞译文增加了原签文并不包括的信息和互文指涉，强化了签文的互文性。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对此处签诗的翻译，三个译文十分相似，差异之处只是个别用词的出入，也只是大同小异。那么，为何对于一首诗的翻译，不同的译本会如此相似呢？这是因为一首诗的翻译空间狭小，诗歌中的几个字形成一个封闭结构，诗歌原始文本中语义和结构的封闭性，使得译者不得不朝下翻译，于是不同译本就会产生相似的句法结构。此外，译者的翻译方法单一，即使有很多可能性，但由于译者翻译观念在某些地方非常相似，从而导致几个不同译本相似现象的产生。这首签诗的翻译给我们的启示正如王宏印教授所指出：

“原文本的可读性愈强或可译性愈弱，即原文本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愈吻合，则其不同的译本之间可能的差距愈小。换言之，翻译本身的活动余地便愈小，即译者的创造性愈受到限制。”（王宏印，2001：5）

三、用 典

典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中的经典故事或史实，大多来源于历史文化典籍如历史故事、宗教故事、经典作品、童话、民间传说等。它是一种文化积淀，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色。在文学文本中运用典故，除激活一段故事或史实之外，还可以让该文学文本更好地得到理解，即，运用熟悉的前文本解释现文本从而使之简明易懂，而这正是互文性的一种效果。关于这点，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给互文性的定义中可以体现出：

“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转自程锡麟，1996：72）

Moment in Peking作为小说文体，由于小说本来就文备众体，把多种创作手段与文体融合在一起，当然不会放过这种引经据典的互文手段。小说第四十二章，素云由于替日本人做事，成为制毒牟利的“白面儿皇后”，被身在缉毒局工作的阿非和陈三办案时抓获。依照法律素云应被枪毙，但在她的苦苦哀求下，阿非同意带她见其前夫及前夫亲属。在素云被带到其远亲，即其妯娌姚木兰的父亲姚思安的病床前时，这位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对她说：

Listen to an old man.Remember the parable：The old man at the fort lost his horse； who could be sure it was not his good luck? What are luck and adversity in this world? Who knows if your arrest today is not your good luck? （Lin Yutang，1939：730）

此处，姚思安借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道出一句谶语：“Who knows if your arrest today is not your good luck?”即，素云今日的被捕促使其改邪归正，激起其爱国热情，为锄奸团做事，终因被日军发现而遭枪杀，但是她不失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虽死犹荣。姚老先生利用这个广为人知的典故，提醒素云或者预言素云以后的行为转变，使人更能清楚地理解祸福相依的哲学辩证性。最后一句谶语预言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与素云的命运，而且还是小说的一种叙事方式——预叙。对于不了解该典故的西方读者，林语堂进行了文内解释，对该典故进行了简要说明。异语中运用中国文化典故，从读者接受上，对中国读者而言（如译者）互文性更强。因为中国读者熟知这个典故的内容和寓意，进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小说文本中的相应内容，并且由此还可能会想到老子的那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样，小说文本与前文本（典故）的关系，使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的内容。既然中国读者（包括译者）熟知这个典故，那么三位译者的翻译就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异。

实际情况是，三个译本对这一典故均译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只是最后的标点存在出入，比如，用问号或者句号，然而这种差别大同小异。可见，三个译本基本都是按照原文本翻译，如实体现出小说中的典故这一互文本。

四、戏 拟

对于戏拟，巴赫金曾指出：“它可以戏拟别人的语言风格，也可以戏拟他人文本中典型的社会语言或个体语言，戏拟其观察、思考和言谈的风格……它既可以仅仅戏拟表面的语言形式，也可以戏拟他人语言深处的组织原则。”（转自王瑾，2005：119）热奈特认为“戏拟是对原文进行转换，要么以漫画的形式反映原文，要么挪用原文。无论是对原文的转换还是扭曲，它都表现出和原有文学之间的直接关系。”（萨莫瓦约，2003：42）可见，戏拟作为一种互文手法，主要是指模仿或者挪用他人文本的语言、文体等艺术形式，以达到讽刺或其他的艺术效果。戏拟一般总是以经典作品为前文本，这样前文本可以很容易被识别出来。林语堂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也使用了戏拟手法，原文如下：

Her thoughts wandered on and on，over all the day’s experience.And she said to herself，paraphrasing the saying of the brilliant general in the Three Kingdoms about another equally brilliant general，“Since Heaven creates a Redjade，why does it create a Lilien?”（Lin Yutang，1939：431）

此处是语言戏拟，戏拟他人文本中典型的个体语言，即《三国演义》中周瑜的话语。周瑜与诸葛亮都是乱世中的谋将，二者作为对手，都神机妙算，智慧过人。但是，周瑜每次较量都败在诸葛亮之下，最后一次较量在遭遇重大失败后，周瑜深受重伤，临死前无奈之下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抱怨自己命运不济与生不逢时，同时也反映了周瑜狭隘的胸襟与嫉妒心理。

在林语堂小说的这段话中，红玉把丽莲作为潜在的情敌来看。一次在外游玩，看到阿非和丽莲比较亲密，红玉醋意大发，心中不爽。再加上她多愁善感的个性，又有极高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自然地戏拟周瑜的话语，以发泄心中的愤懑与嫉妒。在小说原文中，这种语言戏拟，明显是作者翻译的结果，但是任何具有文学修养的中国读者都可以看出其中《三国演义》文学文本的痕迹。至于西方读者，如果不了解《三国演义》中周瑜这句话的相关情节与背景，很难懂得其中互文的奥秘，也很难体会红玉那种愤懑与嫉妒心情。因此，为了帮助西方读者了解此处的互文，林语堂用“paraphrasing the saying of the brilliant general in the Three Kingdoms about another equally brilliant general”进行解释。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此种解释并非必要。那么，三种译文采用怎样的翻译策略以体现这种互文指涉呢？先看三种译文：

郑译：

她的思想从这样转到那样，把一天的经历，都回想过来。乃体味着三国时代一位大将的名言，自己对自己说：“既生红玉，何生丽莲。”（郑陀、应元杰译，2010：487）

张译：

她的心思却按捺不住，想东想西，把那一天每一件事情都想起来。她把《三国演义》上周瑜临死说的那句“既生瑜而何生亮”改为“既生我红玉，何以又生丽莲”。（张振玉译，2009：306）

郁译：

她想这想那，把这一天的事情细细想过，便套用《三国演义》上周瑜的话自言自语道：“既生红玉，何生丽莲？”（郁飞译，1994：403）

从以上三种译文中可见，郑、应合译是直译，但有些过于拘泥于原文文字或句式结构，如“自己对自己说”；张译采用具体化的翻译策略，增加原文中没有的信息“既生瑜而何生亮”，但是用“改为”翻译“she said to herself”，既不准确，也无法体现当时红玉的神态与心境；倒是郁译较好地体现出原文的互文性，做到既准确又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此外，张振玉和郁飞都采用具体化的翻译策略，给出周瑜的姓名，对中国读者而言是一种文化需要。因为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而西方读者或许并不知周瑜为何许人，因此原文中作者并未给出其名。这种回归中国文学文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中国题材的作品时值得借鉴。然而本文认为，原文中为让西方读者更好地领会其中的互文指涉而进行的文化阐释，完全可以省去，这样可使译文更简洁，并且不影响中国读者辨别其中的互文性，稍有文学素养的中国读者对于《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名著肯定不会陌生。所以，最后译文可为：“她想这想那，把这一天的事情细细想过，自言自语道：‘既生红玉，何生丽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