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溯源

自从法国符号学家朱利娅·克里斯蒂娃正式提出互文性的概念之后，具有不同学术和思想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理论概念进行阐释，使互文性从语言学概念转变为文学概念，进而又被引入翻译领域。互文性的概念内涵也在不断演变，从广义过渡到狭义。虽然不同学者对互文性的概念界定不一，但都离不开对文本之间的研究。本节将对互文性理论作一简要梳理，侧重于狭义互文性的介绍及其在翻译研究的运用上。

一、互文性概述：一个不定的概念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译作“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或“文本互指性”，这一术语是由法国符号学家朱利娅·克里斯蒂娃（Kristeva）于20世纪60年代最先提出。她是在分析俄国文论家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和文学狂化话语的基础上，提出“互文性”的概念和定义：

“横向轴（作者—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背景）重合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一篇文本）。”（萨莫瓦约，2003：4）

如此一来，可以说“每一个文本都是用马赛克般的引文拼嵌起来的图案，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Ever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 mosaic of citations，every text is an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text.）（Basil Hatim &Ian Mason，2001：125）。然而，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并不规范，而且比较空泛和模糊。随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互文性”这一理论加以阐发和推广。巴特在其《文本的理论》中提到：“互文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普遍的范畴：已无从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识地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萨莫瓦约，2003：12）。

可见，巴特将互文性的范畴稍微缩小，使互文性变成阅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后来，麦克·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使互文性真正成为一个接受理论的概念。里法特尔对“互文”的定义：“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的领会，无论其他作品是先于还是后于该作品的存在。”（萨莫瓦约，2003：17）即一个文本与存在于该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靠读者去领会的。由此可见，里法特尔的“互文性”概念更加具体。后来，吉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把“互文性”从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转变为一个文学创作的概念，并实现“互文性”概念从广义到狭义的过渡。但是其分类过于琐细，不同的种类之间出现重合，因为互文性本身并不具有稳定的明显分类。

概而言之，从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起，具有不同思想背景的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对之加以阐释与界定。总体而言，互文性主要分为广义互文性和狭义互文性。广义互文性以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为代表，认为“互文性是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程锡麟，1996：72）。狭义的互文性主要以热奈特、里法特尔、费尔克劳等为代表，认为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与存在于该文本中的其他文本的关 系。

国内对于互文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在文学领域，首先是对互文性理论本身的译介与评述，其次是利用互文性这一文艺理论，对文学作品进行互文解读。在语言学领域，更多是运用互文性来说明文本的生成和理解取决于读者的文本经验。近年来，互文性理论同样引起翻译学界的重视，作为一个新的维度进行翻译研究。因为“从本质上说，翻译也是一个跨时空的交际行为，翻译的文本性与翻译研究的共时/历时层面使互文性进入翻译研究的视域找到了契合”（祝朝伟，2004：71—72）。互文性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视野。翻译本身是一种互文性过程，不仅包括语言层面上的显性互文，而且包括了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方面的隐性互文。

既然互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那么，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互文过程，原文与译文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互文关系。然而，本文要探讨的翻译中的互文性，不是从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上切入讨论，而是讨论文学文本本身的互文性特征，因为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一大特征是其间充满互文性。分析小说原文本中的互文现象，观察其在译文中的体现情况，即原文中的互文性是否在译文中得以完全体现，还是译者有意将之忽略、淡化甚或加以强化。

由于广义互文性理论过于宽泛和模糊，作为操作的描述工具困难较大，很难落实到翻译过程的具体运作上。那么，狭义互文性，主要是费尔克劳的互文性理论，用以分析和探讨原文文本中的互文现象以及三个译本的体现情况较为合适。

二、费尔克劳：显性互文性与成构互文性

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在其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中应用了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分析包括语言分析和互文分析。其中有两个基本概念“显性或外显互文性”^[1]（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成构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uality），也有学者译为“显著互文性”和“构成互文性”。此处采用的是罗选民教授的译文，理由为“‘外显’为中性词，不带感情色彩，而‘成构’用来表示过程，而不是结果”（罗选民，2006：28）。诚然，“显著”在汉语中为褒义词，带有感情色彩，用来作为术语名称似乎不妥；而“构成”一词表示结果。顾名思义，“显性互文性”即明显的或显性的互文，表现在互文的直接使用上。它指的是互文的表层特征，通常在文本中有明显的标识或者说有特殊的排版标志，如引号、斜体或者另列的文字。互文的手法表现为引用、镶嵌、戏拟等。读者只要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知识储备和阅读经验，就能发现文本中交织着的先前文本或语篇。

“成构互文性并不与具体的互文指涉发生联系，而是指过去的和现在的体裁、规范、类型甚至主题都在可能阅读文本中发生相互指涉的关系。通常来说，显性互文性可以在文本的局部和片段中得到明辩，而成构互文性则需要更系统地阅读全部文本才能得到发现。”（罗选民，2006：28）

对于成构互文性，除了体裁、规范、类型和主题之外，还可以再大而化之，把文化文本如哲学思想、宗教理想、风俗习惯等涵盖进去。因为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文学不能脱离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文学中总能发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思想的痕迹。巴特在对互文性的解释中也这样说道：

“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转引自王瑾，2005：40）

可见，“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都可作为一个文本的互文本，即文化文本也是互文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文化包罗万象、涵盖面广，有时贯通在整个文学文本中起着统摄作用，因此并非一个文本片段或语篇就能体现整个文本创作的意义，而是需要阅读完整个文本之后才能理解，这种文化文本也划入费尔克劳的成构互文性之中。

采用改造后的费尔克劳的互文性理论，可以很好地分析Moment in Peking中存在的显性互文和成构互文，并探讨三个中文译本的体现情况。然而，Moment in Peking这个文本个案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即它是一种异语写作。一般而言，一部文学作品是面向母语读者而创作的，作者和读者具有许多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因此，作者在创作中对一些共同文化信息可能会省略，但在上下文语境的参照下，读者通过激活大脑的相关记忆照样能够心领神会，也就是说，需要读者的互文性阅读参与才能完成。这种文本在翻译成外语给外国读者阅读时，由于外国读者不具备与母语读者相同的文化背景知识，难以发现其中包含的互文性，从而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而Moment in Peking却是一部用英语创作（非母语）反映母语文化内容的小说，它的读者是海外读者，很多读者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缺乏相应的互文参照，对于其中包含的互文本就很难领会到，因此小说中运用许多文化阐释的策略帮助外国读者理解。但是，在这种文学文本回译成母语形态、面向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母语读者时，译者对于原文本中的互文性将如何处理呢？对于此种特殊的原文与译文，可以说是一种“互文的另类”。对于创作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下面将从互文性视角并结合林语堂的作品进行详细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