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角

翻译与创作在林语堂的作品中形成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在其翻译作品中，林语堂不拘泥于汉语原文，创作性很强。而在他的创作中，翻译成为其创作的材料，或者说其“创作本身源于翻译”（尹衍桐，2005：132）。如他的人物传记类作品《苏东坡传》、《武则天正传》，依据这些人物的相关历史记载，加之文学想象力用英文创作而成。再如小说《京华烟云》等，模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的文学样式，描写中国文化题材。在这些英文作品中，翻译和创作杂合在一起，具有典型的互文性特征。因此，可以说这里原文的生成是在译入语（汉语）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进行的，必然会受到汉语语言文化及文学作品的影响。而且，不只是影响的问题，而是作者直接利用中国文化题材作为创作的资源，并对其进行改变和转换。

因此，林语堂英文作品的互文性研究更具复杂性。一是原文互文的特殊性，二是这种翻译互文的特殊性，即，原文回译成汉语，实际上是原文中的互文性回归到其母语的形态时而带来的特殊的互文性。原文和译文具有共同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译者在翻译原文中的互文性时，在理解和识别原文中的互文性时较为容易，当然不能排除不同译者由于不同的学识与素养，出现理解上出入的现象。但总体而言，中国译者对原文中互文性的理解和翻译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关于读者对小说原文的接受问题，林如斯在《关于〈京华烟云〉》一文中提到：

“这部小说虽然是用英文写成，却有许多奥妙处，非中国人看不出来。西洋人看书比较粗心，也许不会体悟出来。中国人奇特的心理，非中国人不能了解。又如书中谈《红楼梦》之处，当然非未读《红楼梦》者所能欣赏的。也有几处讽刺某一派人，也得中国人才能领会。”（林如斯，转自张振玉译，2009）

这段文字提到小说的奥妙处“非中国人看不出来”，实际上是关于文本接受方的问题。“话语一半在于言者，一半在于听者。”（蒙田，转自萨莫瓦约，2003：81）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小说文本中的互文本的识别与接受。所以，除了创作方之外，接受方也是互文性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读者只有具备相关的文学记忆，在发现互文的情况下方能明白其中的奥秘。例如，Moment in Peking在艺术性上模仿《红楼梦》，其中的引文、典故等中国文化文学的互文，政治上隐含讽刺当时的某一派人等等。所以，西方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并非是由于西方人看书粗心，而是由于西方人不具备或者对中国文化背景知识了解程度不够造成的，从而无法体会到原文本中包含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等互文现象。换言之，由于西方读者不具备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互文记忆，从而无法发现其中的互文，不能像中国读者那样产生相应的互文性联想，因此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通过“互文”来理解文本。借用萨莫瓦约的一句话：林语堂“工作的土壤不过是共有的文化记忆和他对以前所读作品的回忆”（蒂费纳·萨莫瓦约，2003：106），然后用异语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林语堂创作时其头脑中是以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智慧为蓝本的。既然如此，与林语堂没有共同历史文化和文学记忆的读者很难领会其作品的精髓，以上林如斯的这段话就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通常情况下，翻译活动涉及的“原文和译文均具有各自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的互文继承和借用关系”（王宏印，2010：204），翻译转换过程中“在理论上，译文应当反映原文所包含的一切互文关系，而且越充分越好”。（同上）然而，林语堂等华人作家创作的中国题材的英文作品在汉译过程中，原文和译文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是一致的，那么具有共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中文译者在体现原文所包含的互文关系时，应该较之于其他译者体现得更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