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与中国诗歌的互文性研究综述

高吉先

摘 要：互文性理论研究可综述为三个方面：互文性理论在国外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国学者对互文性理论的起源、流变、特征和意义，以及其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的介绍和研究；互文性理论与中国诗学理论比较研究。本文主要从互文性理论与中国诗歌的互文性方面进行研究综述。

关键词：互文性理论；中国诗歌；研究综述

互文性理论研究综述为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综述互文性理论在国外从认知、探索、较为成熟到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过程；其次，综述黄念然、陈永国、秦海鹰等国内学者对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起源、流变、特征和意义，以及其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进行的系统的介绍和研究；最后，综述钱书、杨乃乔等就互文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进行的梳理，并运用互文性理论对中西诗学理论进行的比较研究。

一、国外互文性理论研究综述

互文性思想的先驱是T.S.艾略特和巴赫金。T.S.艾略特认为，诗人的个性在于他把一切先前文学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这样，过去与现在的话语同时共存（T.S.艾略特，1920）。巴赫金（1961）认为，“复调小说”是运用语言的不同方式和评价来“实现”不同方式的“并存和相互作用”，他把互文性概念——文本和文化关系引入了文学批评理论（巴赫金，1961）。符号学家克莉思蒂娃将“互文性”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克莉思蒂娃，1967）。在《符号学》一书中她提出：“‘意指作用’由‘无限组合的意义’不确定地反映出来，主体则被投射入一个巨大的互文性空间，在那里他或她变成碎片或粉末，进入他或她自己的文本与他人的文本之间无限交流的过程中。”她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指出：“无论一个文本的语义内容是什么，它作为表意实践的条件就是以其他话语的存在为前提。”（克莉思蒂娃，1974）她对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她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互文性的引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在其之后，许多重要的文论家从语言符号、语言特征、文本类型、跨文化等角度进行界定和阐释，意在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不是自足的，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罗兰·巴尔特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互文本，其他文本程度不等地以可以辨认的文化文本形式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罗兰·巴尔特，1970）。乔纳森·卡勒在《符号的追寻》中有相似论述：“‘互文性’有双重焦点。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先前就已被写到了，而且文本是一个互文性的建构，只有依据它所扩展、补充、改造并使之升华的其他文本才可能理解它。”（乔纳森·卡勒，1981）里法泰尔认为，每位读者都具有对一个文本所传达的信号、按照此文本的“恰当的”互文性解码作出反应而要求的语言和文化能力。在《叙事学词典》中，杰拉尔德·普林斯的互文性定义为：“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杰拉尔德·普林斯，1997）他指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促使了互文性理论的迅速发展。但令人注目的是这两种探讨互文性的方式都缺少主体——说话者、作者、读者的存在。”罗兰·巴尔特在《S／Z》一书中把文本界定为“跨学科的”和“多主体性的”（罗兰·巴尔特，1970）。德里达的互文性理论则认为：每一个文本，每一种话语，都是能指的“交织物”或“纺织品”，这些能指的所指是由其他话语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确定的。这样，每一种赏析的或批评的阐释仅仅是对一个文本所作的尝试性的和部分的“补充”，因为一个文本的种种能指只载有它们多重所指的“印痕”。在《诗歌符号学》（1978）及一系列文章中，里法泰尔表明互文性是“读者感知”的主要模式，互文性也是许多特殊文学效果，如幽默、荒谬、含混及模糊等的来源（里法泰尔，1978）。他还认为，阅读行为是一个动态过程，它至少引起理解文本的两个“层次或阶段”。对于“互文性”，另一位法国批评家热奈特采用了一个不同的术语：“跨文本性”（热奈特，1976）。指为了充分理解一个文本及其互文本，读者需要了解组成文学领域的种种类型的等级体系。在《互文性》（1991）一书中，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雷蒙德·费德曼认为，文学生产是一种持续的“（游戏性）剽窃”，即这是一种游戏与互文的结合，一种嬉戏性的和自觉的剽窃。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任何一首诗都是一首互指诗，并且对一首诗的任何解读都是一种互指性解读。“不存在文本，只有文本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指出，文本是一个互文性的建构，只有依据它所扩展、补充、改造并使之升华的其他文本才可能理解它（哈曼德·布鲁姆，1975）。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互文性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关于在本文之内选择本文外的传统、价值、引喻、引语等进行联系的过程；第二，在本文内组织具体语义内容的过程，或者说通过联系纳入本文的外部事物而产生本文内部参照系的过程；第三，词的互相关系或语言的特殊运用过程，包括打破词意限制，占有语义内容，重新安排规则和改变规则。”（沃尔夫冈·伊瑟尔，1976）在《互文性研究》（2003）中，蒂费纳·萨莫瓦约对互文性理论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宇文所安以西方人的文化思维对中国诗学，如《典论》《文心雕龙》等进行跨文化诠释（宇文所安，2003）。

二、国内互文性理论研究综述

三、国内中国诗歌理论的互文性研究综述

国内中国诗歌理论的互文性研究综述主要在五个方面：中西互文概念辨析、互文性理论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宏观层面上的中西诗学对话的互文性研究、微观层面上的中国诗歌互文性研究方面、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理论现代化的关系。

首先，在中西互文概念的差异方面，陆正兰对“互文性”这个概念辨析后，认为在中西方的诗学理论中，含义并不统一。中国传统诗学把互文看成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即将一个意思完整或意思复杂的语句，有意识地拆解成两个或多个交错有致的语句，在表达上相互隐含、相互呼应、相互补充，读者阅读时，需要将其合在一起理解。“参互成文，含而见文”，基本概括了中国诗学互文的含义和运用。

其次，在互文性理论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方面，徐文培、郭红认为：“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互文性”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文本能够离开其他文本而独立存在，此文本与其他文本、现在的文本与过去的文本一起形成一个大的文本网络，文本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文学研究者不应简单阐释一个已经存在的文本，而是须要分析和解读由众多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互文本组成的文本网络。“互文性理论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角度和突破口。”

再次，在宏观层面上，钱书、皮朝纲、郭英杰、王文、饶芃子、余虹和杨乃乔等对中西诗学对话的互文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宣尼书不过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来意即名‘东土法’，堪譬《借根方说》之言。非作调人，稍通骑驿。”其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皮朝纲认为，由杨乃乔撰写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一书最鲜明的一个学术特点就是对东西方诗学进行体系上的比较，这种体系上的比较不仅加深了学术研究的难度，并且也扩大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使东西方诗学在异质的互为观照中呈现出自己的文化特色与理论本质。从作者书中所表明的观点来看，这种体系上的比较在学术价值取向上，也是作者自觉地对以往用西方诗学的某一范畴与中国古典诗学的某一范畴进行硬性比较的拒斥。皮朝纲认同杨乃乔的观点：比较诗学不是诗学的比较。这部专著的体系比较其理论的建构是庞大的，在东西方文化传统各自的外部，作者把东方儒家诗学与西方形而上学诗学进行了比较研究，把东方道家诗学与西方的解构主义诗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东方华夏文化传统的内部，作者又对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进行了比较研究。由于作者的比较视野是在跨文化的学术景观下完成的，所以这部专著的比较研究是“打通”的。郭英杰、王文采用中西诗学比较的方法，对互文与戏仿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与解读，旨在说明中西诗学文本内部互文与戏仿的本质，同时对中西诗学对话的客观性予以讨论。其意义在于，通过描述互文与戏仿在中西文化背景中的意义为学术界提供参照；此外，从文本的“建构与解构”“复调性”“经典与反经典”等论述出发，为读者呈现中西诗学对话中互文与戏仿的个性特点。饶芃子、余虹对中西传统诗学进行比较后，认为中西诗学有六大传统：文学的自然性：诗学假设与方法；文学的自然本源：真我与非我；文学的自然成文：无为自然与妙造自然；文学的自然意象：兴象与象征；作品的自然构成：气象与整一；作品的自然风貌：神韵与韵致。他们发现中西传统诗学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南辕北辙，而是在同一“道”中。更重要的是，行于其“道”的中西传统诗学尽可以流连道旁的自然风光并浸沉于自然神秘，但却离诗遥远。要转向“诗的事实本身”而行于“诗的道”还有赖于一种非自然——神秘之思的诞生，也许，我们在本世纪“语言学转向”中看到了这种思想的曙光；《中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中，杨乃乔认为“经”与“逻各斯”构成了东西方各自诗学语境的中心主义。在西方诗学文化传统中，“逻各斯”在自律性言说，在场的意义源于“逻各斯”；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在自律性言说，在场的意义源于“经”。“经”与“逻各斯”是文化信仰的布道者，是语言暴力的肇始者，是言说者的终极的美，是隐喻者智慧的文化施暴者。诗学这里，“经”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在道家诗学那里，“道”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儒家诗学是从“经”之本真达向“求善”，道家诗学则是从“道”之本真达向“审美”，道家诗学反“立言”的解构策略，对儒家诗学经学中心主义——书写中心主义的颠覆，于诗学理论向美学理论层面上的转移，则旨在以反中心论把中国诗学文化传统深层的“求善”导向“审美”。

还有，在微观层面上，江弱水和殷晓燕对中国诗歌互文性进行个案研究。江弱水从互文性理论出发，对刘勰与钟嵘的相关话语进行再阐释，并对用典的整个机制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同时指出贬抑诗中用典的文学意见如何从根本上站不住脚。自刘勰与钟嵘以后，诗歌中的用典一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重大且争论不休的问题，但这些争论从来都没有达到《文心雕龙》和《诗品》的高度和深度。西方当代的互文性理论却提供了极佳的参照，能够刷新我们对用典问题的认识。殷晓燕对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对唐代怀古诗的研究进行研究发现，宇文所安站在西方的视角，运用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将互有关联的怀古诗组织在一起，形成了唐代怀古诗的网络“档案”，从同韵、借词、同主题几个方面，剖析了他眼中的唐代怀古诗，为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怀古诗提供了范式。

最后，赵小琪和方汉文对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理论现代化的关系方进行了立体、系统的考察。在《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现代化》一书中，赵小琪对海内外对西方话语影响下的中国新诗现代化进行了颇富创新性的立体、系统的考察。第一，该书力求汇通中西诗学资源，将诗学结构、诗学风格、诗学体系的整体把握与诗学范畴的微观透视相结合，在纯粹诗学的意义上对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理论现代化的关系进行首次整体性的研究。第二，该书遵循贯通性与汇通化原则，从新的视角提供对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流派、思潮现代化的关系的独到理论，既突出了长期受到忽视的唯美主义、现代派诗歌翻译的积极性意义，也对中国台湾现代诗社、蓝星诗社等诗歌社团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独特贡献与价值给予高度重视，延伸和扩展了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关系的研究内涵与空间形式。第三，该书跨越中西文化的鸿沟，在中西诗学的相互沟通、相互融会中对西方话语与中国新诗诗人的现代化作出较有新意的阐释，从而在海内外首次使梁宗岱、洛夫、余光中等融合中西的理论和实践的超前性和独创性意义获得充分的敞开。方汉文以中国诗话词话的观念为主线，以西方诗学为参照，论证中国诗学的基本特性。当代诗学话语中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诗学是一种印象一点评式批评，缺乏理论性与体系性。实际上，中国诗学是一种具有理论话语、辩证文化逻辑与思维方式的理论体系，拥有独特的理论范畴与中心观念。中国的诗话、词话是中国诗学的主流，是中国诗学中理论批评的代表，其特有的评论方式体现了中国诗学的特色。诗话、词话的理论实绩不仅表现在义理、词章方面，考订之功也十分突出。

四、结　论

从理论上讲，对互文性理论研究进行综述，能凸显中国文学的价值，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建设和传播，彰显中国文化的价值，进而提升中国自身的文化软实力。从实践意义上讲，在全球化背景下，互文性观照下的跨中英文诗歌文本教学研究将为高校文学教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或途径，有利于中英文文学教学的有效性和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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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中英文诗歌文本的互文性研究”（项目编号：2013C010）及曲靖师范学院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互文性视角下的T.S.艾略特研究”（项目编号：2012QN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