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经济史和经济制度

斯密对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的看法，集中体现在《国富论》的第三篇。这一篇的篇幅很短，与其他几篇放在一起，似乎并不协调，而且历来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一部分主要从历史角度考察财富的自然增长过程，尤其是各利益集团所支持的政策是如何扭曲城市的兴起和城市的商业活动的。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这一篇的内容大致属于经济史，或者是经济社会学的范畴。尽管与其他部分比较，它表现出来的智慧有些干瘪，也缺少一些灵感。但是，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经济史，却完全称得上后来这一单独学科发展的极好的起点。

此外，这一部分中还包含了一些独特的思想精华。有人会认为，如果你想了解斯密对纯经济理论的贡献，也许只看《国富论》的前几章和第三篇中的某些段落，就已足够。其他的章节，或者是各类佐证材料，或者是各类离题而且早已过时的历史材料的堆积而已。实际上，要真正了解斯密的思想的全貌，这个部分自然是不应被错过的。这不仅因为它是《国富论》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因为这里的很多论述确实会给你带来惊喜。

从“狩猎”到“工商”

斯密在对经济史的探讨中，提出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进行划分的观点。这四个阶段分别是：狩猎民族社会、游牧民族社会、农业社会以及制造业和商业社会。以下的概述中，参照了斯密在其他章节中，对此问题的相关论述，尤其是本书第五篇的部分章节。

狩猎民族社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是一个最原始也最低的发展阶段，打猎、捕鱼、劫掠是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活动。这些活动也几乎不需要社会组织，由于没有私人财产的积累，所以只会发生较小的争端，当然也用不着经常的独立的司法机构。人们过着原始的村舍生活，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多少剩余产品，没有私人财产的积累，也没有私人财产制度。

游牧民族社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主要的生存活动是进行游牧。在这一时期，生产得到了部分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剩余产品，也随之出现了财产占有的不平等。在这一阶段，人与人之间的权力与服从关系开始出现，也出现了为保持这一关系所必要的一些民政组织。斯密认为，在这种原始形态的国家中，民政组织的建立，其实质就是：保护富者，抵抗贫者。

农业社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土地所有权，成为整个社会权力的基础。经济的进一步发达，也使得社会政治组织变得更加完备。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人们自耕自食，很少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在他看来，这一较为复杂的阶段，又可细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制造业和商业社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斯密眼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制造业和商业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各种货物和劳务都各有价格。封建依附关系减弱并彻底消失，人可以作出自由的选择，一种适应人的“自然权利”的、可以调整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政治制度有望得以建立。

“无形之手”牵引社会变革

在欧洲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社会过渡的这段时期，一只“无形之手”牵引着社会的各个群体，引发了一场每个单独的社会阶层都不曾预料到的社会变革。

它的早期就是罗马帝国因蛮族入侵灭亡后的那段时期。当时存在的基本上是一些以畜牧为主的国家，只存在最低程度的农耕和土地所有制。由于交通不便，也缺乏强有力的中心权力，每一块土地都变成了各自独立的保留着游牧阶段特征的公国。这一时期权力的基础，是土地所有权。那些没有土地的人，被迫成为对“领主”的权力负责的仆从。此时，中央权力薄弱，不能慑服地方权力，领主势力嚣张，可以完全控制仆从的行为。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是一种无助的经济发展局面。任何剩余产品，由于没有市场价值，都习惯性地被领主消耗在仆从身上，并也由此加强了他对仆从的支配力量。

在这个阶段的中期以自治城市的出现为特色。此时，商业开始出现，剩余品有了买卖。工商业者逐渐开始聚集，形成市集，并逐步发展为城市。这些城市因有能力向国王缴纳税赋，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国王因获得了这种赋税，也增强了自己控制领主的权力。互利关系的存在，导致国王保护城市，并随之允许城市自治。这些城市拥有了国王提供的保护和自治的权利后，进一步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城市的发展进一步引起了政治权力转向以国王为首的新兴的民族国家。

这个阶段的晚期，传统的封建领主势力受到了彻底的破坏，社会权利的转移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手中。随着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制造业的发展，封建领主们对传统土地生产剩余物的消耗方式发生了转变。随时可以得到的、可以用来显示自己身份的奢侈品，很快就耗尽了他们的富余财力，他们对在自己领地上耕作的仆从，也失去了传统的控制力。斯密指出，为了满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虚荣心，他们宁愿把原来足以维持1000个仆从生活一年的粮食或其价格，用来换取一对金刚石纽扣或同样无用且无意义的东西。随之，他们也把粮食所能给他们带来的权威一并舍弃了。

有趣的是，在这样一个和谐一致的制度结构转换进程中，大多数的社会群体对自己的作用浑然不觉，也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漠不关心。无论何时，商人和工匠，都只是在为一己之身、在为个人的利益在行事。他们所求的，只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制造业主和大商人，也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无时不是在觊觎更多的社会利益。斯密认为，或者至少在他的潜意识中，这一切都表明，中世纪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这种看法，可以被看作“看不见的手”在制度演化过程中的运用。

颠倒的“自然秩序”与被“玷污”的经济史

斯密认为，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求首先投资在农业，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对外贸易。但是欧洲国家的政策，从中世纪之后总是在仇恨和伤害农业，而有利于商业和手工业。农业总是受害者，自然秩序被颠倒了过来。

斯密对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是以社会分工引起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准的，他试图通过不同时期经济部门的变化（狩猎—畜牧—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来描述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貌。但是，斯密显然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史学家”。他对自己头脑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史的描述，存在不少的主观臆测与猜断的成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翻看一下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欧洲经济史》。这部八卷本经济史著作的前三卷，主要就是在探讨欧洲经济是如何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无论是史料运用的准确性还是观点的明确性，都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从中，我们自然也可以对斯密所论述的这一历史进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剑桥欧洲经济史》本身就是一部可以归于“分析性经济史”的著作。

我们知道，分析性经济史在近年重新得到认同，实际上是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到“理论污染”的经济史著作的过分泛滥相关联的。不过，正如科学哲学中一句名言所说的：“没有无理论预设的事实。”经济史的研究，实际上永远无法彻底摆脱研究者本人的“理论预设”。对史实过分的人为剪裁，固然是应该反对的。我们宁愿相信，这并非是斯密有意的做法。

“制度”，始终不能忽略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在这一篇中，斯密是把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包括经济政策），列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观点，或者说这一思路，即使是在当今，也是非常有见地的。斯密在第一篇中提出，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的价值，只有两种途径：第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第二是增进受雇用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显然，斯密的这一看法，把关注的焦点完全导向了具体的生产过程。企业家的作用、资本的作用、自然资源的作用都没有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这些方面的作用，需要通过体现在以上两种途径中，才得以发挥出来。但是，斯密对制度问题的重视，却大大弥补了这一缺憾。

斯密对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还散见于本书的其他部分的章节。比如，在第四篇的《论殖民地》的专题中，斯密就特别对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较法国、荷兰、丹麦的殖民地更为繁荣的原因作出分析。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比其他任何一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都更为自由宽松，更有利于土地的改良和耕作。他还从一般意义上概括了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殖民者带来了关于正常政府的观念，维持政府的观念以及正常司法制度的观念。他们自然要把这些制度在新殖民地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它继而把自由竞争看成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的重要社会因素。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社会因素中，直接起着更重要作用的是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比如错误地对经济的干预、对独占的纵容。在第四篇中，他尤其对重商主义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自由经济”、“自由贸易”才是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

而这一重要思想，却恰恰被长期占据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忽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