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创新的几点思考

因明创新的几点思考

笔者曾在2002年1月于台湾《福田》第187期上撰文《新世纪因明需要创新》，又于次年底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刊文《略论新世纪的因明创新》（2003年第4期），借2006年因明国际研讨会的机遇，愿作进一步的呼吁和探讨。

一、因明的式微及其原因

因明自初唐传入中国以来，曾经兴盛过一段时间，但很快走向衰微，明清以来，在汉地几成绝学。近代由杨仁山从日本迎回，才重新得以复苏，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响应“抢救因明”的呼吁，因明的研究曾再显热潮，但好景不长，近年来又日趋冷清，前景不容乐观，因明完全有可能再度成为绝学。主要表现为：一是汉地的寺院、佛学院极少有开设因明课程的，也极少有通晓、研习因明者，因明至多也只是少数学者和居士们的“一头热”，而且，随着近年来逻辑学总体上的不景气，也波及佛教逻辑。这20年来，新出现的一些青年学僧，研究因明者极少，有新见的因明著译更是寥寥，这是很不正常的。其次，在佛学界，对因明的研究也不被人们重视。例如，前几年出版的几部关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回顾性著作，叙述面面俱到，独缺因明。各种的佛学丛书，也是无因明一席之地。有些佛学研究者甚至哀叹称因明成为“死学问”，因明似乎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早在60年代，吕澂先生就对唐以后因明衰亡的原因分析指出：（1）（玄奘）“译介因明，始终停留在以立破为主的阶段。这就大大限制了此学的范围，并使学者很自然地轻视此学，以为无关宏旨。”（2）“玄奘之讲说因明，只限在译场以内，听者的记述注疏也未能即时流传，这多少带有秘传的意味。一般学者不得师承，即难窥其门径。这也便使此学派流传受到了很大的局限。”（3）“因明二论的翻译拘于格律，文字比较晦涩。在表面上讲求，有些地方很难得其确所……使人发生一种此学难言的印象，而妨碍了它的流传。”^[1]这主要是讲汉传因明在汉地何以失传的原因。

藏传因明虽然克服了汉传因明上述第一点的局限，但至今仅囿于寺庙的研习，仍带有很强的秘传意味，而且“已把因明学完全归入内明……那么因明本身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了”。^[2]

而从现代学术发展的角度审视，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如下几点：（1）因明义奥，读解为难。难在一是经典原著难读，有一套独特的术语，二是用例难懂，往往涉及佛教经论和古印度哲学背景。（2）汉传因明只把因明看作为立破论辩工具，故易为教界所轻，藏传因明完全把因明合于内明，断绝了俗界的研习，二者都走极端，不利于因明的弘扬。（3）藏传因明自11世纪恰巴曲森提出“摄类”范畴以来，虽经萨迦、格鲁等派的弘发，但到近代似乎很少有新的发展，而汉传因明始终恪守于天主的八门二悟框架内，未能吸取这一千多年来佛教在汉地发展的新鲜内容，也未能吸收近现代学术发展的新鲜血液，呈现出一种老化的态势。（4）因明人才教育、培养上有问题，汉传佛教教育中，实际上因明学并未能被普遍地列为必修课程，致使后继无人；而藏传佛教的学制过长（长达二十多年），所学过于繁琐，也难以为继，而且二者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规范教材。（5）藏传因明所学主要用于辩经，尚有一定的实用性，而汉传因明的作用不明显，与僧侣的日常修行、读经、讲法、应对脱节，使很多出家人产生了因明无用的误见。（6）近代以来的因明研究本身较侧重于经论的阐述、介绍，或拘泥于概念之争而缺乏开拓创新。

二、新世纪的因明需要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佛学和因明发展的根本源泉。其实，从佛教发展史上看，佛学和因明都是与时俱进，在不断创新中向前发展的。

从佛教的传播地区而言，印度佛教南传和北传，乃至传向全球，在每一新的地区都有其自身的新形态、新发展，例如在汉传佛教中形成的禅宗，在藏活佛教中形成了喇嘛教。从佛教的传播时代说，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社会主义社会，每一时期都涌现出一批创新改革家，如藏传佛教中的宗喀巴大师，近代的汉地的太虚大师等。从佛教宗派而言，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从上座派到大众部，从小乘到大乘，从显宗到密宗。至于佛教的义理，更是在不断地创新、发展、丰富之中，从说一切有部的“执有”到龙树中观的“空”，再到唯“识”……可以说佛教始终是在创新中与时俱进的。

因明亦是如此。按照窥基《大疏》所言“劫初足目”只是“创标真似”，“爰暨世亲，咸陈轨式。虽纲纪已列。而幽致未分。故使宾主对扬，犹疑立破之则”，然后才有陈那“覃思研精，作因明正理门论”。从印度古因明到新因明，陈那改五支式为三支式，又以因三相对应，初步形成了因明的演绎逻辑体系。陈那弟子天主把其中的论辩逻辑思想简约为“八门二悟”，从而形成了汉传因明的传统。而另一弟子法称则把陈那《集量论》中的归敬颂扩展成为“成量品”，完成了因明的彻底佛学化。藏传因明直接师承了法称及法称后学，但又有创新，宗喀巴融因明和内明为一体，使因明成为成佛的必由阶梯。恰巴曲森把因明义理归结为十八类范畴，开创了藏传因明“摄类”辩论的新特色。中观应成派则从“只破不立”的立场出发，大大发展和形成了因明的应成论式。一部因明传播、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革新、创造的历史。近代以来，在因明的研究中，仍然有所创新，例如藏汉因明的对勘比较、用现代逻辑来诠释因明义理等等，但尚未能形成新的突破。

社会的现代化，使佛教面临空前的挑战和机遇，非革新则不能延续生存和发展，佛教要现代化，必须自身要现代化，因明亦是如此。有一种意见认为，作为逻辑的因明已被现代逻辑取代，作为知识论的因明则可以归并入内明之中，所以因明不必再独立存在。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佛家五明本来自古印度的五明，除了内明之外，其他四明都曾经是世俗的，正如唐代神泰《理门述记》所云：“自古九十五种外道，大、小诸乘，各制因明。”所以，有些“明”从来就是世俗的，而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都已分化为各门具体学科，也许已不必在佛学中另立，如工巧明、医方明等。但因明却是佛家的不同于世俗学科的一门学问，虽然在藏传因明中力求融因明与内明于一体，这也只是讲因明的佛学化，而不是取消它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藏地仍称其为“量学”，以别于其他佛学科目。因明的一些内容，特别是逻辑、知识论、论辩学的许多内容，仍然是世俗学科和一般佛教理所不能归并的。在新的时代里，因明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明最初是逻辑、知识论、论辩术等的共生体，在其历史发展中，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内容发生了分化，例如汉传因明主要承续了逻辑思想，而藏传因明则分为“因理论”和“心理论”两大块，前者是论辩逻辑，后者是知识论。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在历史发展、分化的基础上，既要进一步深化分析，又要实行新的综合，实现新的突破。

三、关于因明创新的几点思考

根据我们的因明研究和教学实践，在因明创新中似应注意到以下一些问题。

1．义理创新

义理创新是因明创新的核心，因明的义理分别为知识论、逻辑论和论辩学。在知识论方面，从法称后学到藏传因明已经使其彻底佛学化，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工作是要吸收当代哲学和认识论研究的成果重新加以诠释，使其现代化，这一方面似乎还是空白。在逻辑论上，历史上的因明曾一度是中古印度和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高峰，应该说，近现代以来，因明在逻辑学方面已逐步被处于边缘化地位，和世界逻辑学发展的主流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因明或许不再能引领当代逻辑的发展，但至少不应成为一种古董，而应不断更新，吸取当代逻辑学发展的新成果，在论式、论轨诸方面都应有新的发展。在这里涉及一个创新与继承的关系。汤用彤先生在谈到中国历史上禅宗的创新时，曾指出“无革无以求发展，无因则必失其本真”^[3]。因明的创新也是如此，创新不是全部推倒重建，历史上存在过的东西，总有它的合理性，比如陈那三支式中的正反论证，即使在现代逻辑高度发展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其论证的合理性。因明的创新只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要注意保持佛教因明的特色，防止完全世俗化，完全世俗化也就失去了因明存在的理由。笔者认为因明的逻辑方面的定位应是一种应用逻辑，是逻辑应用于佛教的思维、推理与论辩，这也就是它与一般形式逻辑乃至一般论辩逻辑的区别之所在。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必完全拘泥于古人的轨式，实际上从印度古因明到新因明，再到中国的汉传、藏传因明，发展中的每一步都有创新。今天的创新，恐怕更要强调一种原创性，不能因循守旧，要敢于超越前人。例如，传统的因明的论式只有单称和全称，现在能否把特称也概括进来。又如，在类推演上，因明不能处理一类事物中有特例的逻辑推演，这能否加以改进等等。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但应该允许尝试。当然上述这些只是一种随想，需要进一步推敲，因明要创新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是为了适应实际的需要，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和刻意标新。总之，作为因明应符合现代逻辑学的一般规范，符合现代佛门的实际需要，并要有能与主流学术对话的话语体系。

2．应用的创新

因明的应用性主要体现在对僧侣的作用，因明要成为学法的重要认识渠道，读经的辅助工具，提供讲经弘法的方法，并成为僧侣日常应对的逻辑、语言工具。要编写通俗的白话文的因明入门书，用例上减少深奥佛理的例子，要使僧俗大众都能读懂，并会简单应用。总之是要能读、能懂、能用。

在知识论方面，藏传佛教把因明作为成佛的阶梯，在寺院扎仓中把辩经作为学佛的主要方法，台湾有学者也尝试用于汉传因明（如办辩经班），这也不失为一种探索。

另外，因明对俗界最有现实应用意义的是其论辩学、演讲学方面的内容。时下所流行的种种辩论比赛、辩论游戏，多不规范，或是强词夺理，或是无中生有，或是只问不答，乃至人身攻击。因明的辩学完全可以出来框正轨矩。^[4]

3．研究的创新

因明要创新，研究需领先。因明是佛家的五明之一，其创新的基点自然是在教界，但学界的研究可以为因明创新提供理论启迪和借鉴，其实这学界也是包括僧俗二界。僧侣要成为因明创新的中坚，呼吁佛学院要普遍设置因明课程，佛教界要加快培养因明人才，资助因明研究项目，支持因明的学术交流和出版。

其次，要吸收佛教发展中的新鲜经验和现代科学的成果，实现因明的全面创新。如，在知识论上，佛教历来十分重视直观、直觉的作用，佛家的现量论中有感性直观（如五根现量），又有理性直观（瑜伽现量），既有外感觉，又有内感觉（自证现量），这些都需要重新梳理，使其获得更为科学的形态。直觉和潜意识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学术的热点和难点，而禅宗的“顿悟”说中有极丰富的材料，也应该发掘和吸引到因明知识论中来。

再如论辩学，禅宗的机锋应对、佛门高僧的讲经说法中都有无数精华，也都应该吸收进因明中，使因明的论辩学进一步扩充为演讲学和弘法的技巧学。

以上只是一些粗疏的想法，有些提法可能有不妥之处，仅供同仁讨论之用。

【注释】

[1]吕澂：《因明学在中国的最初发展》，刊于《江海学刊》1962年3月号。

[2]剧宗林：《藏传佛教因明史略》，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九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

[4]拙文：《略论佛家辩学的现实意义》，收于《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佛家论辩学简介》，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