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的建设理论是错误的,甚至有的人干脆不承认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尽管在探索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是毛泽东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还是在探索中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

(一)民主政治建设方面

1956年后,毛泽东借鉴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建设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1.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学说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没有矛盾,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这是马列主义理论中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受社会实践的局限,不可能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论述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了基本方向。列宁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然存在,但是没有具体分析到底存在哪些矛盾。斯大林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基本矛盾,并且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了肃反扩大化,把党和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晚年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承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不彻底,没有把这一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来,所以毛泽东称其为扭扭捏捏的辩证法。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原因是,在1956年冬和1957年春,由于受东欧波匈事件影响,也由于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存在、社会主义改造急速完成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冒进现象,造成了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某些紧张,出现了一些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党内绝大多数同志还不懂得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同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学说的主要内容有两点。

第一,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其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解决,只有靠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的得到解决。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既突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中流行的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行而上学的观点,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严格加以区分,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转变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还指出,对于不同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不能套用一个公式,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比如在经济工作中,提出实行对全国城乡各个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观点;在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另外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解决这些矛盾,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重要原则。可惜这些好的思想和方针,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下去。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学说,对于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篇文章在以后的历次修改发表时,都夸大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为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埋下了伏笔,以至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和基石。

2.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正确主张影响下,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奋斗,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全国胜利后,建立以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参加的人民民主政权,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外曾经出现过三次要不要民主党派的争论。第一次是1949年3月,随着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有些民主党派认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必要存在了,于是就自己解散了,如救国会。但大部分继续存在,并参加了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次是在1954年9月一届人大召开以后,由于政协不再代行人大职责,又产生了要不要民主党派的争论。

第三次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4月,毛泽东讲:“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就是那些骂我们的,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我们要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

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正处》一文中讲,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而周恩来讲得更透彻,他认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单一的政党体制,这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而在我们国家,民主党派联系着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能听到共产党听不到的意见,求大同,存小异,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利。毛泽东在《正处》中还讲道,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能否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所决定的,还要看各民主党派的表现,看他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3.提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

1956年7月,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他指出要从国家制度上采取有效措施使民主得以扩大,要加强人民代表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并提出要学习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要允许唱对台戏。他说,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在党的八大上,扩大民主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提出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及领导人员的监督,并使之制度化,以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和新的贵族阶层。并提出要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生活水平同人民群众不能过分悬殊,甚至提出了领导干部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思想。

毛泽东和党中央还为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做了努力。早在1953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班子设立一线二线。一线由年富力强的同志负责中央日常事务。毛泽东和朱德等退二线,考虑国家大政方针,而不参与国家具体事务处理。

1956年9月13日,在八大召开前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点重要思想。一是提出中央准备设立四个副主席和一个书记处(四个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七大以来,一直是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刘少奇)。毛泽东讲,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的。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失,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

另外一点重要思想是,毛泽东提出,要到适当的时候不再担任党的主席,提出要跑跑龙套,配合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少壮派的工作。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所以八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就是为毛泽东退下做准备的。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谈话,提出到二届人大时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些重要问题。他还建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只能连任一届。1958年12月9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2月8日,这个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布。1959年4月,毛泽东的国家主席一职由刘少奇接任。

4.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按照历史决议的提法,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并不是一无是处,特别是经过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巨变后,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正确的、积极的思想,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第一,毛泽东指出,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些论点是值得研究的。毛泽东的错误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不是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若从其合理性上讲,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重大贡献。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只论述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没有讲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阶级斗争。

刚开始,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也认为,只要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阶级不存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产生这种思想并不奇怪,因为先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就是这样宣布的。可以说在1957年以前,人们没有想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与此相反,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但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情,1956年苏共二十大,10月波匈事件,1957年又有右派的进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面对现实,怀着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提出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这个论断,是难能可贵的。可惜,毛泽东没有对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行分析,犯了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只要是存在阶级斗争,其斗争内容肯定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是长期的,如果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

第二,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思想值得注意。

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新的历史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我们要维护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占领思想舆论阵地。同样,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是拼命企图占领思想舆论阵地,为他们夺权阴谋做准备。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总是先从意识形态方面着手,大造舆论,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也特别注意从思想文化方面渗透。

毛泽东还指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轻易地退走的。”因此,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和流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干净,并还有相当大的能量。比如封建残余对我们的影响,家长制、平均主义等,这是导致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影响到现在仍然存在。当然,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承认,毛泽东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当作了阶级斗争的问题,特别是把许多学术问题当作了政治斗争问题并加以尖锐化,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预言: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因此毛泽东告诫全党,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特别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讲到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警惕领导层出修正主义的思想,其对当时党内状况的分析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而且毛泽东的所谓修正主义的概念也是混乱的,没有确切的内涵。一般来说,如果对形势估计错误了,得出的结论也应该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思想作为一个战略思想来看,你又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远见和了不起。毛泽东在60年代的预言,在80年代被证明是正确的。苏东巨变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一点恰恰出在领导人身上。

总之,对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的同时,还要作具体分析,以便把其中一些好的有价值的思想继承下来,为现实服务。

(二)经济建设方面

1.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步骤的思想

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制定战略目标和实施步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的。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随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毛泽东逐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现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法,主要体现了对物质文明的追求,没有提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1956年9月写进了党章。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提法。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发表的谈话中,提出了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提法。但文化的现代化不好量化,所以到了1964年底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民公布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对于工业化是一种进步,但仍然偏重于经济和科技,还是一种传统的现代化的概念,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的内容,还不是全面的现代化。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但三个高度的提法并不恰当,一是不好界定达到什么程度叫高度。二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建设高度的物质、精神、民主,也不可能做到。所以从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起不再使用三个高度的提法。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上,中国现代化的提法由四个现代化变为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的概念。

在确定发展目标的同时,毛泽东也提出了实现目标的大概时间和战略步骤。1955年的全国党代会上,毛泽东提出要用50年时间,即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1955年10月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大约用50到75年,即10到15个五年计划,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讲,要用50到100年。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受赫鲁晓夫15年赶美的影响,毛泽东提出了15年赶上英国的设想。受到挫折后,毛泽东恢复了比较稳妥的估计,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间基本定格在100年,即21世纪中叶。1961年9月,他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1963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先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勾画出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方向。这个思想后来被邓小平继承下来。毛泽东讲一百年,邓小平也讲一百年,都是指从进入初级阶段,到21世纪中叶。但赶超目标不同。毛泽东讲用一百年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邓小平将赶超目标定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在步骤上,毛泽东讲两步走,邓小平一开始也是讲两步,到十三大才提出三步走。一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温饱。二是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加一倍,达到小康。三是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

讲到工业化道路,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轻型工业化道路,即从轻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一种是重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苏联在进行工业化时,片面地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则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理解是片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都是走的轻型工业化道路,也有走重型工业化道路的,如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也有人认为是轻重结合的道路)。由于当时干什么都要先考虑姓资姓社问题,所以我国在选择工业化道路时,接受了苏联的看法,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当时之所以选择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除了受苏联的影响外,更多地、主要地还是考虑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中国重工业基础薄弱,而重工业是为轻工业和农业提供技术装备的,在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如果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会影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再加上当时的国防需要(国防全靠重工业支撑,当时的战争打的就是钢铁战),所以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历史的选择,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孤立地谈工业化道路。

虽然我们和苏联一样,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但我们的工业化道路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而是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一,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不能离开农业来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能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如果不发展农业,只片面地发展工业,中国广大农村的落后势必影响到整个工业化的进程。农民购买力低,将影响工业化的进程,最基本的,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工人,工业化就无从谈起。所以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把农业提到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思想。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期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第二,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按照社会产品的最终用途,社会生产可分为两大部类,一类是生产资料,一类是生活资料。马克思认为,两大部类之间只有按比例协调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才会迅速。由于重工业主要是生产生产资料的(不是全部),农业和轻工业主要是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因此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大体上就是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这样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大部类划分的原理,具体为农轻重的划分。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典范。

第三,毛泽东提出要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促进重工业发展的思想。这个思想,主要是针对苏联工业化的弊病提出来的。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走的是一条靠牺牲农业和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前苏联一些国家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缓慢,就同其工业化道路有关。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而对关系到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和农业发展重视不够,导致轻工业和农业发展滞后。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和东欧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教训,提出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应采取后一种办法,即通过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的道路。

第四,毛泽东提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如何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是沿用苏联办法,即重轻农,首先安排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的发展,然后围绕它再安排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但这样做,重工业很容易挤掉轻工业和农业,大跃进就是钢铁挤了轻工业和农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强调国民经济计划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这里讲的按农轻重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指的是国家制定计划,必须首先安排农业发展,再安排保证市场供应的轻工业,然后再根据农业和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在安排重工业的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农业、轻工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要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不是单纯地为了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化的一个良性循环: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促进重工业发展,反过来重工业又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将农业和轻工业放在重工业前边,是不是意味着重工业不优先发展呢?毛泽东认为,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的,先安排农业、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不是就投资比例大小来说的,而是就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来说的,这样安排的结果,资金和物质分配的比例,重工业还是为主。这样安排是在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的重工业优先发展。

讲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大家可能要问,中国的工业化完成没有?按照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法,当时只提了一个标准,即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60%。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工业化早已完成。但这个标准太低,最起码还应有一个标准,即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在全体劳动人口中的比重,简单讲,就是非农业劳动力要超过农业劳动力。毛泽东虽然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化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但是他没有真正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实现。他当时也考虑到从农村招工充实城市职工队伍的办法,但这个办法没有跳出西欧的发展城市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这样一个旧的模式,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所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造成城市综合症,城市人口急剧膨胀。这个问题真正解决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就是发展乡镇企业,乡村城镇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到乡镇企业,到1998年,我国非农业劳动力开始稳定地超过农业劳动力。到此能不能说中国工业化完成了呢?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说法: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即将进入小康、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迈步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3.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思想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一切生产资料全部归社会所有,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但是,历史的发展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有很大的不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爆发,而是首先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起初想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比较快地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代之以产品交换。但是过了不久,就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因此,他转而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小农自由贸易,发展城乡间的商品交换。列宁逝世后,苏联停止了执行新经济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价值规律。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开始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价值规律。这一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斯大林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否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也起调节作用(认为价值规律只在商品流通的一定范围内起着调节作用)。

毛泽东在1958年以前,对商品生产和交换论述很少。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废除商品生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震惊了毛泽东。所以从1958年秋天开始,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价值规律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毛泽东当时主要是做了两件事,一是走出北京城,沿着京广线,搞了一些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初步认识到了发展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二是走进书房,阅读了一些经济学著作。主要是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此书毛泽东在1953年就读过,但1958年重读,读得比较认真,收获较大。另一本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后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

毛泽东提出的有价值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并试图划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界限。毛泽东讲:“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不要怕商品。

第二,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原因,毛泽东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认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即使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第三,关于商品的范畴,毛泽东突破了斯大林把商品范畴仅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多次指出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如拖拉机。毛泽东认为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卖给公社的生产资料是商品。

第四,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对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我们既要看到毛泽东对商品经济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观点,也要看到其理论的局限性。正是由于其局限性,使其最终走上了限制商品生产的老路,出现了对商品经济由肯定到否定的转变。

4.关于改进经济体制的思想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造的途径和方法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改造的目标和模式上,由于缺乏经验,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在改造中建立了一种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过分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开始改进经济体制。主要是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一是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二是改革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第一,在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思想。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提出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第二,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在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发表的谈话中提出来的。他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县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要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第三,在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方面,1960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毛泽东称之为有别于苏联“马钢宪法”的“鞍钢宪法”,并使之在一段时期里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管理制度。

在改革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方面,首先是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通过了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其次是在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思想。

讲到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应该认识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和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日而语。那时的改革在总体上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甚至有些改革的指导思想还是出于完善这种模式,改革更多的是体现了政策的灵活性。

(三)文化建设方面

毛泽东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的思想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主张在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二是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以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三是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并提出了建立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