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的运行机制

第三节　神道设教的运行机制

《周易·彖传》中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为天下服矣。”这里所指的应该是周朝以前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情况，假天制人，挟神自重，那时统治者善于竭力宣扬天命、神道以扬己之威，以制控天下。从那时的“万物有灵说”之泛化、“率民事神”之盛况，就可以看出神道设教之活跃。

尧舜禹及夏商时期已有负责思想道德意识传播的专职人员。舜时曾任命二十二名部落联盟公职人员。其中有“司徒”，主“敬敷五教”；有“秩宗”，主“典朕三礼”；有“典乐”，主“教胄子（氏族贵族子弟）”。他们都有明确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主管责任。“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尚书·舜典》），并对教育提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史记·五帝本纪》）的明确要求。孟子也说，“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的主管思想道德教育的官员。

那时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运行机制是神道设教。原始社会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以便把社会矛盾控制在秩序范围之内。《礼记·祭仪》：“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即假鬼神名义，利用神之神威、神奇、神秘、神妙之效，进行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最易于使百姓畏服而遵从，这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那时阴阳不测谓之神，对人有益即崇拜，《礼记·祭法》中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孔颖达疏云：“风雨云露并益于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商朝已不问苍生问鬼神，到了“无日无卜、无日无祭”的程度。

氏族社会就已出现巫觋一类以神道设教的人，传说颛顼时就已有人专门负责沟通人神关系，对人们的思想、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据《国语·楚语下》载：“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觋、巫假以神道传授一些原始宗教意识，左右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许传说中的西王母就是这一类人。那时司民与司神之官已分开。商朝以神道治国，巫师权重，对社会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具有制控作用，那时的地方首领实际上是与上天交通的群巫之长。

那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是通过祭祀活动向社会扩散。祭祀活动是图腾文化中分化出来的一种非正式的思想道德教育形式，它可以向人们提示一种精神指向，有很强的思想扩散力与文化渗透力。那时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基本上是通过祭天地、祭鬼神、祭祖先等祭祀活动来展开的。那时有各种不同的祭祀活动，哀邦国之忧要祭，祈福祈安要祭，死亡哀葬要祭，示敬示畏要祭，所表明的是一种道德规范的恪守与道德承诺，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宗教活动形式。《汉书·郊祀志》中说，“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山川走兽，均为被祭之列。“有天下者祭百神”，“五代不变”（《礼记·祭法》），说明统治者普遍把祭祀活动作为扩散统治者的思想意识、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一些祭祀活动是庆丰收的，表达的是劳动者经过辛勤劳动得到丰硕成果的喜悦。如腊八祭则明显的有宣传兴利除害的道德褒贬意识，据《礼记·效特性》载，“迎猫，为其食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有的是纪念先人功德的，弘扬为民谋利精神的，如因为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人们把他作为植物神祭之。通过各类祭祀活动，歌颂和宣扬了上天对人民的功德，通过庄严肃穆的氛围，宣示和扩散了天威难犯、祖宗恩重的意识，把天命意识、尊祖意识加以极力渲染，具有很强的敬上爱下的社会教化作用。那时有战事则先告祭先王，实际上是一种舆论动员方式。祭祀活动都附有许多禁忌，实际上是道德规范。大量的是民间自发的、非正式性的。在那时落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神道设教，通过神秘感的渲染使人产生敬畏心理，强化严肃氛围，不失为施教效果追求的有效方式，也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