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的原始表述

第一节　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的原始表述

元稹诗说：“教化从来有源委，必将咏海先咏河。”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较之于世界各国，最早认识到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最早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活动，具有辉煌的原始文明。但当我们静下心来自我追问：中国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源头在哪里？不免有些迷茫，这在目前还不是一个认识很统一的问题。

一、思想道德教育的原始表述

人之成为人，虽然与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出现具有共时性，但在古代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却没有出现思想道德教育这个概念。历史有自己的表述方式，古代用以表述思想道德教育活动概念的，其内涵也许比现在要丰富得多。

最早出现的与今天思想道德教育概念相近似的是“人文化成”的理念。《易·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分明是说，“以人文化成天下”，即以人文精神甄陶天下、泽润天下，这是人类自身的责任，所倡导的是人心化育品格，人文教化精神。“人文”即先进的思想道德文化，即以人为重的精神，人的内在的德性意蕴，“文者，德之总名也”（《国语·周语》）。“人文化成”即人文教化，即传播人文情怀、人文德性，促使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形成人类文明良性互动的精神境界。“观乎人文”，即观察与发现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化成天下”，孔颖达的解释是，“《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周易正义》）。可见“化成天下”就是把先进的思想道德文化、人类的精神文明，普及到普天之下的万民中去，使每个人都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与文明修养，使天下富有文明活力。这是人类的一种文明自觉，究其实质就是今天所说的思想道德教育。

但古代与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最相近似的概念应该是“教化”，这在古代可以说是一个常用词，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代的“教化”与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同义词。教化也即王教之化、政教风化，指以教化民、以教道民，是以社会倡导的政治理念、人生价值、道德规范意识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这是对人的精神品质的内在塑造与整体关注。如果说“人文化成”是从文化角度上的表述，指的是文明扩散，那么“教化”是从治国角度上的表述，指的是精神文明教育。“教化”一词拆开来看，则“教”即思想导引，“化”即道德感化。“教”，重明示；“化”，重熏陶。“教”是通过理性灌输完成的，“化”是通过营造良好环境实现的。教化所维护的是社会的政治道德秩序。古代还有所谓诗教、礼教、乐教，统治者都竭力倡导，社会也普遍重视，其内涵有共同点，既是思想教育，也是道德导引、文化熏陶，是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独特语言，凸现其文化性、制度性，都着眼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社会的文明风尚。

在中国古代，“化”是教育的别名。《北史·苏倬传》对“化”也作过解释，“夫化者，贵能搧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¹⁾，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管子·七法》的解释是，“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所以在古人看来，思想道德教育就是“政教化人之道”。王符《潜夫论·德论》中说：“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善于化。”这里所说的道、德、教、化，即今天所说的思想道德教育。可见，教化也可理解为教而使化，这样理解较确切地体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

古代习惯于称礼乐教化，揭示了古代教化的思想内涵，即通过制度与文化对人的思想素质与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优化性的影响，政教合一性明显，是大面积的全员性教育，是遍及性而非选择性的教育。教化实际上也是政治社会化，是通过礼乐的微妙的作用来实现的，故礼乐教化与其说是政治匠心，不如说是一种浸淫功夫。古代所谓“明人伦，兴教化”，教化的核心内容是伦理道德，追求的是社会有序与人文和谐。

礼乐教化的落点是改善社会道德风尚。化即化民成俗，即影响人心、改善风俗，这是教化的落点，即《诗大序》中所说的“美教化，移风俗”，“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教化的目的是使民风淳朴、民心敦厚。教化即通过教育影响使思想道德风尚往良好的方向发展，思想归化，风俗淳化，教化的落点是社会的精神文明，这是古代社会教化的基本功能。

古代出现得比较多的还有“传道”、“以道觉民”、“以道化民”等提法，并以之作为帝王、圣贤的神圣职责，要求惠渥周泽、教化广致。社会治理需要传道之人，通过传道以弘道、明道、行道，以达到“道传天下”。思想道德教育即传道、受道、修道，一切为了弘道。道具有普世价值。韩愈把“传道”列为教育的第一要义、教育者的首要责任，“传道”比“授业”，也即思想教育比知识传授更重要，教人比教书更重要。所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是说教育与接受是相对应的。“以道觉民”是先知先觉者对后知后觉者的主动教育，使先进思想变为普遍意识，使政治目标变为社会意愿。《孟子·万章上》中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知是知事，觉是觉理，先知先觉者把自己所知之事、所觉之理，有意识地向周围民众进行广泛的传播扩散，让他人分享自己对客观世界的知觉成果，以使他人易昏为明、易恶为善，这是一种思想道德教育的自觉与主动。以道化民是相对于“以忠致主”而言的，不仅要承担对上的道德忠诚，更要承担对下的道德教化的责任，心怀“思匹夫之志”，把百姓的觉悟放在心上；以道化民也是相对于“以力服人”而言的，即王道与霸道之别，以道化民是治国之道的首先选择，也是最佳选择，即通过以道化民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整合社会，凝聚人心，是治国首务。

古代还有“牧民说”，似乎也是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别称，其实不然。《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这里所说的牧民是使民有组织、有秩序、有教养的状态，使原始人变成社会人。《管子·权修》中说：“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欲民之正也。”管子认为，牧民就是要使民众“有礼也”，“有义也”，“有廉也”，“有耻也”。虽然牧民就是使民众有礼、义、廉、耻等思想道德意识，旨在思想道德教育，其实旨在管理，归根结底是“欲民可御也”。所以，桓谭《新语》中说：“秦始皇见周室失统，自以为当保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以败也。”秦始皇蔑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量，企图凭一己之私左右天下人心，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所以，古代的“牧民说”虽也有思想道德教育的含义，但更多的是一种管理，而不是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不是管理，统治者可以凭自己的权力强制运行，民众也不是无主体意识的猪羊，可以随人驱赶，指东向东、指西向西。

“人文化成”、“教化”、“以道化民”等理念虽然都与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相仿，但有其非吻合性。“人文化成”所指的是一切人类文明的普及性，并非只是思想道德意识方面。“教化”所侧重的是对社会公众的道德风尚的教育与影响，但不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全部。社会道德风尚教育只是基础性教育，而施政文明教育、理论灌输性教育，才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轴。“以道化民”只是侧重对百姓的思想道德教育，此外还应有政治文明追求与权力道德教育的内涵。

综观古代对思想道德教育的表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历史性。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理解与表述的演变轨迹大体上是，从文化性不断地向道德性、思想性、政治性、综合性演变。二是混成性。无论哪种表述都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还包括知识教育，即相当于文明教育，内容极具泛化性。在宗教教育出现后，思想道德教育与知识技能教育也还是融合在一起的，真正把思想道德教育从教育中分离出来的是现代的事。三是特定性。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表述，如政治语境，多以“教化”称之，教育语境多以“传道”称之，文化语境多以“人文化成”称之，表述比较灵活。

二、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理解

1.“思想”

思想是人的心智活动的产物，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大脑中经思维加工而产生的结果。中国最早的理解是，心即思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国语·周语》中说：“虑之于心，宣之于口。”都是把心当成思维器官。其实思维是大脑的功能，但古人多以为心即思想，思想是人的本能。应该承认，任何人都有其思想的存在和思想的权利，主宰人的一切行为的是思想，耳目都易蔽于物，只有思想才能主宰自我。《诗经·小雅·巧言》中说：“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人应自觉意识到有他心存在，他心可知，他心与余心有关。因此，可以说“他人有心，余忖度之”是思想道德教育意识的开山纲领，是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基础性条件。人有对他人的思想的关注责任与认识必要。思想作为一个名词是指观念，如说“这个人很有思想”；但也可作为动词使用，则指的是思量，如说“这个人不会思想”。最早出现在曹植诗中的“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指的是思念。

在古代，思想往往用“道”这个概念来表述。“道”是指一种思想、一种真理；道是最高思想境界、最高道德原则。道有天道、地道、人道，自然之道、社会之道，圣王之道、君子之道。大道之在天下，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道”是一种政治主张、思想体系，即社会理想之道、人生价值之道，包括政治文化思想。《孟子·滕文公下》中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法言·问道》中说：“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这“道”都是指思想，包括正统思想与非正统思想。

道作为思想有三个层面：治道，是政治思想层面；人道，是修身为人层面；阴阳之道，是哲学思想层面，还有生活层面上讲，是指“群居和一之道”。古代以道为尊，把思想放在第一位，道在生、势、物之上。道之与生，则思想重于生命，生命的意义在于思想，所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的思想信仰比生命重要；道之于势，则从道不从势，更应尊重的是真理而非权力；道之于物，道生万物，道嵇万物之理，道为万物所宗。所以“道不远人”，道之于人“不可须臾相离也”。人都应“志于道”，即人应有政治信仰，有思想追求，这是人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

2.“道德”

在古代，思想道德连称的不多见。一般只见“仁义道德”，如果仁义道德连称，则仁义是道德的内涵，也可理解为仁义是社会思想，道德是个体品质。其实“道德”一词最早是“道”与“德”的两个概念，往往分开使用。《论语·述而》说“志于道，据于德”，《道德经》说“道生之，德畜之”（51章），可见“道德”一词已包含“思想”与“道德”两个内涵。“道”是思想，“德”是品质；“道”是根据，“德”是体用；“道”是指道心，“德”是指德行；“道”是指内在之心，“德”是指外在之行；“道”是德之理，“德”是道之用；“道”是原则，“德”是规范。《管子·幼官》中说的“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李隆基《分道德为上下经诏》中说，“化之源者曰道，道之用者曰德”，是深解此理的。可见思想、道德是两个层面。王通说，“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文中子·王道》），是说“至德”与“要道”是互为一体的。张载在《正蒙·至当》中说：“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可以说，道德是一种思想的法则化、境界化、理想化、人性化。道德活跃于人的群体生活之中、人的创业活动之中，道德不仅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思想。

德，最早是获得占有的意思，指占有疆土、获得民众，包含获得信任的意思；而后周朝开始，首先在政治生活中道德意识强化，较多地强调治国应以德惠民，要求的是咸和万民。再后来道德意识延伸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更多的是讲个人的道德的意识与行为，即道德品质。

3.“教育”

“教”即仿效，这是人对教育的最原始的理解。在远古时代、原始社会，语言尚不发达，大量地依靠表情、手势、眼神、体态语言传递思想意识，无论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技术教育，实际上都是一种行为的示范与模仿，模仿是一种受教主动。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说过，“人由于模仿鸟叫而学会歌唱”。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说过，模仿的原则是强有力的，野蛮人尤其如此。模仿与人的生命活动具有同一性，是人的本能；模仿是为了保存长者、能者的精神创造的活动；模仿是有选择的、有创造性的，并不都是简单的重复与复制。因此在远古，思想道德教育大量的是在行为影响层面，而不是说理劝喻层面。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原始的思想教育意识。其主体是受者，其思想传播方式是感性的。所以古人认为，“教之始也，身先备之”（《管子·侈靡》），才能让人模仿。也因此，“先生施教，弟子是则”（《管子·弟子规》），对于受教者来说，教育就是让人仿效的规则。

《说文解字》对“教育”的解释是，“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者，养子使作善也”。可见教育的本意是上施下效，即对人施加“示范”性的影响以资“仿效”，是上对下的行为，是尊者长者的示范性的思想道德智能教育。也有以修道为教，《中庸》中说：“修道之谓教。”这也是一种经典性理解，教即修道，这有两层内涵，一是对教育者来说，“以善先人者之谓教”（《荀子·修身》），教育者自我修道，以善先人，才有教育存在；二是对受教育者来说，教育即发人之善端，使人自我修养德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思想道德教育即以道心之微化解人心之危，这需要精要、持一、执中。

古人理解的思想道德教育中的“教”实际上包括“教”与“化”两个含义：“教”是指知识传授、理性启悟；“化”是指人文熏陶、情境感化。“教”与“化”都是教育。同时，“教”也指教者之精心教育，受者自我细心悟化。教者之教与受者之化也都是教育内涵。所以思想道德教育是教中有化、教而使化，可以说教即化，即古人常说的“以教化民”。

对古代思想道德的教育应作泛性化理解，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心理、思维、审美教育等诸多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是有组织的、主动的、有明确目的的思想道德教育，但实际上社会上存在自发的、泛在的思想道德意识的传播与扩散。可以说，思想道德教育即对人的精神状态施加影响，社会性的思想道德的教育和影响总是多元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