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思维的源头

第五节　箕子：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思维的源头

箕子，名胥余，生活于商周之际，约前1173年至前1080年，早于孔子约600年，是商纣王兄叔一类的亲属，相传《尚书·洪范》为箕子所作，其他几篇中也有提及箕子其人其事的。箕子对夏商的思想道德教育状况作过精心的研究，提出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等思想道德教育的范畴，其《洪范》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思想道德教育纲领，是社会政治文明设计的第一个蓝图，可见箕子是中国思想道德教育史上第一位有理论贡献并有实践经验的思想家、文化人。

箕子与微子、比干被孔子并尊为“三仁”。《论语·微子》中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位都是很有社会影响的道德楷模，然而只有箕子留下著作，留下了他阐述行政道德和思想道德教育主张的思想。

《洪范》开头讲到，周武王曾访问箕子，对他说：“呜呼，箕子！惟天阴骘⁽⁵⁾下民，相协其居，我不知彝伦攸叙”，上天默默地安定百姓，和谐群体，我们应该有怎样的道德规范、社会秩序，使大家和谐生活呢？箕子回答说，上天曾赐禹《洪范》九畴，就是为了建立道德秩序的。

他在对夏商治国成败经验作思想总结的基础上，向周武王陈述了治国思想的九个方面，即《洪范》九畴。他提出，“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认为“王”应该是“民之父母”，这是第一次提出家国同构的政治理念，也是第一次提出了王道思想。

他虽以维护王权为最高原则，但他很关注执政者的思想道德境界问题。他曾不断地真诚告诫为政者要公正，“偏颇阿党是政之大患”。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看到纣王用象箸深为不安，“箕子叹曰：‘彼为象箸，以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他认为人主奢侈，是亡国之兆，然而纣王并不听从他的劝诫，于是他不得不“披发佯狂为奴”。结果五年后殷真的亡国了。箕子多次劝谏纣王不听，他一怀苦心，“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为也”（《尚史·箕子》）。尽管商纣王不听劝谏，箕子也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是在思想教育史上道与势的第一次冲突与对立，这也是思想家不屈于权势的压力，坚持思想的价值，作士志于道、道尊于势的选择，为春秋战国时士在道与势、道统与政统的矛盾中独立运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他提出“五事”说。他认为思想道德教育者要关注自身，应该注意“一貌、二言、三视、四听、五思”五事，注意修身养性，以达到“恭、从、明、聪、睿”的要求，即态度恭肃、言语和顺、察事明晰、听话聪颖、思考深睿，即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人主始于敬身，终通万事，此五事为天下之本也”（《尚书·洪范》），教育者的自重是教育成功的必要条件。

他提出“五行”说。箕子是水、火、木、金、土五行说的创始人。物质世界有水、火、木、金、土五种要素，滋生出精神世界的咸、苦、酸、辛、甘五种品性，由物质世界的生成理论演化为精神世界的自律原理，进而演化为天人感应思想。

他提出“三德”说。他认为为政者应有正直、刚克、柔克三德，“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⁶⁾，即对“平康”者应待之以“正直”，对“强弗友”者应待之以“刚克”，对“燮友”者应待之以“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他提出了对象适应性与教育个性化的问题，尽管在理论上还是模糊的，在认识上却是有深度的。

他曾去朝鲜，主政四十年，施行“八条”之教，据《后汉书·东夷·秽》语载：“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把生产技术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结果是“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箕子还为矫夏商尊天命敬鬼神之偏，提出天人感应思想，促使社会意识从人的被动转向人的主动，从重神权转向重人权，从关注神意转向关注人意，对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的深化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为周朝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践的深化，为春秋战国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认识基础。

总之，我们可以从箕子身上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思维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