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论及织田信长杀死了日本人心中的神佛的时候，有一点是不能忘记的，如果我们询问一个问题：日本人玉碎思想是从何而来的？那么可以回答的是：织田信长是玉碎的源头。
杀死主人，并不意味着武士的失宠。武士还会被再次起用。
杀死主人，提着首级投降敌人，敌人会给予恩赏并重用。
这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伦理水平。
在京都的本能寺，织田信长被家臣杀害。这一事件之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意义，之所以有大书特书的价值，并不在于事件本身的奇异性，也不在于要深挖光秀为什么要杀死信长，而在于表明信长武士道革命的成功。
战国时代的武士道一个最本质的地方就是主人与家臣之间进行交易。家臣奉仕主人，取得的报酬是得到主人给予的土地。所以没有报酬的奉仕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无条件的忠义。这是战国武士道上演的剧情。
明智光秀杀死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来个“中国大返还”，袭击了明智光秀。这个时候，天下的大名不知如何判断这个棘手的时局。不知该依附于谁，不知道谁是最终的胜利方，更不知道谁是正确的。总之，是非善恶不知如何判断。
于是有大名向传教士询问：秀吉与光秀，谁正确？
传教士断定：秀吉正确。
光秀不正确，是因为他杀死了主人。这是神人都无法容忍的大逆，这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情。当然这也是基督伦理的自明判断。
但是，当时的日本处在战国时代。武士的行动被情绪左右，为感觉所驱动。因此当时的武士道还没有被规范化，根本还谈不上伦理判断的问题。如当时流行淡然地杀君。武田胜赖、朝仓义景等战国武将，都是被家臣杀死的。感激主君的恩，可以死在马前。但如果主君大势已去，就可以淡然的杀死。这里的根据就是情绪。是信长对武士道作了根本性的革命，将武士道改造成了绝对的东西，无条件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将武士道改造成了一个与感觉无关的客观规范。这是种怎样的规范呢？原来信长要求家臣绝对忠诚，无条件的忠诚。不管发生怎样的场合，不变的是忠诚。
在本能寺，信长的随从是如何行动的？只能用“壮绝”二字来形容。明治史学家德富苏峰说，信长身边的人，包括马夫在内，个个都像男人一样。这里，“像男人一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壮绝地去死的意思。
完全与战国伦理相异质。这里滥觞的是日本式的玉碎。信长身边的人全员玉碎。闻声赶来的汤浅甚介和小仓松寿二人也死去。当时这二人在京都市中心泊宿，即便不赶过来也不会有人非难。但他们还是来了。不但来了，还冲入敌阵，最后悲壮地死去。从本能寺逃走的只有一人，而且是黑人，是传教士，是本能寺的和尚。他带着寺宝逃走。
玉碎的思想从信长这里发端。玉碎可以说是日本的“土产”。但是在信长以前的日本没有这个内在的思想。即便是在战国时代，玉碎的例子也基本没有。如当时的战国武士被俘虏后没有一点耻辱感。向敌人投降在战国时代是家常便饭。用对旧主人的忠义服务于新主人，被视为是正确的行动，被认定为战国的定理。这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俘虏基本被杀，在罗马俘虏基本当奴隶，有力量的当角斗士。二战的时候，被美国人逮捕的日本兵，还没有拷问就说出秘密了，并表示愿意与美国人协力。吃惊的美国人开始研究其理由。一个答案是：日本人把俘虏看成是最大的耻辱。重视耻辱的日本人认为当俘虏就是人格丧失，所以自暴自弃，干与正确相左的事情。
但是这个答案是错误的。为什么？
人格丧失，陷入失范的人，再从事有秩序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是协助战事了。但被俘虏的日本人为美军效力，连美军都感到吃惊的是俘虏们的正确思维。这里绝不是人格丧失的伦理问题，而是日本人为新主人服务的一种忠义的转移。这种转移首先体现在战争中。这就像在国际象棋中，西方人将吃掉的马不再使用，但在日本的将棋中，吃掉的马按照其作用价值还能继续使用。这是日本人俘虏思想的极端表现。这样来看的话，原本的日本并没有玉碎的思想。玉碎与日本固有的思想是异质的。
那么玉碎思想从何而来？
信长是玉碎的渊源。
是信长将武士道绝对化，抽象化。并为此集约成这样一个标本：杀主君将被谴责；家臣必须为主君玉碎。忠义必须是无条件的。
就这样，战国时代的武士道得到了彻底的再编。这有什么重大意义呢？信长式的武士道，经过赤穗浪兵，直到勤王志士的精神滥觞，可以说没有信长的武士道革命，就没有明治维新的成功。信长在杀死了原本日本人心中的神佛的同时，又确立了一个新的神佛——玉碎的武士精神。
这才是问题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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