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动织田信长

打动织田信长

上层路线：打动织田信长

织田信长，是个无神论者。即使他是有神论者的话，他也认为日本唯一的神就是他自己。但是，早在1659年，织田信长就给耶稣会的神父们颁发了传教许可证，神父们可以居住在京都，并且不交任何税收。1573年的时候，他还招传教士到京都，给他们一块土地兴建“南蛮寺”。

织田信长对基督教表现出来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平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九州不是他的辖地，因此他对基督教的高潮并不在意，另一方面，他需要贸易带来的军需物资。葡萄牙人来到日本以后，带来了先进的火器，比如说毛瑟枪之类的玩意。织田信长对这东西很感兴趣，于是派人买了不少装备自己的军队，他算得上是比较早在军队中配置西洋火器的人了。织田信长花了不少力气培训武士们使用毛瑟枪，因此在1575年的长筱之战中，他取得了胜利。

但织田信长表示对基督教的彻底包容，还是在耶稣会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范礼安来拜见的时候转变的。

1579年耶稣会派遣巡察师范礼安来日本领导传教事业，并在1581年拜见了织田信长。织田信长很快成为耶稣会士的朋友，他很乐意听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讲述海外的奇闻，也对耶稣会士的与众不同感兴趣。

范礼安是沙勿略之后耶稣会士的又一个顶梁柱。他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人，出身于一个名门望族。1566年在罗马入耶稣会，1573年被任命为视察东印度及从果阿到日本之间各地耶稣会使团教务的巡视神父。他多次巡历亚洲各国，在印度、日本及中国海上航行往来32年，被尊为“东方宗徒”。

为了见织田信长，范礼安精心准备了他的京都之行。1581 年3月19日，范礼安与他的40名同伴，外加35头驮着各色礼品的骡子、40匹驮着行李的马，浩浩荡荡地奔往京城了。

可想而知，这样的队伍会在沿途引起什么样的轰动：日本民众放下田间地头的活，纷纷跑来围观，东西方人外在以及行为的差异，让日本人觉得很好奇，高大的传教士，里边间或穿插一些黑皮肤的仆人，有秩序地走在街头。而那些基督徒则更为兴奋地表示欢迎。范礼安访问了他所经过的地方，并在3月26日到达了京都。3月27日， 按照日本人的习惯， 范礼安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织田信长的府邸请求安排会面。3月29日， 在南蛮寺附近的本能寺，范礼安与织田信长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面。 这次会面效果很好，范礼安把他带来的各种油画、祭祀图像、乐器、书籍一一送给织田信长。

正所谓礼多人不怪，范礼安的礼物毫无疑问打动了织田信长。礼物中包括不少在西班牙贵族中流行的东西：镀金的烛台、天鹅绒织物等，特别要提到的是一把镶着金边的天鹅绒椅子。这把椅子做工精致，让坐上去的人显得无比的尊贵有权威。在不久之后的一个庆典上，织田信长特意展示了这把椅子，四名壮汉抬着这把椅子，走过庆典。

获得外来的尊重，在传统的中国和传统的日本，几乎是一样的。这把椅子显然带给织田信长不少自信，这种来自外邦的礼物，不会仅仅是礼物，它与织田信长的地位是匹配的。凡是能够加强自身以及自己国家权威的东西，几乎是没有人会放弃的。

范礼安显然懂得如何与日本的上层打交道。除了拜访织田信长以外，他还拜访了跟织田信长关系密切的人，如织田信长的儿子，以及各位高级官员。每次拜访，范礼安都会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带上各种各样的礼物。这些礼物，在日本人看来都是奇异精巧的。很快，范礼安就赢得了这些达官贵族的好感。

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注意避免拜访那些织田信长所不喜欢的人，这些人就包括天皇本人。

范礼安的努力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结果。织田信长向教会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友好：传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在他的王国各处传播福音。织田信长的三个儿子，都成了范礼安的好朋友。耶稣会的神父们获得了建立教堂的地方，甚至还得到了资助。京都的贵族们还经常去修道院拜访神父。贵族们对传教士和教会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这种结果所带来的价值对于传教士们来说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范礼安可以说是赢得了织田信长的绝对信任。在范礼安离去的时候，织田信长送给他一个自己非常珍爱、异常贵重的礼物——描画日本京都生活场景的屏风。据说这块屏风是天皇想得都得不到的。这块屏风几乎成了范礼安的“尚方宝剑”，他不管走到哪里，都喜欢在公共场合展示它一下， 以满足那些专程前来观赏的人。^[6]

当然，织田信长从传教士那里得到的回报也很多。前面提到的毛瑟枪，它的存在无疑加速了日本统一的进程。织田信长还利用传教士去打不流血的仗，尤其是对付那些佛教军事力量。佛教团体一向宗在各地与织田信长的武装对抗了10年之久，搞得织田信长很是头疼。搞定这些力量，也是他与天主教结盟的重要原因之一。1578年，为了胁迫一个基督教的大名臣服，织田信长派出传教士去劝降，表示如果该大名拒绝投降，那么，他就把所有的天主教徒处以极刑，于是这个大名就乖乖投降了。^[7]

可以说，织田信长把天主教徒们利用得淋漓尽致了。不过，耶稣会士们也获得了很多好处。

在获取了织田信长友好的态度之后，范礼安的工作就非常好做了。他制定了规范的传教的制度——《日本布教规定》，把日本分为京都、丰后、长崎三个教区，包括京都、东山、东海、山阴、山阳、北陆、南海几个道。他非常重视欧洲传教士的语言学习，并在当地设立教育机构，培养日本本土传教士。到1583年，日本各地有教堂近200所，分驻所20多个，信徒也逐年增加，1570年为两三万人，1582年15万人。1590年20万至24万人，1600年达30万人。信徒包括大名、武士、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耶稣会士在日本几乎是迎来了黄金时代。

丰臣秀吉和织田信长的态度就不大一样了。他一方面需要和传教士们保持起码的和平，另一方面又看不惯传教士们宣传的“众生平等”的思想。因此，一旦不需要传教士，他马上翻脸不认人。

传教士们所做的一切，都朝着一个指向：尽最大可能的，在日本站住脚。

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传教士这边，那些来自欧洲的水手、水兵和传教士之间的意见不合、目的不同，又加上16世纪末日本德川幕府诸将军极欲统一日本，对不服从中央的诸侯大加讨伐，那些倾向或选择天主教的诸侯和他们的臣民更是幕府将军征讨的对象，何况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已经引起佛教和神道教的不满与反对。就这样，日本天主教的教难成了预料中的事。然而，耶稣会士们还是非常渴望来自日本上层的支持的。

丰臣秀吉本人也不太喜欢佛教的清规戒律，他希望发展海外贸易，对外来事物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好奇心。他喜欢穿葡萄牙人的衣服，也喜欢拿一本基督教的经典来装饰自己的案头，他还非常欣赏基督教推行的一夫一妻制。但是对这种外来宗教，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戒心。

当耶稣会士们觉得基督教似乎已经在日本站稳脚跟的时候，丰臣秀吉却忽然打朝鲜去了，他压根就没有重视过这些西方来的传教士。相反，朝鲜失败归来的丰臣秀吉，和基督徒们翻了脸，疯狂迫害和屠杀教徒们，这个我们后文将会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