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之崛起

第一节　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之崛起

一、儒家是助君教化者

儒家在历史上所扮演的是“助人君明教化”的角色，是地道的思想道德教育的设计者和践行者，这是史学家的普遍看法，有史为证。《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隋书·经籍志》说得更清楚，“儒者，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由此可见，儒家是以张扬三王文明为宗、以推行仁义为本、以助君教化为务、以道德为尚的一种思想潮流与教育力量，他们宣明先王之教，起了“家至户说”的作用，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学者也是这样认定的。许慎说：“儒，柔也，术士之称。”郑玄认为：“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扬雄则说：“通天地人曰儒。”可见所谓“儒”，不仅具有“通天地人”的内在知识，更有“能安人，能服人”的社会能量，不是单纯的知识人，而是到处力行社会思想道德教化的思想学派。

二、儒家思想从“显学”走向“独尊”

儒家思想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去世后，其门徒都以孔子为尊，以“六经”为宗，以孔子思想为旗帜，在宣扬孔子思想过程中，都注入了自己的思想创造，结果是儒一分为八。据《韩非子·显学》所述，“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反映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反响之热烈，其中子思、孟子、荀子所理解与阐述的儒家思想在社会上影响最大。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通过激烈的思想竞争，取得了“显学”的社会地位，即被认定为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学问，说明已为社会所接受。到了汉朝，汉武帝出于其建立大一统中华的政治雄心，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针，赋予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公元136年设五经博士标志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确立，从此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治国安民的思想武器，抹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在魏晋隋唐，儒家学说吸收了道、释、法思想，其内涵得到了改造与丰富。韩愈道统论的提出，复归于理性，坚挺了社会主导思想地位。到了宋朝，儒学以自身思考的深邃与成熟，取得了朝野的双重认可，此后元明清皆以儒家思想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思想。

三、儒家志在营建有道之世

儒家思想产生于“礼乐崩坏”的时代、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转型期，统治者都需要从士阶层中寻找自身的支撑力量。儒家认为，面对天下大乱，最需要的不是靠军事才能征战列国，而是以富有人性化的思想教育去赢得民心，最需要的不是用暴力手段去霸天下，而是以非暴力教化而王天下，大力倡导以“和”为宗、以“中”为本、以“导”为式、以“诚”为始、以“化”为的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其核心思想是结束“礼乐崩坏”的状态，营建近者悦远者来的“天下有道”社会。《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有道，则社会思想稳定，人心安然；天下无道，则社会思想混乱，众议汹汹。“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意思是说，天下有道，我孔丘何必去改变它呢！建立有道之国是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理想，虽然有先王之道、君王之道、圣人之道之别，但儒家思想道德教育者都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天下有道”责任的主动承担者。儒家信誓旦旦，主动承担弘“道”的时代责任，决心根治“天下无道”的社会痼疾，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儒家所追求的有道之世、有道之邦，即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是民众的政治向往、士人的理想社会、君王的道德规范，不仅为全社会所认同，“使儒学传习旋转，影响扩散至夷夏”（《史记·儒林列传》），成为时代的“显学”，也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反映了儒家思想理论教育的顽强生命力。

但历史上也有些微词，《史记》说它“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甚至讥之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儒家思想追求秩序，害怕变革，其主旨是避免世乱无序，因此也容易陷入保守性的误区。到战国时，韩非子已明确指出儒家思想的缺陷，“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韩非子·显学》）。对上古崇拜而对现实研究不透，不免有些疏离现实之缺憾。

孔、孟、荀三人历史语境不同，孔处春秋，孟、荀处战国，所以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有明显区别，孔子主“仁”，孟子主“义”，荀子主“礼”，因各有所主，所以本章分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