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的崛起

第三节　理学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的崛起

在思想道德教育史上，宋朝理学教育思想的崛起与教育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理学起端于宋初三学士，胡瑗、孙复、石介，但理学的开山祖应该是周敦颐，经过邵雍、张载、二程，到朱熹（1130—1200）完成了理一元论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的构建。其理一分殊的宇宙论，反求本心的认知方式，主静去欲的修养方式，强化了儒学思想中的道德至上意识，把“扩充善性”作为教育的根本，其基本精神是，以经为本，道德至上，心性为限，以人欲为社会祸害的根本原因，其主旨是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的伦理精神，把人们的精神世界纳入儒家伦理纲常的框架之中，从此思想道德教育重心从外王转向内圣，从政治伦理转向社会伦理。道德被赋予稳定政治的任务时，就会受到权力的支撑而张扬。

一、以“四书”代替“五经”

理学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强化了伦理本位。儒学思想教育传统是“六经皆史”、“五经亦史”，不独《春秋》是史，《书》是尧舜以下史，《易》是庖羲氏之史，《礼》《乐》是三代史，诗经也是文学性历史。历史是活的灵魂，读史使人明智，使人聪睿。但从韩愈抬孟开始，到宋初尊《孟》为经，逐步以“四书”取代“五经”后，则以伦理观取代历史观，以理论经典价值取代经验教训价值。“五经”教育立足于治国，“四书”教育立足于修身，改变了以史言道的传统，道在治中演变为道在德中。“四书”所强化的是，天理本位的哲学意识、君权至上的政治理念、三纲五常的管理规范、存理灭欲的人性要求，强化的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晦庵集·癸未垂拱奏札一》），从此注重了修身之道，忽略了治国之道。朱熹把“四书”作为儒学思想的精髓、王道意识的根基，并探讨了“四书”教育的几种逻辑顺序，其中说道：“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十四）朱熹规定了一条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的清晰思路，即以《大学》为政治纲领，以《论语》为基本原理，以《孟子》为思想体系，以《中庸》为哲学核心。朱熹精心构建了一个“致广大，尽精微”的理想的思想体系，祈求通过“四书”思想教育形成以“四书”思想为核心的人文信仰，这是儒学思想道德教育的精细化，也是儒学思想道德教育的异化，虽着意于寻找封建社会后期的适应性，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浓重的守旧维稳的思维方式，对现实的思想道德问题虽加强了伦理指向，却弱化了政治关注。

二、以“道心”改造“人心”

在理学家的心目中，思想道德教育的本质就是发扬道心以改造人心。“心之官则思”，可以说心即思想。朱熹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中一个核心概念是“心”，其基本思想体现在其对《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语的阐释之中，人们称之为朱熹的十六字心传。其意思是人心危而难安，道心微而难明，要以道心之微，矫人心之危，只要择精守一，不杂不扰，则无不允当。他认为，“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饥寒痛痒，此人心也；恻隐、羞恶、是非、辞逊，此道心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二）可见人心即世俗之心，危即一放纵即凶险，道心即道德之心，微即精微。朱熹提倡的是守中、守一、守道，才能精纯如一。

他在《答陈同甫八》中对此作了较具体的阐述，“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体之私，则固不能无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则又不能无道心矣。日用之间二者并行迭为胜负，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乱安危，莫不系焉。是以欲择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则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夫岂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时而泯者为当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须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尧舜禹之所以相传者既如此矣”。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朱熹强调了人“不能无人心”，也“不能无道心”，应该人心道心俱在；不能“任人心自危”，也不能“任道心自微”，要采取对“人心”“道心”的主动；要“择精”、“守一”，则人心不杂乎道心，道心不流于人欲；只有这样，则人之事无一不得其中，天下事无所处而不当。他在《中庸章句序》中则说：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两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须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而微者著”。人应以道心为主，人心服从道心，即人欲服从理性，以道心制导人心。

三、以存天之理灭人之欲

孟子也曾说要“寡欲”，但那只是提倡节欲，而不是灭欲。理学家则竭力推行的是禁欲主义教育，可以把其全部道德说教与全部教育目的归结为以天理窒息人欲，其认识前提是，把社会问题全部归因为人欲太盛，认为人有欲则人心恶，则社会混乱，欲为万恶之源。周敦颐把杜塞私欲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提出“惩忿窒欲”，以为无欲是入圣之门。

与此同时，把“理”看成是道德的起点与归宿，万物都只是一个“理”，“三纲”“五常”就是理。朱熹认为，理无不在，“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全书》卷七十）。二程认为，理是人伦之本，“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不存，则人与禽兽何异！”（《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人物篇》）

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三代以上天理流行，三代以下利欲泛滥，“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大全》卷十二）。理善欲恶，存理灭欲即存善去恶，天理之公，人欲之私，一心之中，不容并立，入此出彼，出此入彼，两者必取其一。因此“圣贤千言万语，只是叫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大全》卷十二），思想道德教育的全部内涵即概括为“存理灭欲”四个字。主要是通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自我反省、自我完善来实现。

应该说把张扬理性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有其合理性的，也是有理论认识深度的，但如果把“理”仅仅理解为“礼”，理解为“无欲”，这会导致思想道德教育狭窄化，如果把人的需要都看成是私欲而加以排斥，则会抑制人的创造力与主体性，禁锢人的情感世界，窒息人的生命活力。因此，存理灭欲教育只是对稳定、秩序的关注，而忽视对发展、创造的鼓励。

四、以“居敬”之诚求“穷理”之精

宋朝理学家在思想道德教育理论思维中非常重视对接受规律的思考，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范畴是“居敬”、“主敬”，指的是要有良好的受教心态，即“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程氏遗书后序）。二程认为，“识道以智为先，入道以敬为本”，“敬，为学之大要”（《二程粹言·论学》），“入德必自敬始”（《二程粹言·论道》）。朱熹也以为，“敬则万理俱在”（《西山读书记》卷十九），“敬则天理常明”（《朱子语类》），“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朱子语类》）。这里所说的“敬”即接受思想道德教育中的诚心与专一。二程说，“主一之谓敬”，“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二程遗书》卷十五）。朱熹说，“敬则心便一”，“敬……只是收拾自家精神，专一在此”（《朱熹语类》卷十二）。可见“敬”即“整思虑”，“尊瞻观”，即在接受教育中心思专一、集中精神，并有受教诚心，“整齐修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朱子语类》卷十二）。敬则身心肃然，表里如一，收敛此心，不受外扰，保持清醒，自我把握，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内自重，外敬人，因此居敬穷理实际上即唤醒自我。理学思想家强调，接受思想道德教育中要有接受准备，接受诚心，即要“正心诚意”，摒除杂念，放弃成见，虚心受教。朱熹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有受教诚心才会有受教容量，才能发挥接受教育中的主体作用，“人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朱子语类》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