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的崛起

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掌控美国扩充的暴力手段的人们在其政治与经济同僚们当中，逐渐地不仅拥有了很大影响力，而且还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一些职业军人摆脱了军人的角色，进入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其他人虽然仍是军人，却通过提供建议、信息和判断，影响到经济与政治事务方面以及教育和科技工作中的当权者的决策。陆军和海军将领们，穿军装的与不穿军装的，都试图左右基层民众的舆论，不仅在秘密的，而且在公开场合借助于自己权威的力量，影响有争议的政策。

在其中许多争议中，军界领袖都已遂愿。而在另一些当中，他们则已经阻止了自己所不赞成的行动和决策。在一些决策中，他们彼此情投意合。在另一些当中，他们参加了争论，已经输了。但是，与他们在美国精英阶层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相比，他们现在都更为炙手可热；在美国生活的许多领域，他们现在都具有更多的行使权力的手段，而这些领域以前却是文职人员的领地；他们现在有更多的关系；在他们现在活动的国家里，精英阶层和基层民众已经接受了只能称为军方有关现实的定义的东西。在历史上，军界领袖在美国精英阶层内部的关系一直是不自在的、很别扭的。而现在，他们已经彼此称兄道弟，很快就可能变成老大哥。

虽然将军们已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工作，但他们并没有摆脱塑造了自己的性格与世界观的军事训练的影响。而在其新的高级职业生涯中，其成功的概念则已经改变。今天，如果对其加以仔细观察，就会意识到，一些人与人们最初想象的大公司高管并没有很大区别，另一些人则看来更像某种令人好奇的政客，而不是军人的传统形象。

据说，一位军人，比如担任国防部长的军人，实际上可能比一位文官更像文官，因为文官对军事与军人知之甚少，因而很容易被周围的将军们所蒙蔽。人们也许还会觉得，从政的军人没有一系列坚持主见的、新的和果断的政策，甚至感到在文职政治领域中，将军们变得毫无目标，而且由于缺乏技能和目的，甚至变得软弱无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忘记通过军事训练与职业逐渐灌输到头脑中的自信：通过这一过程，在军事生涯中成功的人们常常获得一种自信，他们很容易地将这种自信带入政治和经济领域。与别人一样，他们当然欢迎老朋友的建议和更多支持，而后者在军事生涯的历来的孤立状态下，则以军人为主。无论个人的情况可能如何，作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群体，现在在国家政策问题上，军队大概是最能胜任的。没有任何其他群体接受过协调经济、政治与军事事务方面的更多训练。在决策工作中，没有任何其他群体有过如此持续不断的经验，也没有任何其他群体如此驾轻就熟地将其他群体的技能“吸收到自己内部”，或者代表其他群体如此驾轻就熟地施展其技能，也没有任何其他群体能够这样持续不断地获取全世界的信息。此外，也不可以说，在最为带有文官色彩的政客当中，现在普遍占上风的军方对政治与经济现实的定义，使得军界领袖们的信心、其制定政策的意志，或者其在高层的决策能力减弱。

15年来一直持续不断的军界高层的“政治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作为一个职业军官团的成员，一些军人在扩展军队的一切事业方面，形成了既得利益—个人的、体制的、意识形态的。作为官僚，一些人热衷于扩大自己的具体领地。作为当权者，一些人滋生出极大的傲慢，另一些人则相当精明，热衷于追逐权势和行使权力，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乐趣。但是，并非所有军人都出于这种动机。作为一类人，职业军人本来并不试图追逐政治权力，或者，人们至少不必将此事置于对动机的任何此类诋毁之上。因为即使他们渴望获得政治权力—尽管这种权力实质上可能是政治性的，并由于文官的不称职而自然而然地加在他们身上—文官也没有在政治用途方面，对其大加利用，无论是否情愿这样做。

从政党政治家的立场来看，一个训练有素的高级将领在使政策获得合法性方面是极佳的人选，因为有心地选用他常常使政策有可能“超越政治范畴”，就是说超越政治辩论，进入行政管理领域。在那里，正如政治家杜勒斯在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竞选总统时所说，需要有人能够“做出重大决策”。

从行政管理者的立场来看，军人之所以常常被视为有用，是因为他们构成一个人才蓄水池。这些人受过行政管理技能方面的训练，但却并不公开认同任何私人利益。由于缺乏一支挑选和培训职业人员真正的公务员队伍，所以利用军人当中的人才就更有诱惑力。

就这样，政客们在就政策进行辩论这一本职工作上玩忽职守，隐藏在假定具有的军事专业知识背后；行政管理者则在创建一支真正的文职职业服务队伍这一本职工作上玩忽职守。这两种玩忽职守的结果是，职业军人实现了崛起。正是由于此类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缘故，军事精英阶层—其成员可能既不是获得政治任命，也不负有政治责任—被吸收参与制定高层的政治决策。

一旦他们进入政坛，无论是自愿地、不自愿地，抑或不知不觉地，他们都当然受到批评。他们成为政治上有争议的人。像任何其他政治活动家一样，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哪怕是在军方没有明确地参与政治的情况下，他们也受到政治上的攻击。在老百姓不信任的美国背景下，军方一直都是一个方便的政治上的出气筒。但是，现在情况不止如此。1953年，正如汉森·鲍德温所说的那样，麦卡锡参议员“试图接管陆军指挥权，对长期忠于职守的军官们大发雷霆，因为他们……服从了自己正统的上司的命令”。就这样，他在师出无名的情况下踏进指挥系统。军界领袖认识到，此类攻击实质上破坏了公众的尊重，以及政府部门的内部士气，因而他担心军队内部也会空心化。此外，因为他掌握着影响经济事务的权力，在政府预算中占有多数份额，所以他很容易受到既依赖他又对他不满的新的文职行政部门领导的攻击，也容易受到蛊惑民心的政客们的非难，他们随时准备利用他的“失误”，或者给他栽赃。

就像政治干涉军队一样，军队也介入政治。一方面由于文官玩忽职守，另一方面由于老百姓对军事决策的批评，军方一直就被政治化。

军方并非总是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对自己的“军事专家”面具笃信不疑，并且习惯于发号施令，因而常常以一种相当死板的方式对批评做出反应。在军方的行动手册里，没有任何有关与一位参议员做斗争的任何标准行动程序。看来只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种方式是在战争期间，绝对的战场指挥和无条件服从命令，因而不存在政治上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以军人的风度采取行动或撤退，维护自己的尊严。另一种方式就是政治性的，采取传统的方式，与政治人物建立联盟。由于政治人物在行政机构中的地位，所以也许还可以采取某些新的方式。因为只要军人继续从戎，他们就无法在政党意义上明确和公开地充分实现政治化，尽管一些人已经这样做。但总体而言，他们必定会谨慎而秘密地行事—简而言之，他们对于从政将会持开放态度，他们将与其他军人、大公司高管和政治领导机构以及国会成员一起，组建或者加入在高层支持军方的集团。

还必须记住的是，由于职业军人所受到的训练及其经验，所以他们对军方所认定的世界现实笃信不疑，因此，鉴于新的和大规模的暴力手段，以及文官在外交上的令人不安的不作为，所以他们的确对于自己的国家感到担心。抱有最坚定信念、并且自认为有能力的人们将会感到失望，因而龟缩起来，仅仅承担严格的不过问政治的暴力实施者的角色。此外，许多人身居高位，并且已经深深地卷入政治，因而无法以军人的风度安然退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识军界领袖在政坛上的行为方式，以及在美国权力精英阶层内部，军人现在已经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虽然据说，军人仅仅是政治家的工具而已，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地需要做出政治上的决策。当然，把这种政治决策当作“军事需要”来对待就是把文官的职责，即使不是其决策权拱手让给军界精英。但是，如果接受文职精英阶层现在死抱着不放的军方观点，那么按照其定义，战争就是我们时代的唯一必然结果。

由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强国，所以军事机构已经扩大，其高级成员已经直接进入外交界和政界。例如，马克·克拉克将军与任何其他美国军界领袖相比，大概都拥有更多的现役期间的政治经验。他“对其所说的‘密友体制’—政治家与军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笃信不疑”。他曾说：“过去，许多美国高级将领都倾向于如此评论政治：‘管它呢，咱们以后再谈政治。’但是，现在大家再也无法这样做了。”

1942年，克拉克将军在北非地区与法国海军元帅达尔朗和法国陆军上将吉罗打交道，然后统帅了驻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而后任奥地利占领军司令，于1952年成为新的主权国家日本的美军司令，领导了美军远东司令部，并任驻韩国的联合国军司令。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担任总统的驻中国私人代表之后成为国务卿（1947年-1949年），后任国防部长（1950年-1951年）。副海军上将艾伦·柯克于40年代末担任驻比利时大使，后任驻俄罗斯大使。1947年，负责被占领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约翰·希尔德林少将。他“直接与掌管对德国、奥地利、日本和韩国政策实施工作的军事指挥官打交道。”弗兰克·海因斯准将是驻巴拿马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上将为驻俄罗斯大使。史密斯上将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1950年-1953年），后任副国务卿（1953年-1954年）。担任驻德国占领军司令的是卢修斯·克莱上将，担任驻日本司令的是麦克阿瑟上将。J·劳顿·柯林斯上将绝非外交家，而是前陆军参谋长，于1954年前往陷入麻烦的印度支那，“以便在这个地区恢复一定的秩序。”他说，该地区“对东南亚和自由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很大重要性。”

此外，不仅在退役之后，而且在服役期间，高级军官都参与了政策辩论。作为对军人在文职政府决策中不应有的影响最能言善辩的否认者之一，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参加了国会各个委员会会议，并且出现在广大公众面前，支持涉及严格军事意义的政策，而且涉及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政策。例如，马歇尔将军针对瓦格纳-塔夫脱决议提出论点，赞成增加对巴勒斯坦的移民及其进一步的发展，使之成为犹太人的家园。与布雷德利、范登堡和柯林斯等将军，以及谢尔曼将军一道，马歇尔将军也在各个国会委员会面前为杜鲁门行政当局辩护，驳斥共和党对其远东政策的攻击，以及把麦克阿瑟将军从其远东指挥职位上驱逐。

布雷德利将军发表了多次演讲。对于这些演讲，塔夫脱参议员和汉森·鲍德温等人积极地解释为与1952年总统选举的政治议题相关。汉森·鲍德温写道：“这一讲话促使布雷德利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进入本来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政治选举程序。”塔夫脱参议员指责参谋长联席会议受行政当局控制，沦为其政策的应声虫，而不是仅仅提供专家建议。他自己则得到阿尔伯特·魏德迈耶将军以及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另外一位将军邦纳·费勒斯则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1952年的选举中，麦克阿瑟将军直接违反了美国军规600-10条，在公开演讲中攻击正式当选的政府的政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并明确表示，他正在考虑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另一位尚未退役的将军艾森豪威尔获得支持，成功地得到了这一角色。这两位将军以及可以认为是他们的政治政策，得到了其他军人的支持。这一问题毫无疑问：现在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将领。正如我们现在所熟知，也有一些军官支持和反对个别参议员，如麦卡锡，并在自己的军事立场方面倾向于一方或者另一方，以阐明或者隐藏自己的观点。

1954年，引人瞩目的一系列高级将领，为首的是退役中将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以及担任参谋长的退役海军少将约翰·克罗姆林签名，以图征集一千万人签名支持麦卡锡的一项请愿。这是在这样一个军方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旧式军人麦克阿瑟说话已经不管用：“我们军方将始终完成要求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这个国家要想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信任军人，一旦我们的政治家未能维护和平的话。”（1953年）“我发现存在着一种新的和迄今为止未知的与危险的观念，就是认为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成员首先应该效忠于政府行政机构中暂时行使权力的人们，而不是他们宣誓要捍卫的国家及其宪法。若论危险的说法则非此莫属。”（1951年）

但是，与有关政治角色、私人建议或者公开讲话的自负相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更复杂类型的军事影响：高级军官获得了政治与经济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的支持，以及广大公众的认可，而这些问题已远远超出历来被视为军方的适当干涉领域的范围。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会对军方的一贯敌视已被改造成某种“友好和信任情况下的”奉承。若论受到参议员们敬重，则非高级军官莫属，当然除了J·埃德加·胡佛之外。我们在一份政府官方报告中读到：“无论是在已做过的及其拒绝做的事情当中，战时国会都一贯地，几乎毫无疑问地与参谋长的建议和请求合作。而在联盟战略中，虽然总统和总理‘做出决策’，但其决策也是得到军方赞成的，这些选择是在军方所组织和提交的选择方案当中做出的。”

根据宪法，国会应该负责支持和治理国家的武装力量。在和平时期，就是二战以前，国会中的职业政客的确与军方争论军事生活的细节问题，并为其做出决策，辩论战略，甚至决定战术。二战期间，国会议员就曼哈顿计划等项目进行“表决”，却丝毫不了解其在军事预算中的存在。当时，有谣传说，杜鲁门参议员猜测有某种事件正在发生时，而作战部长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他放弃所有的调查。战后时期，简单的事实是，国会一直没有机会获得有关军事问题的真实信息，更遑论对其加以评估的能力与时间了。在其作为专家的“可靠地位”和“权威”背后，军界高层在具有基本政治和经济重要性的决策方面的政治作用已经大大地扩充。其之所以得到相同或更大程度的扩充，是因为文官在政治上的玩忽职守—这种情况也许是必然的，鉴于国会的组织与人事状况—而不是由于军方的任何篡权。

若论受到军界领袖及其军事观点影响的决策领域，则非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莫属。在这些领域中，军方的崛起与另外一些力量相巧合。这些力量促使文官外交作为一种技艺，以及文职外交服务作为一个人才组织的衰落。军方的崛起和外交的衰落发生时，恰逢国际问题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处于最重要的国家决策的核心，并且日益与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相关。由于精英阶层接受军方有关世界现实的定义，所以按照我们对职业外交官的了解或者我们可能对其的想象，职业外交官简言之已经丧失了在高层的任何有效的发言权。

战争曾一度被视为军人的事情，而国际关系被看作外交官的关切。但是现在，鉴于战争看来已经成为全面和长期的，所以君主们的自由游戏已经变成民众之间被迫的自相残杀，而国家之间的外交信誉已经崩溃。和平不再被当回事；只有战争才是重要的。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敌对意识也变成机械的、团体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发泄。一旦几乎所有旨在求得和平协议的谈判都有可能被看作是“绥靖”，即使不是叛国的话，则外交官的积极作用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外交活动沦为战争的前奏，或者战争之间的插曲。在这种背景下，外交官为军界领袖所取代。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外交官的三种事实与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认识相关：职业外交部门的相对弱势；其由于“调查”和“安全”措施而进一步弱化；以及负责这件事和军方观点的人们的崛起。

1．只有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意图的细微差别混在一起的背景下，“外交”—其既是一项政治职能，也是一项社会艺术—才能得到履行。这种艺术看来需要通常由得到上层阶级的教育和生活作风的人们通常获得的社交礼仪。而职业外交家其实是代表了富裕阶级。

但到1930年，在外交部门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带来大使级别职位。在1893年到1930年担任美国大使的86人当中，只有大约1/4在任职以前曾经在外交部门担任职务。哈特曼曾指出：“英国大使标志着外交部门中确定无疑的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而美国大使职位却仅仅是一位商人、政治家或者律师晚年的插曲。”

在民主党职位的长期任职期间，形成了建立在上层社会人才招募基础上的、类似于一支职业人才队伍的某种东西。在1942年的32位大使和高级部长当中，将近一半都是私立预备学校毕业生。到这些学校学习的经常是大都会400家族以及外交机构中的118位高级官员子女，其中51位外交高级官员是哈佛、普林斯顿或者耶鲁等大学毕业生。

1953年共和党人上台时，有1305位外交官员（而政府工作人员总数为19405人）。这些官员供职于72个外交使团和198个美国领事馆。72个美国使团负责人当中有40位曾经是职业外交官，“其担任具体职位的任命可能是总统做出的，但其在外交机构中的任期却没有受到行政管理领导更迭的影响。”职业人员可以考虑的有两个替代选择—他们或者可以退休，或者可以辞去职务，从而有机会担任新的行政当局治下的其他职务。

到这时，最终晋升为大使的外交机构职业生涯看来已经有了比较根深蒂固的基础，因为最高级别的25位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大使当中，有19位是职业人员。但也可以说，到1953年，对著名企业家、律师或者政治家来说，被任命为驻几乎所有这些职业人员都任职的一般小国的大使已经不再是一种“荣誉”。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政府执政的晚期开始任命不成功的政治家和政治上的帮手担任到那时为止一直专门由职业人员任职的小国的职位。就这样，在马德里，竞选康涅狄格州州长失败的约翰·洛奇取代了资深外交官詹姆斯·邓恩。在利比亚，滑雪专家兼“支持艾森豪威尔公民”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人约翰·塔平替代了职业外交官亨利·维拉德。在人们所觊觎的外交职位中，代表美国的则是百万富翁银行家、最富裕的阶层的成员、亲属与顾问、大公司高级律师、女继承人的丈夫。

2．甚至在行政权力更迭之前，职业人员队伍的士气和能力就已经由于调查和免去一些人员的职位而被严重削弱。当时，麦卡锡参议员的同事斯科特·麦克劳德离开联邦调查局担任了国务院的安全和人事两个机构负责人。麦克劳德先生“认为‘安全’是外交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他说，在审查所有其他资历之后，他扪心自问：“我是否喜欢让他与我一起，在一场枪战中躲在一棵树后？如果你沿着这种思路思考，你就会得到很高的标准。我也正是喜欢在这些调查中采取这种思维方式。”有许多人“不适合于”与警察麦克劳德一起“躲在树后”。在仍然保住职位的许多外交机构官员当中，“一种印象变得更为强烈，其就是就任何外国局势向华盛顿报告真相都是不安全的，因为真相与华盛顿人士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合拍。”

1954年秋，在人们接连不断地由于“忠诚”的缘故而被解职之后，任职已有23年历史的职业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被解职，不是由于忠诚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缺乏判断力、悉心的斟酌与可靠性”。他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十年前的意见与现任行政当局的政策不合拍。职业人士在此事问题上的评论表达了他们的心态。国务院政策规划局的一位新成员写道：“人们希望，美国公众最终会认识到，‘安全’一词已经成为一种委婉的说法。这包括最近5年来政界的一种原始动机，即消除政府公务员队伍中的知识与道德上的差异，而是使政府充斥着政治上的顺从者。”例如，在经过改组的外交机构领导下，学校的录取教育标准明显地越来越低。没有思想的平庸的人们已经成为理想人才。资深外交官和外交事务的杰出学者乔治·凯南曾经劝告普林斯顿大学一个班的学生不要选择外交机构作为职业。换言之：“这里的士气已经被严重破坏，因而其最杰出的人才逃离该部门，并且劝告别人也要逃离。”

3．当然，使馆的武官们现在已经驻外多年，据说他们在那里不仅成为大使们与情报机构的联络员，而且担任其助手。但是，“其中许多人在战后年代中一直毫不掩饰地蔑视外交机构和国务院，几乎使自己的工作与自己应当效力的大使们相分离。”

然而，问题远远超出这种比较低级别的紧张关系的范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军人不仅已经成为特使，而且成为大使。在许多重大国际决策中，职业外交官被忽略，问题由军界高层和政客所组成的集团决定。在美国和西班牙1953年9月签订的防务协议中，就像在1945年和1946年处理日本人所夺取的西太平洋岛屿方面一样，军方是在没有外交官的建议，或者不顾其建议的情况下制定具有外交重要性的政策。日本和平条约不是由外交官，而是由将军们所安排的。尚未与德国达成一项和平条约，各国军队之间仅仅有联盟和协议。在板门店，朝鲜战争的结束不是通过一位外交官，而是由一位穿着开领衣服和不系领带的将军通过“谈判”达成的。伦敦《经济学家》周刊写道：“美国军人所成功地灌输的思想是，这些事情纯粹是军队的事情，牵扯到他们的问题文官不能很好地评估。而英国的理论和经验则驳斥了这两种说法……”

因此，海军上将雷德福曾经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必须摧毁红色中国，即使这需要进行一场五十年战争。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主张动用500架飞机在奠边府失陷之前对越盟部队投放战术原子弹。如果中国公开插手，我们被非正式地告知，就要给予北京原子待遇。他对这种政治局势的定义是军事性的，因而他以像其文职上司国防部长和国务卿一样响亮的声音进行辩论。1954年8月，马克·克拉克将军公开表示，应当把苏联赶出联合国，并与其断绝外交关系。时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同意其密友的意见，但总统的话并没有阻止詹姆斯·范弗利特将军公开表示认同克拉克将军的观点。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重要决策问题上以及决策圈子内，联合国经常被忽略。联合国并没有组织日内瓦会议。联合国没有研究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行动。在最重要的东西方冲突方面联合国的被忽略，及其总体而言的在政治上的弱化，是战后时期外交工作衰败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军方在人事和观点方面地位的崛起。

在美国，外交工作从未作为训练有素的和有才干的职业人员的一项高深的技艺得到培养。操此业的人们一直未能企望获得现有的最高外交职位，因为这些职位基本上一直根据政界和商界的决定所授予。美国所拥有的职业外交人员队伍，连同今后扩充这支队伍的可能性，由于最近的调查和解职而遭到破坏。目前，军方不断地进入外交工作的各个高级委员会。

当然，军事机构长期以来一直与经济相关。工程兵部队历来就是西点军校的佼佼者。在和平时期，他们一直控制着河流和港口建设。地方上的利益集团以及国会也希望有分肥的可能性，不顾工程兵反对，垦拓局制定了有关在河谷地带进行多用途开发的计划。在其“无法打败的游说集团”的讨论中，阿瑟·马斯告诉我们：“实际上，直到1929年，工程兵部队一直占政府的一般性总开支的12％。”

但现在，军事机构的经济重要性却处于一个质的不同规模之上。国家预算有所增加，而在其范围内，军队的开支所占百分比也增加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百分比就从未低于大约30％，平均占全部政府预算的50％以上。事实上，1955年宣布的预算的每三美元当中，就有两美元留作军事安全之用。而随着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增加，军方在政府中的作用也增加了。

我们要始终牢记，军方的崛起是刚刚发生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只是暂时进入了经济和政治的高层圈子，以应对“紧急情况”。直到二战，他们才以决定性方式介入。鉴于现代战争的性质，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无论他们是否想要如此，就像他们不得不邀请经济实力人物进入军队一样。因为除非军人列席公司决策会议，否则他们就吃不准自己的方案是否会得到实施；除非大公司老总们了解战争计划的一些情况，否则他们也无法规划军工生产。因此，将军们为公司总裁们提供建议，而公司总裁也为将军们进言。莱文·坎贝尔中将说过：“我1942年6月1日成为军械处长后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建立一个个人咨询工作班子，其中包括四位杰出的工商业领袖。他们对批量生产的各个阶段了如指掌。”

二战期间，企业经济与军事官僚机构之间的合并获得了当今举足轻重的地位。“后勤供应”的规模之大，必然使之获得了经济上的决定性地位：《财富》杂志1942年评论说，后勤供应“也许……可以比作大型控股公司。事实上，由于负责大约320亿美元开支，即今年美国全部战争开支的42％，这让美国钢铁公司看起来像是一家不讲信用的商行，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如同一家乡村酒店的总机，使得杰西·琼斯的RFC或者任何其他政府机构显得像一个小城镇的小摆设。事实上，在华盛顿全城，几乎没有一扇门—从哈里·霍普金斯的弹药分配局一直往下数—是萨默维尔将军或其副手还没有进入以乞求、借钱或偷窃的。”战争经济学的组织工作本身就促使经济和军事首领之间的利益不谋而合，在政治上如胶似漆：“军械处长有一个咨询工作班子，由约翰斯-曼维尔公司的伯纳德·巴鲁克、克莱斯勒公司的刘易斯·布朗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本杰明·费尔利斯组成。军械合同由四个主要机构授予……每个机构的负责人……都得到一个咨询工业集团协助，后者由该机构主管的武器的主要生产商代表组成。”

当然，军事机构和大公司正式地归文职政治家管控。作为美国最大的法人团体的管理者，“军方拥有一个董事会……成员包括总统、各军种部长、国会各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但是，董事会的成员，即国会议员，除了表达对管理层的普遍信心或者缺乏信心之外，实际上爱莫能助。就连最有影响的董事、总统和国防部长，通常与管理层的争论也只能像外行与专业人员争论一样—这种关系与工业界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

大公司与军方的团结，在其关于“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的时间选择与规则的共识中最引人瞩目地显现出来。军队可能失去权力；公司将不再按照自己持有的主要合同生产；而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如果不认真加以对待，极有可能打乱军工生产开始之前普遍存在的垄断格局。将军们和薪水低微的高管们竭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二战结束后，军事需求继续深刻影响企业经济，并决定着其发展速度。因此无怪乎，最近十年，许多军事将领不但没有退役，反而成为董事会成员。

很难回避这样的推断，即军界领袖在用自己的名望换取财富过程中，被公司高管发现比较有用，因为他们在军界的人脉及其对军规和军队中的办事方式的了解，而不是因为他们对金融和工业本身的了解。鉴于军方与私营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所以我们很容易了解，为什么商界新闻记者公开阐明：“麦克纳尼比谁都了解康维尔公司的最好顾客五角大楼—他的朋友、康维尔公司董事长弗洛伊德·奥德勒姆熟知这一事实。”“在商界，消息已经传出：给自己找个将军。政府什么部门花钱最多？军队。与协助公司取得政府合同以赚取5％佣金的五厘掮客相比，谁更是官样文章的专家？陆军上将或海军上将。那么，就让他做董事会主席。”

然而，军界与企业界之间日益增加的人员往来，作为有关美国社会结构现实的一条线索，要比处理军需合同的快捷方式更为重要。在高层的这种转变，以及其所依赖的日益增多的军事预算背后，有现代美国资本主义迈向永久的战争经济的重大结构性转变。

在一代人时间内，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发达社会，同时也是主要军事国家之一。当然，年轻一代军人是在经济军事联盟的氛围中成长，但不仅如此，他们还正在受到密集而明确的教育，要他们继承这一事业。与经济和战争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相关联的“武装力量工业集团处”处于军事教育体系的最高层。

对19世纪的乐观自由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一切看来都是十分吊诡的事实。当时的大多数自由主义代表都以为，工业主义的增长很快就会使穷兵黩武在现代事务中降低到十分次要的角色。在工业社会温婉可亲的标准下，军事国家的英雄主义的暴力活动肯定会消失。工业主义的兴起和19世纪漫长的和平时期，不正是很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吗？但是，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经典自由主义预期已经被证明大错特错。20世纪的主要潮流已经揭示出，随着经济集中化和纳入巨大的等级结构之中，军队规模扩大，变得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左右整个经济结构。此外，经济界和军界在结构上深入地相互关联，因为经济已经成为一个看似永久的战争经济；军人和其政策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企业经济之中。

阿瑟·克罗克在1953年4月报道说：“与朝鲜半岛无限期的战争相比，官员们更为担心的是和平……这种和平憧憬可能会诱使自由世界放松警惕，破坏在西欧建立集体安全的缓慢而代价高昂的进程，而与此同时，苏联人则保持和加强其军事实力。这种憧憬足以使当权者举棋不定。在克里姆林宫突然做出和解性表示之后发生的股票市场抛售支持了一种看法，就是美国迅速的经济繁荣与战争经济相关，表明了国内可能会出现的严重经济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旦在经济之中就位，就日益成为军事秩序的组成部分。而军事秩序现在是科研的唯一最大的支持者与指导者。科研实际上就所花费的资金而言，相当于美国所有其他研究的总和。二战以来，纯科研总的发展方向一直由军事上的考虑来决定，其主要资金来源是军费，从事基础科研的人们很少不是在军事指导下工作。

美国从来都不是基础研究方面的领先国家，它是从欧洲输入基础研究成果的。二战前夕，大约4000万美元—主要来自工业界—用于基础科研，但2.27亿美元却用于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和工程设计”。二战爆发后，从事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很忙，但却不是从事基础研究。到原子计划列为政府项目时，这项计划基本上是一个工程设计问题。但是，这种技术开发表明，世界各国即将不仅进入一场军备竞赛，而且进入一场科技竞赛。由于缺乏有关科学的任何政策，所以军队，首先是海军，然后还有陆军，开始进入科学指导与支援的领域，这种指导和支援既涉及纯科学，也涉及应用科学。军方的这种侵蚀受到大公司负责人的邀请或者允许，因为他们宁愿由军方，也不是由文官掌控政府的科研工作，因为他们担心文官在专利等事情上所持有的“意识形态”观点。

到1954年，政府在研究方面的开支为20亿美元左右（是二战前开支的20倍）；而其中85％用于“国家安全”。在私营工业和规模较大的大学中，支持纯科学的主要是军方。事实上，一些大学是军事机构的拨款分支，从军方获得的资金相当于所有其他来源资金的总和。战争期间，四个主要学府获得了总金额超过2亿美元的研究合同，还不包括原子研究，因为这方面缺乏确切的数字。

科研军事化的总趋势一直延续到和平年代。正如国家科学基金会所阐明，这一事实造成了对“基础科学”的相对忽视。在1955年的20亿美元科学预算当中，只有1.2亿美元（6％）用于基础研究，但正如我们所说过的，85％用于开发军用技术。

军方在科学领域中的崛起由于军方的“风险制度”所带来的陷入麻烦的气氛而更为明显地显示出来。到1954年10月，这种情况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因而二战期间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博士感到有必要说明，科学家“士气低落”。他说：“虽然不会发生任何罢工……但今天的科学家感到气馁和心灰意冷，感到自己遭到排挤，而情况的确如此。”在遭到不信任的情况下，就连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公开宣称：“假如我重新成为年轻人，不得不决定如何谋生，我就不会想方设法成为科学家、学者或者教师，而是会选择当水管工或者小贩，以期获得在目前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得的有限程度的独立性。”

虽然美国也许有60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但其中只有大约12.5人活跃在研究领域，其中也许有7.5万人为工业界从事研究，以谋求开发新的商业产品，还有4万人从事开发性工程设计。在所有学科中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只有1万人。知情人士认为，从事最高层次创造的人数只有一两千。

正是这些高层圈子深深卷入了军事决策方面的政治斗争以及政治生活的军事化。15年来，他们已经转向了军事理论研究的真空。在这个真空中，战略与政策几乎融为一体。它之所以是一个真空，是因为正如西奥多·怀特所指出的，美国的军界领袖历来对此漠不关心，较多地参与解决技术问题，而不是理论研究。因此，作为军方崛起的一部分，军界领袖现在感到需要研究理论、科研的军事化，并解决科学家在服务于军界领袖方面目前的“士气低落”问题。

在教育机构中，追求知识一直与培训人才相联系，以使之能够发挥现代社会所有领域中的特殊作用。除了军队自己办的学校之外，军方还利用了并且越来越多地利用私立和公立教育机构的教育设施。截至1953年，372所高校的男生当中有将近40％参加了陆海空三军的军官培训计划学习。相关的文理学院把自己大约16％的教学计划专门用于完成军事教学。就全国总体而言，每5个学生当中就有一人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队。这是正式进入和平时期的一年学习期间的一个空前比例。

二战期间，军队已经开始利用高校进行专门人才的培训，并用于在速成课程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专业训练以及重大研究项目一直延续到战后。

今天，很多高校都渴望在自己的校园内设立军事训练课程以及研究计划。这会给学校既带来声誉，也带来实惠。此外，一些军人虽然没有任何具体的学历，但却逐步成为高校管理者，并担任其他教育职责。这种情况令人印象深刻。当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当总统的努力过程中，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及国家教育协会政策委员会委员。哪怕是不经意的调查，也会发现十几位担任教育界职位的军人。

学校和军方之间的关系一直严重紧张。在武装力量学院—供军人学习的一所函授学院—的情况中，与大学签订的合同当中的一项条款授予军方对大学人员的直接权力，以防万一这些人事安排得不到政府的批准：截至1953年8月，28所大学已经签约，14所拒绝签约，5所即将签约。但总体而言，教育家对军方的认可已经在没有这种误解的情况下实现。这一过程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完成的，因为许多学校需要财政援助。文官控制下的联邦政府没有提供这种援助，但军方却这样做了。

军方的崛起不仅在高层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教育圈子内是明显的，而且军界领袖，以及追随他们的吹鼓手和代言人，也正在试图在广大民众当中使自己的观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二战期间，军界领袖的支持者作为支持穷兵黩武政策的代言人公开露面。例如，战争期间弗兰克·诺克斯、查尔斯·威尔逊和詹姆斯·福莱斯托的讲话充斥着重要的当权者所持有的有关未来的军事憧憬。这种憧憬现在也绝非已经消失。事实上，二战以来，在军界领袖授意下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和深入的公关计划。他们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雇用了数以千计的熟练的公关人员，既有军队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来向公众和国会兜售他们的想法和他们自己。

这项大规模工作的内容显示出其根本目的：按照军方的方式界定国际关系的现实，以对文官具有吸引力的方式来描绘军队，并从而强调扩建军事设施的必要性。其目的在于确立军事机构的声望，形成人们对军人的尊重，因而使公众准备接受军方所赞成的政策，使国会准备并愿意为落实这些政策买单。当然，另外一个意图就是使公众准备应对战争的到来。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华盛顿的军界领袖准备了进行沟通和公关活动的广泛手段。每天，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他们都向新闻界和五角大楼新闻办公室的三四十位新闻记者发布消息和报道。他们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准备了稿件，制作了录音，并且拍摄了照片；他们在美国东部设有最大的电影厂，是1942年从派拉蒙公司收购的。他们随时准备为杂志编辑提供现成的文章。他们为军人安排演讲活动并提供讲稿。他们建立与重要的全国性组织之间的联络，为其领导人以及商界、教育界、宗教界和娱乐界高管和主要负责人安排迎新情况介绍会和实地考察。他们已经在大约600个社区安排了“咨询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为其传递信息打开方便之门，并就不利的反应向其提供建议。

新闻和无线电广播中出现的与军队相关的一切都得到总结和分析。新闻机构所发布的一切，包括有关退役将领的报道，都受到审查。

这项计划的费用因年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据对此感兴趣的参议员估计，其数额为500万到1200万美元。然而，这种估计意义不大，因为军方的立场是，在一年内，他们就能够欣赏他们合作制作的大约价值3000万美元的影片；获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电视免费广播时间，按照《综艺》杂志估计，还获得广播电台大约600万美元的免费广播时间。

此外，1951年哈里·伯德参议员对从事宣传、广告和公关的2235名军人和787名文官的估计准确地揭示了这项计划的规模。因为在部分时间内把许多军人用于公关目的并不困难。当然，高级将领们也有自己的公关人员。1948年，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就包括了负责宣传的135名军人和40名文官。担任参谋长期间，艾森豪威尔拥有44名军官和113名文官。将领们自己也不断学习宣传方式。即将退役的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上将在一个空军基地对毕业生说：“地球上最了不起的兄弟情谊就是空军将士……你们不仅是战斗机驾驶员……更要承担起了解和宣传空中力量作用的更为广泛的责任……不愿面对真相的人……必须被不断地、抱着热情和合乎逻辑地告知，空中力量将会拯救世界，使之免于毁灭……”

这是军方的宣传人员所面临的一个微妙问题。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完全有利于他们的成功：在整个多元主义的美国，在动用时间、金钱和人力就相关问题提出一种观点方面，没有任何利益集团，没有任何可能的利益结合，哪怕是与军方接近，从而可能与军界领袖及其所雇用的人员日常提出的观点进行有效竞争。

这意味着，关于军事政策或具有军事意义的政策，没有任何自由和广泛的辩论。但是当然，这与职业军人要求进行指挥与服从命令的训练及其精神素养是相吻合的。这种素养当然不是一个对决策付之投票的辩论社团所具备的。这也符合大众社会的一种倾向，就是用操纵代替通过明确辩论产生的权威，并符合全面战争的事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和平民之间的区别被抹杀。现在，军方对民间舆论的操纵和军队入侵平民的思想领域，是军界领袖不断发挥威力的重要途径。

军方宣传的程度，以及反对这种宣传的力量的缺位，也意味着其所宣扬的不只是某个建议或观点。在没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情况下，可以采用宣传战的最高形式：宣传一种现实的定义，在其中，只有某些有限的观点是可能的。得到落实和加强的是军方的观点—这种思维方式认定，国际现实基本上属于军事性质。军方崛起的宣传员们不必真正加以努力，才能把这一观念灌输给重要人物：他们已经接受这一观念。

与军人的存在形成对照，“穷兵黩武”仅仅被视为组织和动用暴力手段方面的专家体制，一直被界定为“手段主导目的的一种情况”，以提高军队的声望并加强其实力。当然，这是从文官角度考虑的一项概念。文官认为，军队是其严格意义上的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作为一项定义，这表明了军人的一种倾向，即不是仅仅作为手段而是谋求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把其他制度领域转变成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没有工业经济体，现代军队，比如美国的，就无法存在。这种军队是机器所构成的大军。职业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军事机构寄生在生产资料上面。然而现在，这种机构已经开始深刻影响美国经济生活的很大部分。宗教几乎总是为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军队提供赐福，并且从军官们当中招募牧师。而身穿军装的牧师则为战争中的将士们提供建议和慰藉，鼓舞士气。按照宪法定义，军队从属于政治权威，一般被认为是文职政治家的顾问以及仆从。但是，军界领袖正在进入这些圈子。而且按照其对现实的定义，他们正在影响这些圈子中的决策。这个集团为陆军和海军提供自己所拥有的最出色的将才和士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教育和科学也正在成为实现军队所寻求实现的目标的手段。

军队谋求获得地位本身丝毫也没有威胁到军队的主导地位。事实上，这种地位完善地嵌入到常备军队之中，因而是军人放弃在政治权力方面的冒险的一种补偿。只要这种谋求地位的努力局限于军队的等级体制自身范围内，它就是军队纪律的一种重要特征，毫无疑问也是从中所获得的奖赏的一个主要来源。今天，它成了一种威胁，并且是一个迹象，表明军方精英阶层日益增长的权力，因为这种要求是在军队等级体制之外提出，并且往往成为军事政策的基础。

认识地位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军方无法在文官当中成功地要求获得地位，如果他们不拥有，或者被认为不拥有权力的话。而权力及其形象始终都是相对的：一个人的权力是另一个人的弱点。使美国军方地位削弱的权力一直是金钱和金融家的权力，也是文职政治家相对于军事机构的权力。

因此，美国“穷兵黩武”的体制涉及军人的一种努力，即增强自己的权力，并从而提高自己与商人和政治家相比的地位。为了获得这种权力，他们必须不被认为仅仅是政治家和金融家可以利用的一种手段。他们必须不被视为经济体的寄生虫，不被认为受到在军界常常被称为“肮脏的政客”的人们监管。相反，他们的目的必须与国家的荣誉及目的相一致。经济必须成为他们的仆人。政治必须成为一种工具，他们可以将其用来以国家、集团和上帝的名义在现代战争中管理国家。伍德罗·威尔逊1917年被问道：“投入战争意味着什么？”他回答道：“这意味着试图以战争的标准重建和平时期的文明，战争结束时将会没有任何旁观者拥有剩下的充足和平标准可以加以实施。而只会有战争标准……”美国的穷兵黩武体制在得到充分发展的形式下意味着军方观点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的胜利，以及因而所有其他生活方式都从属于军方。

毫无疑问的是，十年来，华盛顿的军界领袖们与其在政治领导机构和企业精英阶层中的朋友一起，绝对地显露出穷兵黩武的倾向。那么在美国高层圈子内，是否有“一个军事集团”？就这种看法进行辩论的人们—正如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和陆军上将奥马尔·布莱德利最近所做的那样—所争论的通常仅仅是职业军人影响力的增加。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论点就其对精英阶层结构的影响而言，并非十分明确，通常也不具有共同的目的。因为在得到充分理解的情况下，有关一个军事集团的概念不仅涉及军方的崛起，而且涉及经济和政治，以及军队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巧合及其目标的协调一致。

我们对“现在是否有一个军事集团？”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有一个军事集团，但更为确切地讲，它是权力精英集团，因为它由经济界、政界和军方组成。这些人的利益日益彼此一致。要了解军方在这一权力精英阶层中的作用，我们必须了解公司高管和政治家在其中的作用。我们还必须对美国政治领域中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有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