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制人秦崛起

后发制人秦崛起

在战国初期各国纷纷变法图强的浪潮之下，独处西北地区的秦国却仍然恪守着旧有制度，似乎成了被大家遗忘的角落。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国家一样，秦国也是周王室老牌的诸侯国。只不过秦国的祖先为来自东方的嬴姓部族，跟姬姓的周王室没有血缘关系。在夏朝、商朝两代，嬴姓部族非常强盛。然而到了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嬴姓部族的首领恶来因为效忠商纣王而被杀。周朝建立以后，原本与之敌对的嬴姓部族自然也就不受优待，逐渐衰落。

直到西周中期，嬴姓部族的造父因为善于驾驭马车，为周穆王（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2年在位）所任用，还曾经为周王室平乱立下大功，周穆王因此封造父于赵城（今山西洪洞附近），这一支部族从此成为赵氏，也就是后来的战国时期赵国的直系祖先。造父的飞黄腾达也带动了其旁系的家族。周孝王（公元前891年－公元前886年在位）时期，造父的侄孙非子被安置于今天陕西境内的汧水、渭水之间管理马匹，由于忠于职守，周孝王封非子于秦，作为周朝的附庸，号曰秦嬴，就是后来秦国的直系祖先。

然而嬴秦部族的转机发生在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的时候。当时秦襄公（公元前777年－公元前766年在位）率领部队与其他诸侯的联军共同赶走了进犯的犬戎，并保护周平王东迁洛邑。于是周平王封秦为诸侯，将原先西周所直接统治的今天陕西一带的土地通通划归秦国统治，这标志着秦国正式建国。春秋初期，秦国一直平稳发展。至秦穆公的时候，秦国逐渐吞灭了西部的各个部族，开拓了大片领土，确立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霸权地位，这一时期也是秦国在春秋时期的鼎盛时期。

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客观因素，秦国进军中原的道路始终被强大的晋国所控制，秦国多次想打通这条通道，但是都没有成功，只能局限在西北地区。而秦国由于在与西北地区各个游牧民族拼杀中逐渐发展壮大，所以受少数民族的影响也很深。这一方面使秦国处在一种比较野蛮落后的状态，长期以来被东方各国看作夷狄之邦、虎狼之国，不屑与之交往，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秦国受传统的西周礼法的束缚较少，没有那么多历史负担，旧有的贵族势力也不像东方各国那么强大，这也为后来商鞅变法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时间不知不觉进入了战国时代。秦穆公之后，秦国没有再涌现出拥有雄才伟略的君主，而不断发生的内乱也使秦国元气大伤，强大起来的魏国更是趁机夺取了原属于秦国的河西之地，就像一把匕首直接插到了秦国的胸膛之上。直到秦献公（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62年在位）即位之后，秦国才逐渐稳定下来。秦献公对内废除了用奴隶人殉制度，确立了新的户籍制度，并初步实行县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对外，秦献公力图收复失去的河西之地，率领大军多次进攻强大的魏国，并取得了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之战与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之战的胜利。可是，秦国落后的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www.guayunfan.com)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其子秦孝公（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即位。秦孝公痛感秦国的落后，深深地对东方六国蔑视秦国感到羞耻，决定奋发图强，变法兴国。为了招揽天下人才，秦孝公发布了一道命令，命令中首先回顾了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的光辉岁月，以及后来陷入内乱，导致丧师失地的屈辱历史，又提到秦献公振兴秦国的努力，命令的最后说：“寡人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常感到十分悲痛。无论是外来的士子还是本国的大臣，只要他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能够强大起来。寡人一定给他高官厚禄，并愿意将秦国的土地分给他一部分。”这道饱含深情和浓烈的强国愿望的招贤令，吸引了一个年轻士子的注意，他就是公孙鞅，即后来我们所称的商鞅。

公孙鞅是卫国人，因此也被称为“卫鞅”。由于卫国国君爵位是“公”，而公孙鞅一族又是卫国国君旁系后代子孙的一支，因此就以“公孙”作为自己的姓氏。公孙鞅从小就喜欢研究刑法之类的学说，后来来到魏国，跟着魏国相国公叔座身边担任中庶子，帮助他处理一些简单的政务。说来也巧，这个公叔座就是当年使阴谋诡计逼走吴起的那个人，此人虽然阴险狡猾，但眼光也的确独到，他发现年纪轻轻的公孙鞅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一直想找一个机会举荐他，可是一直没有成功。

终于有一天，公叔座病入膏肓了。临死前，魏惠王来看他，公叔座打起最后一分精神，挣扎着对魏惠王说：“微臣一把年纪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微臣要向大王推荐一个人继承我的相国的位置。这个人就是微臣手下的中庶子公孙鞅，大王别看他年纪轻轻，但是他有经天纬地之才，请大王无论如何也要将魏国的江山社稷托付于他！”魏惠王一听，半天没吱声。就在魏惠王要走的时候，公叔座看他还不回复，一着急就发了狠话：“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的话，就请大王一定要杀了他，千万别让他去别的国家！”魏惠王满口答应着走了。

魏惠王走后，公叔座找来公孙鞅，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他，然后说：“你快逃走吧！我看大王的态度，八成是不会用你。我对大王说那番话，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是为了公事。现在大王走了，我放你走，这算是我对你的个人情谊。”熟料公孙鞅十分镇定地说：“我为什么要走呢？相国大人您想一想，既然大王不愿意用我，那就证明他压根没把您说的话当回事。既然他认定我不是个人才，又何必杀了我呢？”听了这番话，公叔座瞪大了眼睛，不久就咽了气。在这件事情上，公孙鞅的心机和谋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巧此时，他看到了秦国的招贤令，觉得去秦国谋事大有前途，于是就想办法找到秦孝公身边的红人景监，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

公孙鞅知道，想要使得改革措施能够得到彻底地实施，离不开君主的大力支持。但是秦国当时比较闭塞，所以他对秦孝公的真实情况也不了解，不知道他是否会赞同自己的改革主张。于是公孙鞅想了一个办法。第一次接见的时候，秦孝公问他：“公孙先生来到我们秦国，有何强国之策啊？”公孙鞅正襟危坐，说：“在下认为，秦国要想富强，应该重走上古时期黄帝、帝喾、颛顼、尧、舜这五帝的道路，以仁义治理国家，内和百姓，外和诸侯，从而实现天下归心。”接着就大谈特谈所谓的“帝道”之类的不着边际的空话，秦孝公对这套陈腐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回来之后，秦孝公大骂景监说：“你推荐的人是什么玩意儿！书呆子一个，怎么能够振兴我们秦国！”景监也感到奇怪，连忙找到公孙鞅说：“你怎么搞的？我好不容易向君上举荐了你，你这不是让我下不了台吗？”公孙鞅哈哈大笑，说：“我就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来看看君上是否真的能够赞同变法。麻烦你再替我求见一次君上。”于是秦孝公又接见了公孙鞅一次，公孙鞅故伎重施，对秦孝公说：“如果君上不愿意走‘帝道’的话，那就可以走‘王道’。像鲁国的孔夫子说的那样，克己复礼，回复周朝的礼制，坚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以道德治理国家，自然也可以像当年周文王和周武王那样一统天下。”结果秦孝公又很不高兴，大骂了景监一顿，但是公孙鞅知道秦孝公一定会赞同自己的想法，于是就求景监再想办法让自己见秦孝公一次。

结果这一次公孙鞅认真地对秦孝公说：“君上，当今时代，周天子早已衰微，礼崩乐坏，周朝的那一套‘仁义道德’的东西早就已经没用了。秦国要想富强，只有做到以下两点：首先要发展农业生产，其次要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凭这两点才能横行天下。而要实现这两点，就必须彻底改革那套陈腐的旧制度，实行变法。变法是当今的潮流，魏国用李悝变法，很快就由弱变强；楚国用吴起变法却不能善始善终，结果到现在还是大而不强。所以说，秦国早变法早强，不变法就亡啊！”

秦孝公听到这番话，才知道公孙鞅深藏不露，后来连听公孙鞅讲了好几天关于变法的规划以后，就基本上认同了他的主张。但是为了说服守旧的大臣们也能够支持变法，秦孝公召开了一次朝会。在朝会上，公孙鞅说：“做事情就要当机立断，要是瞻前怕后就什么也干不成。有真知灼见的高人的想法往往领先于时代，也很容易为一般人所不解，必然会导引来流言蜚语。所以高人只要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对的，就没必要听下面那些迂腐的意见。如果可以振兴国家，就没必要恪守古制；如果可以有利于人民，就没有必要遵循所谓的礼法那套东西。”

“未必如此吧！”守旧派大臣甘龙站出来说：“圣人进行教化，不忙于更换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聪明人不变法，也能治理好国家。同样的道理，只要按照老百姓的习惯去治理他们，顺其自然，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官员沿用旧有的制度来统治老百姓，老百姓自然也就安居乐业了。”公孙鞅说：“甘龙大人的话，是世俗的观点。只有一般人才会安于旧有的制度，只有书呆子才会完全相信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这两种人，也就只能做到老实本分、恪守古制。除了这些，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甘龙明明知道这是在骂自己迂腐守旧，但是却无话可说，只能退下。

这时候另一位守旧派杜挚发话了：“俗话说‘要是获利不超过一百倍，就没必要变法；功效不超过十倍，就不更换制度’。向古人学习是没错的，遵循礼法也不是坏事。”公孙鞅说：“此言大错特错！古往今来，治理国家的政策从来都是不一样的，只要便利于国家，没有必要一味恪守古制。所以商汤和周武王不因循守旧，结果统一了天下；而夏朝和殷商却因为恪守古制，最终被推翻了。因此反对恪守祖制的人不应该受到非议，而因循守旧的人也没什么可赞许的。”几番论战下来，守旧派大臣们被公孙鞅驳斥得哑口无言。最后秦孝公说：“看来对公孙鞅的想法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了。变法是我们秦国唯一可行的强国之道，寡人宣布：从即日起，公孙鞅就是我们秦国的左庶长（秦国的中级官员），主持变法大计，强我秦国！”就这样，公孙鞅在秦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先秦法家的学说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法”即依法治国，“术”即阴谋权术，“势”即君主高高在上对臣民保持的优势地位。在先秦的法家思想家中，公孙鞅是主张“法”的思想的典型代表。公孙鞅认为，必须使所有人都树立起对“法”的畏惧感，才能使每个人相信政府变法不是朝令夕改，从而坚定对变法强国的信心，从而老老实实办事，为国君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公孙鞅想了一个办法。

有一天，公孙鞅带着几个士兵把一根木头扛到了秦国都城栎阳（今陕西西安东北）的南门，同时宣布：“谁要是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就赏十两黄金！”老百姓一听就乐了，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就给十两黄金，简直是开玩笑嘛！大家都以为是公孙鞅在逗他们开心，想耍他们，于是过了很久都没人去扛。公孙鞅见状，就把赏金增加到五十两。果然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禁不住诱惑，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公孙鞅立刻将五十两黄金赏给了他。不仅这个人傻了，围观的老百姓也都傻了。公孙鞅郑重宣布：“各位父老乡亲！秦国马上就要大兴变法了！本官今天这样做，只是想告诉大家，官府是言而有信的！官府变法的决心是不容改变的！很快就会有一批变法的命令下达，希望各位父老能够遵从新法，强我大秦！”公孙鞅的话引发了老百姓的阵阵欢呼，变法图强也拥有了强大的民众基础。

公元前356年，公孙鞅进行了第一次变法，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几点：

第一，实行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在前面我们讲到的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中，都有打破贵族世卿世禄制度的内容，但是前者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新体系，后者则不够彻底。而公孙鞅则在此基础上，比他们更前进了一步，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功爵制。军功爵位共分为二十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大庶长、关内侯、列侯。为了鼓励军人奋勇杀敌，军功爵制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地一顷，宅九亩，以及一名服劳役的“庶子”。斩获的首级越多，得到的赏赐也就越多。

拥有不同爵位的人，拥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特权。爵位越高的人，可以担任的官职也越高。犯了法之后，拥有爵位的人还可以用爵位来赎自己的罪，减免自己所受的处罚。甚至在死了以后，爵位越高的人，在自己的坟墓上可以种的树也越多。与此同时，公孙鞅规定：凡是没有军功的宗室和贵族，一律不再列入宗室的家谱，也不能享受贵族特权。军功爵制的推行，既激发了士兵们的战斗积极性，增强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还沉重打击了日益腐朽的宗亲贵族势力，从而彻底铲除了世卿世禄制度。

第二，奖励耕织，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为了鼓励生产，打击商人和无业游民，公孙鞅下令：凡是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官府就免除他要服的徭役；凡是从事工商业的和因为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而导致自己家贫困破产的人，官府就要把他全家都没入官府为奴隶。此外，公孙鞅还颁布了打击商人的政策，比如市场上商人贩卖酒和肉的时候向国家交的税，要比成本价格高十倍；提高市场和关卡上的商品税，不许商人私自贩卖粮食；政府要统一管理山川和湖泊，不许商人插手。通过这些举措，商人和无业游民遭到沉重打击，小农经济得到保护与扶植。

第三，实行连坐法，鼓励告发，实行严刑峻法。公孙鞅下令，把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家与家、伍与伍之间要互相监督，一旦发现有人犯法，必须向官府告发，告发“奸人”的与斩敌人的首级一样可以得到爵位的赏赐。相反，不告发者要处以腰斩。如果有一家藏了“奸人”，官府查出来后，藏奸人这一家要按照战场投降敌人的罪过处罚，一个什的其他九家人，也要被牵连受罚。此外，在旅店住宿的客人，必须得有官府发给的凭证。要是旅店敢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这家店的主人与“奸人”同罪。公孙鞅明白“乱世用重典”的道理，在定罪上面也是实行轻罪重罚的原则，比如盗窃牛马的人要处死，在道路上丢弃灰尘的人也要被处罚。公孙鞅认为，只有让老百姓连轻罪都不敢犯，才能让他们不敢去犯重罪。这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秦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社会治安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第四，焚烧儒家经典，打击游学之士在秦国的活动。当时儒家思想盛行天下，而儒家那一套回归周礼旧制的主张，与法家主张变法革新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守旧势力也经常借用儒家的复古思想来反对变法。为了统一思想，坚定老百姓变法图强的信念，公孙鞅下令，在秦国境内焚烧儒家经典，而且打击那些通过游说请托来谋求一官半职的游学之士。这也是法家文化专制政策的一次集中体现。

从第一次变法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是继承了先前改革家们的成果，解决当务之急的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在公孙鞅看来，这些变法还都只是表面上的修补，是为了不让秦国的稳定受到太大的冲击而实行的权宜之计。的确，仅仅依靠这一次变法，还不足以真正地使秦国从根本上富强起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公元前350年，已经被秦孝公升为大良造（即二十等军功爵中的大上造）的公孙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几点：

第一，“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制。在之前的变法之中，虽然都有在客观上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内容，但是没有一次改革能够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制，因此都带有不彻底性。而公孙鞅在这一次改革中郑重宣布：秦国从此以后彻底废除西周以来的井田制（关于井田制的内容，参见第一章《管仲改革》），实行土地私有，老百姓可以随意买卖土地，官府不能干预。而且原先井田与井田之间存在有一些疆界，被称为“阡陌”，实际上也占据了大量的可耕地面积。井田制废除之后，“阡陌”也被铲平，人们可以将原先阡陌所占有的土地开垦出来归自己所有。公孙鞅的这一举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井田制在秦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封建土地所有制得到正式确立，同时也大大激发了秦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秦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

第二，普遍实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西周以来，在行政管理上，全天下普遍实行的是分封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分封士，形成了大大小小、盘根错节的贵族领地。在这些领地中，贵族们世袭长官职务，并掌握了领地内的经济、军事大权，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一旦中央衰弱，贵族们就很容易犯上作乱，贵族与贵族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这也是为什么东周以来天下大乱的最根本原因。因此，君主要想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的力量，打破贵族的世袭领地就成为根本途径。

公孙鞅之前的变法，基本上都是通过削弱贵族势力，来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这条路不能说不对，但是却没有为君主实现中央集权建立起一套崭新的行政管理体系，可以说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效果自然也不够理想。而公孙鞅就在这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提出实行县制来取代分封制的办法。所谓县制，就是把许多乡村聚落合并为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县丞、县尉。其中，县令是一县之长，统管一切，县丞主管民政，县尉主管军事。担任这三个职务的官员都不能世袭，都必须由中央来任命，而且随时可能被中央免职。通过这种手段，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贵族势力把持地方的局面被打破了，也有利于维护君权和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取代了腐朽的贵族势力，掌握了政权。

第三，打击宗族势力，按户征收军赋，大力推行小农式家庭。在旧有的体制下，地方上某个大族大姓往往聚族而居，势力庞大，既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国家的力量，还不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公孙鞅推行了按户征收军赋的办法，军赋就是人头税。公孙鞅规定，秦国所有的成年男子必须离开父母，另立户口，缴纳军赋。如果哪个男子成年后不分家，还留在父母家里的话，就要加倍征收军赋。

当时有许多富家大户，供养了一帮游手好闲之人来充当自己的帮手，称为“门客”。门客们整天无所事事，一旦主人需要，就去替主人卖命。这种风气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也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于是公孙鞅下令，对于有门客的家庭，要按照门客的数量向其主人征收人头税，还要加重门客给国家服的徭役，这样就打击了游手好闲之人。在该政策的推动下，秦国那种聚族而居的现象改变了，出现了大量一夫一妻为单位的小农家庭，这大大有利于开垦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也有利于中央集权。

除此以外，其他方面，公孙鞅也推行了一些改革。比如统一度量衡，促进各地的交流和国家的统一；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便于秦国向东发展；禁止父子兄弟同房居住，改革残留的少数民族风俗，实现文明开化；等等。

通过第二次改革，彻底瓦解了秦国奴隶制社会的基础。秦国逐步迈入封建社会的大门，由原先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领先于东方六国的强国。而秦国人民也非常支持变法，因为变法的的确确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使得他们家给人足。在新法的激励之下，他们积极生产，踊跃参军。以勇于在战场上杀敌为荣，而以私自决斗为耻。秦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迂腐保守的贵族势力由于切身利益受到巨大的损害，对公孙鞅以及新法恨之入骨，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反对和破坏新法的言行。早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就有人对新法提出异议，公孙鞅把他们称为“乱民”，通通迁徙到边远地区。而贵族势力为了对抗公孙鞅，就支持太子带头犯法。公孙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要是上层贵族不能遵守法律，那么底层的老百姓就更不相信国家的命令了。太子是国家的储君，犯了法也不能施刑。可是他的师傅教导无方，应该替太子受罚。”结果，太子的两个师傅中，公子嬴虔受罚，公孙贾在脸上刺了字。这大大震慑了贵族与守旧派，他们都不敢触犯新法了。可是嬴虔死不悔改，后来又犯了法，结果被割掉了鼻子。

国力的增强，也为秦国称霸于诸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52年，公孙鞅亲自率兵围攻魏国的都城安邑，使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强国的魏国战败投降，天下诸侯震惊，连周天子都派人给秦国送来祭祀用的肉作为厚礼，以示祝贺。公元前343年，魏国在马陵之战中被齐国打败，国力遭受重创，公孙鞅趁机向秦孝公提出收复被魏国占据的河西地区，于是在第二年，秦孝公再次命令他带兵出征。魏惠王派出公子魏卬统兵迎战秦军，公孙鞅派人给魏卬送去一封信，信里说：“当年本人在魏国公叔相国手下任职的时候，和公子您就是好朋友。今天你我各为其主，但是我实在不忍心两国交战，伤了两国和你我的和气。在下略备薄酒，恳请公子您来我这里与我小聚一次，商量一下两国结盟的事情，争取实现两国罢兵。”魏卬本身也就是一个酒囊饭袋，巴不得这场仗打不起来，自己好回去跟魏惠王交差，于是就赶快答应了。

当魏卬来到秦军大营之后，公孙鞅果然与他把酒言欢，商量两国和好之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孙鞅突然间变了脸，大喊一声：“动手！”一群全副武装的秦军士兵冲进大帐。魏卬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问公孙鞅说：“这……这……公孙鞅你开什么玩笑啊？”“谁跟你开玩笑！”公孙鞅一脸严肃：“为了收复河西之地，只好暂时委屈公子一下了。”结果魏卬被扣在秦军大营之中，秦军趁机进攻魏军大营，群龙无首的魏军一下子成了一群无头苍蝇，被秦军打得大败。消息传回首都安邑，魏惠王吓得大惊失色，为了求和，他只好将河西之地还给秦国，秦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秦孝公十分高兴，他也不食言，将於、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等十五邑作为封地，封公孙鞅为商君，因此后人称呼公孙鞅为商鞅。

但是平静的海水下面潜藏着汹涌的暗流，守旧势力仍然不死心，日夜都想复辟旧制。有一天，一个儒生赵良找到商鞅，商鞅知道这是位贤士，就想和他交个朋友，赵良摇摇头说：“我听说有这样的人，明明不该是他的高官厚禄，他却偏要去争取，这是贪图高官厚禄；明明不该是他的名声，他也偏要去争取，这是贪图虚名。我看了你在秦国的所作所为，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不能和你交朋友。”商鞅一皱眉头说：“你这叫什么话？我在秦国大兴变法，移风易俗，使秦国国富民强，成就都快赶上秦穆公时期的名相百里奚了，有什么不对吗？”

赵良冷笑道：“就凭你也敢和百里奚相提并论吗？想当年百里奚来到秦国辅佐秦穆公，对外大行仁义，协和万邦，对内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从来不搞一些大规模的杀伐攻战的功利之举。所以在百里奚死后，所有人都痛哭流涕，威名一直被人们传扬到现在。而你好大喜功，在秦国大搞变法，劳民伤财。又大搞严刑酷法，连太子的师傅都被你给处罚了，贵族们都人心惶惶。俗话说，依靠德行的人可以兴旺发达，依靠暴力的人却早晚会灭亡。依我看来，你的灭亡恐怕指日可待了！”

商鞅抬头看了赵良一眼，问他：“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很简单。”赵良眼睛一亮，说：“赶快推辞掉自己的高官厚禄，放弃自己的封地，归隐田园，建议国君任用世外高人为官，以仁义治理天下，抛弃严刑峻法，这样国家才能安定下来。否则，再这样下去，等到哪一天国君有什么不测，新君即位，肯定会在众人的要求之下把你除掉，你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一派胡言！”商鞅终于忍受不住了：“我本来以为你是贤人，必有高论，没想到你居然如此颠倒黑白，不明是非！如果要是按照你说的做，秦国能富强吗？能有今天吗？你的那套东西，拿去骗骗其他迂腐之人还可以，想要糊弄我？休想！”两人不欢而散。

赵良的话固然是荒唐可笑之言，可是居然预言了商鞅的结局。公元前338年，一直坚定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不幸病逝，早年曾经在贵族们的怂恿下触犯新法的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11年在位）。贵族们对商鞅的怨恨终于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喷涌出来，公子嬴虔带头向秦惠文王诬告商鞅有谋反之心，于是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连忙逃走，路过一间旅社想要住宿，可是他身为一个通缉犯，肯定没有官府发放的凭证，结果旅店主人知道后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你难道不知道吗？商君颁布过法令，谁要是敢让没有凭证的人住宿，就要按藏奸论处，我可不敢收留你。”就把他赶了出去，商鞅哭笑不得，只得仰天长叹：“没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令，到头来居然把我自己给害了！”

接着商鞅一路逃到了魏国，魏国人本来就对商鞅帮助秦国夺回河西之地恨得咬牙切齿，这回仇人相见当然分外眼红，自然不肯让他留在魏国。商鞅看着情形，就想往别的国家跑，可是魏国人一商量说：“商君是秦国的通缉犯，现在秦国这么强大，要是知道我们放跑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们的。”于是他们就把商鞅强行送回了秦国。商鞅无奈之下，就逃回自己的封地，组织军队与政府军抵抗，结果战败被杀。他的尸体被带回咸阳，用五辆车裂成几块。秦惠文王得意地说：“看谁还敢像商君这样造反！”又将商鞅全族的人统统处死。

商鞅死后，秦惠文王虽然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觉得秦国的富强的确离不开商鞅实行的新法，所以此后秦国的历代国君，都将商鞅变法的成果继承了下来。商鞅变法也成为战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改革程度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商鞅也受到后人的敬仰与称赞。毛泽东主席曾经评价商鞅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的伟大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