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的形成

第一节　法家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的形成

“法家”一词最早出自《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¹⁾，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法家”指的是守法世臣。法家思想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是从道、儒思想理论体系中分化出来的，也可以说是社会教育管理思想探索中的一种理论深化。法家思想是奴隶制走向衰落、新兴地主阶级崛起、经济关系发生剧烈变革的产物，是新兴地主阶级倔强地走上政治舞台的思想求索。所以，法家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多有鲜明的权力背景与政治目标。

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前有子产、李悝、慎到、管仲，初露法家思想端倪，后有商鞅、韩非子，形成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管仲，生年无考，约卒于前645年，名夷吾，字仲，也叫管敬仲。他在齐国竭力宣传变革思想，卓有实效，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创始人，传有《管子》一书，非管子一人所作，是齐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商鞅，生活于约公元前390年至前338年，姓公孙，名鞅，因是卫国人，故称卫鞅；因曾封于商，故也称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他是携带李悝的《法经》进入秦国，受到秦孝公的信任与重用的。他留有《商子书》。他是法家思想的奠基者，也是热情的宣传者、践行者。韩非，生活于约公元前280年至前233年，韩国人，曾与李斯同拜师于荀况名下。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完成了法家思想教育理论体系的全面设计与构思，留有《韩非子》一书于世，是法家思想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在韩国受冷遇，而秦始皇看到他的著作后，却深为赏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他的思想很有时代魅力。

在思想道德教育中，与儒家道德崇拜意识不同，法家“任其力，不任其德”（《商君书·错法》），大倡力量崇拜意识，以力为尚，以力为尊，任力不任德，贵法不贵义，这也是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思想。《商君书·慎法》中说：“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有“力”才有国之重、主之尊。商鞅在其《说民》、《勒令》两篇文章中都说“威生德”，有威才有德，而“威”是因“力”而生的，“德”也因之才能产生力量，圣君才能“述仁义于天下”。韩非子在其《功名》篇中说：“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势位低卑则无力，难以正人。在其《难势》篇中更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认为人的思想道德影响力决定于其权位的高低。《商君书·说民》中也说，“德生于刑”，道德的影响作用是以法制为支撑的，社会上的法制秩序、道德风尚都是靠政治力量去维系的。韩非子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时代的趋势是，由尚德向尚力转换，力量较之于道德，是第一位的，思想道德教育应该以强者追求取代善者追求。在法家看来，道德是古文明的特征，力量才是现文明的目标，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科学，但它揭示了社会发展需要尚德也需要尚力的客观规律，并非单纯尚德就可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法家思想道德教育最早活跃于秦孝公、商鞅时期，那时秦国在全社会开展强有力的思想道德宣传教育，把法家思想普及到官吏与百姓中去，推动社会变革，使秦国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强国。在秦始皇、李斯时期再一次掀起法家思想的宣传教育高潮，法家思想得到了丰富与发展，结果是赢得了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成功。秦国的崛起与天下的归一说明法家思想道德理论体系的时代适应性与社会的可接受性。

法家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适应了摒弃“杂反之学”，以结束国家分裂、思想多元的混乱局面，以思想统一推动国家统一的社会需要，其目的是建立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韩非子·显学》中说：“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暑寒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思想多元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形成选择困惑，一个社会只能有一种主导思想，不宜有太多的思想参照系，因为那会让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因此应该绝灭百家思想，实行思想一统，才是社会的现实需要。

法家思想道德教育遇到了重重阻力，并付出了血的代价，商鞅受奴隶主贵族的车裂酷刑，以至全家被害，韩非也一直未被重用，最后被谗死于狱中。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之间矛盾很尖锐、斗争很残酷，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中的思想冲撞是很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