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历史谈法家思想的利与弊

在谈到李觏对儒学的贡献时，谢善元先生认为，李觏是第一位把道德原则政治化并注入生机的人，他把五德（仁义礼智信）系统化并分别赋予了一系列固定不变的政治意义^[58]。这一点我们在李觏的礼学思想中能够明显看出。此外，我认为，李觏思想中最明显的突破是建立了礼本论，并以此为基础探求儒法合璧的政治制度。

“法家”一词首出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约在公元前90年，但法家运动在此前早已进行了约五百年之久。前期法家人物，大都是政治的行动者，分别在各国推动了变法运动，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吴起、商鞅和申不害。

管仲（公元前645年卒）是首位杰出的法家学者，他曾为齐国宰相，深得孔子赞美。《管子》一书，号称管仲所作，但自晋代傅玄以来学者怀疑为伪托，以为出战国法家之徒所纂辑，但此书确有法家观念。

李悝，又有写作“李克”，传说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弟子，为魏文侯相。他的政策是以“尽地力”为中心，结果是“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59]。

吴起，是卫国人，据传曾师事过曾子和子夏。他原在鲁国，后事魏文侯，任西河守。因受馋而到楚国任相，主持变法，打击宗室贵族，“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与法”。楚悼王死后，吴起被宗室大臣所杀（公元前381年）。

法家运动至商鞅、申不害与慎到之时，盛势已甚可观。商鞅（卒于公元前338年）是卫国的庶公子，又称公孙鞅，为秦孝公相。他宣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厉行变法，与大臣甘龙、杜挚等展开斗争，甚至“刑公族以立威”。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而死。然而，他的变法却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商君书》是否为其所作，还未能定。

申不害（卒于公元前337年），为韩国宰相，重“术”。慎到（即慎子，约公元前350—前275年）则重“势”。两人的著作都只有一些断简残篇存留下来。

韩非，原为韩公子，荀子的门人。后向秦国君游说，却为同门李斯所陷，自裁身亡。韩非著有《韩非子》一书，融合诸派而集法家思想之大成。

法家为先秦最晚出的学派，法家思想纯以战国时代的新环境为对象而提出维新之主张。在先秦儒、墨、道、法四大家思想中，就对于政治的态度而言，法家最激进。他们以非公族的身份而能窜居高位，除了个人的才能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完全走入现实主义的路线，摆脱传统的一切束缚，不尚空谈，不讲道德。法家思想以国与君为主体，个人之道德与权利均在否认之列。在论治国之术方面注重富强，讲求君人南面之术，以兵农政策为扩张君威国势之途径。

儒法两家各有一套含容量甚广的立场，而这些立场中有些是不约而同的（尤其在《管子》中），可是，就他们立场的重点而论，他们还是有相当明确的歧异。儒家主“礼治”，法家主“法治”。孟子猛烈抨击法家，兼及兵、农、纵横，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60]，反对法家主张的兼并战争。反之，商鞅则把儒家提倡的“礼乐”、《诗》、《书》、“孝悌”、“仁义”等斥之为足以“亡国”的“六虱”^[61]。韩非也直斥儒家学说是“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的“邦之蠹”^[62]。儒家亲亲而尚仁，宣扬德教；法家尊尊而尚功，强调法治，在社会变革时期两者似乎冰炭不相容。

萧公权先生说：“儒家贵民，法家尊君。儒家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法家以君主为政治之本体，正如泾渭殊流，入目可辨。儒家诸子中，孟子最能发贵民之旨，荀子虽有尊君之说，而细按其实，尊君仅为养民之手段而非政治之目的，固孟贵民而轻君，荀尊君以贵民，以今语释之，儒家之政治思想皆含‘民享’‘民有’之义。孟荀相较，程度有差而本质无别。至于商鞅、韩非诸人，则君民地位完全颠倒。尊君至极，遂认人民为富强之资，其本身不复具有绝对之价值。其甚者或视民如禽兽之愚顽，必待君长之鞭策而后定。其立说与儒家恰相反背，无可调融。”^[63]诚然，法家否认儒家的道德标准，也否认墨家的宗教规范，它只相信权力。除了人君以外，不相信任何权威，更不承认任何传统。可以完全不顾虑民心的向背，法术并施。对邦国臣民，严刑密法，重赏酷惩，以达成政治目的。然而，如就现实历史的观点看，法家对当时历史的作用是巨大的。从周代的封建政治转变到秦代的专制政治，是春秋、战国间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部分，促使这一变迁，各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贡献，而全力推动这一变迁，并直接有助于完成这一巨变的是法家。政治是以处理权力问题为中心的，法家以外的各家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切入核心。儒家所讲的政治乃是道德的延伸，墨家的尚同主张，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政治构想，道家的无为之治，也只是因任自然的理想的一部分。只有法家，尤其是韩非，能直捣政治问题的核心，发现了政治的独特领域，奠定了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现实主义观点使然。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把政治当作政治看，划道德于政治领域之外。现实主义的政治，它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成功。在民主政治没有出现以前，政治要求成功，重心必须落在国君身上，使国君能够独揽大权，因此，必须尊君^[64]。

儒家王道、仁政的政治理念，虽与法家冷酷无情的政治理念不相容，但儒家政治的某些具体施为完全可以吸纳法家的做法。李觏并不是要在治国理念上调合儒、法两家，而是欲借鉴法家的某些治国方法和具体措施为儒家所用，以矫儒家外王的不足。他的立足点和基本价值观仍是在儒家，他始终保持了儒家民本和人性论的基本立场。他是想以法家之长补儒家之短，探索儒法合璧的儒家外王思想，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促使李觏倾向于法家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宋朝的边患。公元1038年，西夏国君元昊正式叛宋后，宋夏之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宋朝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宋朝全国上下都为之沮丧不已。这更加促使李觏对法家思想的重视。现据《李觏集》，将李觏对法家思想的吸收列举如下。

一、强化尊君

儒法两家都强调尊君，但目的不同。法家重视君位、君威。《管子·法法篇》曰：“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韩非更说：“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贤者，则权重而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65]此所谓“势”。李觏对此也很重视。他说：“人君在位，苟不能独断，而牵于臣下，权时则可矣，以之为常，则非君之道也。”^[66]又曰：“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非断而行之，不足以有为矣。”^[67]也强调君主要“威武成命”。纵然李觏尊君有现实的针对性，但他反复强调绝不可以“以下制上”，显然受法家影响。又如李觏说：“上欺下则民心惑；下制上则君权轻。民既惑则不听，君既轻则不威。上不威而下不听，其渐亦足忧也。”^[68]君王不应该为了讨好百姓而放弃自己的判断：“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有风雨，谓政治不可偏从民欲耳。”^[69]从统治术而言，君王应该帅民以法令，而不可依赖自身的仁道榜样：“民之所从，非从君也，从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国也，守其令也。”^[70]

二、富国强兵

法家特别重视富国、经产，深知民生为政治条件。《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民不足乃令辱，民苦殃令不行。”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71]

李觏也同样认为物质是礼教和政治的基础，他也认识到“食饱居安，人情所不免”，并反复说明富国的重要性：“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仪，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末如之何矣。”^[72]

法家认为，富国强兵必先重农：“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73]如何重农？商鞅以为：“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力，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74]赋敛轻而徭役少，使民有充分的时间，耕耘土地。商鞅由重农而轻商，即“能事本而禁末者富”^[75]。

李觏的平土重农思想，薄赋均役，强本抑末以及节用储蓄之策与法家思想并无二致，此第四章已述，不再赘言。

三、一致于法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在行法时极力反对以私乱法。《管子·重令》曰：“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法不行于便嬖，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因此，“明君圣人亦不为一物枉其法”^[76]。商鞅更主张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77]

李觏继承了法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思想，提出了“一致于法”的法治主张。针对宋王朝“法禁怯而不禁豪”的现象，李觏写道：“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亲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78]“持法以信，驭臣以威。信著则法行，威克则臣惧。法行臣惧，而后治可图也。”^[79]

四、实效用人

法家在用人方面最讲实效，“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如何考察人的才能呢？“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80]

李觏也主张以事功、实效为标准考核官吏，有功者授以爵禄，无功者退其爵禄。他说：“凡贤者、能者，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以以爵，得禄食也。爵以贵乎人，天下之人共贵之；禄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苟非试其事考其功，而遽与之爵禄，则旷天官败公事，何足道哉？”^[81]也提倡用人之长，避其所短，他说：“人莫不有才，才莫不有用。才取其长，用当其宜，则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82]

以上撮举大要，以明李觏对法家的借鉴，当然《荀子》的富国思想对他也有很大影响。荀子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的儒家式富强理论，以礼义为富强之本的儒家价值观，也为李觏所继承。需要指出的是，李觏借用法家的思想是有选择性的，他的基本价值仍是儒家的。对此，谢善元先生评论道：“从某个角度看，他也许可以被视为一位有创造性的儒家学者——他尝试着把法家及儒家的哲学综合起来，以便使儒家哲学能应付国家危机，而他所用的方法，是以儒家的价值作为基本的架构，然后把法家的学说附加到这个架构上去。”^[83]李觏的做法是否能成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他大胆的探索精神应值得肯定。

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正宗思想并非儒门一系而是儒法合流，这个趋势始于荀子。汉初的儒生一方面总结秦政得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承秦制，融涉法家。以至于建立起“杂霸、王道用之”或“阳儒阴法”的“汉家法度”，并一直沿袭下去，成为历代封建专制的轴心。王夫之曾指出：后世之所谓君子儒，言治道者，“于老庄则远之唯恐不夙，于申韩则暗袭其所为而阴挟其心”，“言则圣人而行则申韩也”，他称之为“以申韩之酷政文饰儒术”的“申韩之儒”，并痛切揭露：“后世之天下死于申韩儒者，积焉！”^[84]至清末谭嗣同更怒斥两千年皆“大盗”与“荀学”相勾结，造成“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85]。此似乎说儒法不能融合。

对于李觏崇霸的主张，北宋后期的二程曾从重视君主心术的角度也对李觏提出过批评：“李觏谓若教管仲身长在宫内，何妨更六人。此语不然。管仲时，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虽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86]极有可能，富国强兵之主张一旦落实在实践中，必然过分强调富国、尊王、尊君，相应地，“安民”、“贵民”、“富民”，甚至道德问题都可能会悬置。这是功利、实用的思维路向常常遇到的问题。

笔者以为，历史问题固然与学术有关，但原因很复杂，不能全都归到学术头上。数千年的专制之弊也不是荀子可能承担得了的。固然，尊君在荀子思想中占用很重要的地位，若就荀子“性恶”、“尊君”两点看，荀子确实略变孔孟而接近申韩，韩退之谓孟子承正统，而谓荀学“小疵”，诚不为无据，史称韩非、李斯并出荀门，也实有缘由。然荀子虽然重国，但并不否认道德修养之必要（观《修身》、《不苟》等篇可知）；虽尊君，但不废贵民，也曾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民，以为民也。”此可见荀子仍不失为儒家学派。至于汉儒援法入儒，失掉儒学精神，理应归咎于汉儒。另外，儒法合璧，是不是必然倒向“阳儒阴法”，造成苛政？也未必。就如同吃鱼时，被鱼刺卡了喉咙，不能说吃鱼一定会卡喉咙。法家的治国方法，正视现实的改革精神，对实际功用的强调，不但有助于丰富儒家思想，也有助于任何时代的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