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法家思想

一、战国时期法家思想

1.基础理论：性恶论。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逸避恶，好逸恶劳，必须劫之以法^[1]。韩非子也说人的关系都是互市，“甚至于父母之于子，君上之于臣民，主人之于庸客”无不如此^[2]。性非善恶，人为趋利。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不能相信教化作用，只能运用法制来强制人们，并且通过法律来确定权利义务关系。

2.法律适用论：壹刑。反对明德慎罚的法律观，主张一断于法，法令应成为人们言行的惟一准则。一断于法，不赦不宥。商鞅提出：“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3]韩非认为，“法莫如一而固”^[4]。

3.法律效力论：不赦不宥。反对刑、礼有等差，主张刑无等级，一断于法，不赦不宥，“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5]。从前的功劳与善德不影响法律的执行，“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6]。

4.犯罪预防论：重刑。行刑重轻，以刑去刑。法家反对奴隶主阶级所谓“用中罚”的法律适用原则，采用刑罚所致之害须超过违法所获之利的重刑主张，接近一般预防的思想理念。商鞅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7]。韩非子则认为“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8]。

法家的思想理论，对奴隶制时代的主流法律思想，有极鲜明的针对性和批判性，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秩序的功利心理，对封建统一秩序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法家思想以抽象的性恶论为依据，把法律特别是刑的作用夸大到决定一切的高度，错误地认为只要加重刑罚，就可以以刑去刑，这是一种不切社会实际的幻想。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把法家思想概括为“严而少恩，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