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与兵家的哲学思想

（一）韩非的法家哲学思想

《汉书·艺文志》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强调“法”治、顺应时变、力主革新的一个学派。法家先驱人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和邓析等。前期法家主要人物有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商鞅等。后期法家以韩非为代表，他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韩国公子，早年曾师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代表，吸取了道家思想，对儒、墨两家的思想持批判态度，有《韩非子》五十多篇流传于世。他的哲学思想中提出了道生万物的天道观，强调了认识的标准是名与实的统一，阐明了进化的社会历史观。韩非的法治思想强调的是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其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君主专制强化中央集权。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当时秦国统治者即将取得统一政权的形势，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对后世历代帝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1．“道尽稽万物之理”的天道观　韩非继承、发展了老子“道”的思想，并提出了道生万物的天道观。他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以下只注篇名）。道是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据，世界万物的主宰，天下万物的规律都在“道”中。又说：“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解老》）。还说：“道者，万物之始。”（《主道》）道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万物，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是万物的开始。“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解老》）天地、日月、星辰、四时、五常都是“道”的体现，“道”充塞宇宙，无边无际，无所不包，“道”是万物的根源，又有规律的意义。

韩非提出了“理”的范畴，并做了深刻的阐述。他说：“理者，成物之文也。”又说：“物有理不可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解老》）。事物存在各有各的道理，各种事物所以有区别，就是因为“理”的缘故。“理”与“道”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韩非说：“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解老》）。理定而后得道，说明普遍性的“道”寓于特殊性的“理”之中，具体的方圆、短长、粗细等属性是“道”的体现，由特殊到一般，“道”是可以被认识的。理是相对的，有发展与灭亡的过程。他说：“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解老》）。理是可变的，不会永恒；而道却是永恒的，长久的。他说：“不死不衰者谓常。”韩非阐述了“理”与“道”的辩证关系，正确地说明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把人类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韩非主张要顺应自然规律，“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喻老》）。韩非对“不为而成”做了最好的注释：“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即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为人服务。由此可以看出，韩非在世界观的论述中，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

2．“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认识论　韩非在主观与客观、知和行、检验认识的标准方面都有新的观点。重“参验”是他认识论的重要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强调思维器官的重要性。韩非认为人们的感官与思维器官对于获得认识非常重要，他说：“聪明睿智天地，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解老》）。聪明睿智指人的认识能力；动静思虑指人的思维活动。“天聪”、“天明”、“天智”是人的天然感觉器官，人就是用这些感官与思维器官去认识事物的，如果生理器官出了毛病，就不能认识事物了。韩非说：“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识乱则不能审得失之地”（《解老》）。目、耳、智有了问题，就失去了对事物的认识能力。韩非还提倡认识事物要尊重事物的客观性，反对先验论。他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忘（妄）意度也”（《解老》）。没有认识事物之前就行动，那是凭主观猜测，是先验而不可靠的。

第二，强调名实统一，以功效检验认识正确与否。怎样检验认识正确与否呢？韩非认为应“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以此来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名与实相统一才算正确认识，如果名实不符就是错误认识。而要判定其名实是否相符，就要“参验”，即分类、比较、分析、综合验证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考查和核实，即“众端以参观”。韩非还提出了以功效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辨》）。“的彀”，是箭靶子。韩非认为无的放矢不行，而重在看实际效果。在实际中达到目的就认为认识是正确的。否则，尽管头头是道，然亦为妄说。选拔人才也是这样，韩非说：“听其言尽责其用，观其行而求其功。”以功用作为听言观行的标准。根据这种思想，韩非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经过实际的锻炼与检验，这样的宰相才能做好宰相，这样的猛将才是真正的猛将。

3．“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学说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他的思想成为秦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理论根据。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强化中央集权制，为大一统君主专制提供理论支柱。

韩非认为治国必须法、术、势三方面相结合。“法”就是法律条文，这种“法”在官府设立，向全国百姓公布。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难三》）。“术”就是统治之术。韩非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同上）。君主秘密掌握了“术”，就可以保证法的贯彻，从各方面来驾驭群臣。“势”就是权势。韩非说：“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心度》）。君主之所以受尊敬是因为他掌握了权力，权力是统治众人的资本。韩非认为在实际进行统治时，必须法、术、势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起作用。他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又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韩非对法、术、势三者的关系做了辩证的说明。

韩非“法”的主要内容从整体上看是“赏罚”。“赏罚”是君主的“二柄”，即两大权柄。“二柄者，刑、德是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的这个思想是对前期法家商鞅的继承和发展。商鞅曾说过：“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要）也”（《商君书·修权》）。统治者对于臣民的统治是文武兼用：文是赏赐，武是刑罚。韩非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对于犯法者一律同罪，即使朝中重臣犯法，也要制裁；对于“赏赐”，即使普通老百姓也不要漏掉。只有严明赏罚才可以劝贤退不肖；赏罚不明，终成大患。韩非说：“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同上）。这是对历史的总结。对于执法人员，韩非要求要明察秋毫，刚直不阿。“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孤愤》）。以刚毅劲直的品质去执法，才能扫除贪官的罪恶。因为通常朝中显宦的势力很大，又得君主的信任，与他们斗争和执法，就要敢于冒风险。

韩非认为一个开明的国君一定要严格推行法治。他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有度》）。严格法治，则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

韩非的法治理论是较为完备的。他认为商鞅、申不害这些前期法家，虽然提出过法、术、势的思想，但“皆未尽善也”，都是不完备的，申不害讲“术”多，却不讲“法”，“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定法》）。商鞅只讲“法”，不讲“术”，虽然国富了，兵强了，“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同上）。韩非认为只有“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相辅为用，才是治国的根本。战国末年，统一的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将要形成，权力要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便应运而生，而他也成了先秦法治思想集大成的思想家。

4．事随时变的社会历史观　 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他指出人类社会有“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并对三个历史时期的概况做了大体的说明。韩非主张根据历史时代的变化，要随时世而变法，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时代变了，法必变，因循守旧是行不通的。“处多事之时”，就不能用“寡力之器”；“当天争之世”，就不能“循揖让之轨”；“治急势之民”，不能用“宽缓之政”；“治当世之民”，不能用“先王之政”等等。政治措施、法治施行，必须与时代相适应。他还提出要根据时代的特点谈当今变法的必要性。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当今争于气力，是战国争雄，实力竞争的反映，也是韩非主张变法的客观原因。韩非提出：“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同上）。世事随时代而变化，各种措施又随着世事的变化而变化，即“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批判了不因时而变的愚蠢做法。

韩非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的物质原因。他认为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而当今“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同上）。韩非直观地看到了社会财富的多寡，以及由此引起的争斗，并观察到了政治与经济的种种错综复杂关系，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可贵的。

（二）兵家的哲学思想

《汉书·艺文志》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兵家是研究军事战阵、攻守谋略、实战应用规律的一个学派。兵家的主要代表是孙武与孙膑。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战争频繁，孙武、孙膑等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战争的规律性及多种应战策略、战术思想，为那个时代服务。《孙子兵法》（《吴孙子》）与《孙膑兵法》（《齐孙子》）为历代军事家所重视，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是军事真理，并为当代军事家所运用。这里主要介绍孙子与他的《孙子兵法》。

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与墨子同时或稍晚，齐国乐安人，是当时知名的军事家，有《孙子兵法》一书流传于世。孙子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军事理论的具体运用中。他在认识论上反映了唯物论原则。他探讨了事物各方面的矛盾及相互转化的思想，用以解决战争中的实际问题，体现出辩证法思想。世传《孙子兵法》十三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八十二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孙子兵法》（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吴问》、《四变》等五篇），即《吴孙子》，还出土了竹简本《孙膑兵法》，即《齐孙子》。孙武的思想保存在《孙子兵法》（《吴孙子》）中。

1．“知己知彼”的认识论原则　孙子不但强调战争中人的重要性，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同时强调战争中策略的重要性。首先，要“知己知彼”。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以下只注篇名）。战争中不仅要知道自己军队各方面的情况，更要知道敌人各方面的情况——从指挥官到士兵的素质、粮草供应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有取胜的把握。如果敌我情况不清楚，必然是一个乱碰乱撞的鲁莽家，战争一定要失败。其次，要做到“有备无患”。战争中自己一方在各方面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会有立于不败之地的把握。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军形》）。这样的统帅对国对民都抱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作战十分谨慎小心。“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前进不是为了求名，后退也不逃避罪责，利国、利民、利君，这才是大将风度。再次，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战场上复杂多变，敌人也会以伪装和佯动对我方造成错觉。孙子指出在不了解敌情时，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他指出：“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行军》）。这些认识虽然没有提出“现象”和“本质”的范畴，但包含有通过一些现象去分析事物本质的方法。

从以上可以看出，《孙子兵法》的战争指导原则，特别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其科学价值已超出军事学范围，而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意义。它告诉我们胜利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基础上，只有全面地了解事物，从矛盾双方的特点去分析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奇正”、“虚实”的辩证思想　战争中矛盾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处于迅速的转化中，战争的指导者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战术，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如孙子所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军队处于死地，似乎败局已定，但高明的指挥者则能起死回生，取得胜利的结局。战场上情况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游戏规则。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根据敌情变化决定战术，取得胜利，这是最高明的指挥者，可谓之“神”。这就告诉人们，敌情千变万化，战术奇正无穷，作战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正兵与奇兵是辩证的统一，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生，变化无穷。正兵指用正规作战方法进行战斗的战术；奇兵指运用计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攻敌于措手不及的战术，孙子充分肯定奇正之间互相转变、不可胜穷的辩证关系，强调要善用奇兵，克敌制胜，决不可拘泥于原则条文。

高明的战争指挥者总是促使敌方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转化，从而使敌方由实变虚，由众变寡，由强变弱，由逸变劳，并审时度势，运用计谋而迷惑敌人，造成敌人错误，达到自己取得胜利的目的。孙子指出：“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

孙子还指出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的战争艺术。他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谋攻》）。打仗总是灵活多变的，权衡敌我的兵力，我方占绝对的优势则可围可攻，若敌方兵力强大，来势很猛，就暂时避开。战略、战术依据客观情况灵活多变，才可能胜券在握。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孙子从“道、天、地、将、法”（《计》）的整体军事观念出发，反对为战争而发动军事行动。战争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能通过非战争的方式达到政治目的，是最高明的军事家。他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军事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是和平，孙子的这一思想，是我国军事哲学公认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