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革命模式”下教育方针的演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30]周恩来在同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231]在毛、周二人的阐述之中，我国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基本定型。但在随之而起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继续革命”狂潮中，这一方针也经历了“继续革命”的洗礼。

（一）“大跃进”时期教育继续革命方针的预演

“大跃进”时期，根据“大跃进”的要求，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也作了相应调整，以适应整个社会“跃进”的需要。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教育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存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这次会议形成的结论，经过8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写入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并由陆定一撰写《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发表在同年《红旗》的第7期上。同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确立了“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的方针。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建国9年以来的教育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也指出教育工作存在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等不足，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全国统一的，违反这个统一性，就破坏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232]

同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233]

上述表述不同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57年2、3月间的表述。那时虽然也透露出重视“政治”、“劳动”、“全面发展”等关键词，但对政治和生产劳动的强调，远没有《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来得鲜明，显示出教育方针已有所调整。这次调整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教育的领导。《指示》提出：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不能设想的，“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234]。认为：教育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服务，为建设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和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服务；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团结全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同“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和“教育只能由专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二，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因此，社会主义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235]，为此：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等；必须改变政治教育脱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脱离具体教育对象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评判学生学习成绩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轻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拒绝在学校中设政治课，不论用什么借口，都是错误的。

第三，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不是旧社会的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参加生产劳动对学生来说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一条正确道路；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

上述三个特点，反映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对文化教育界以及知识分子愈来愈“左”的估价，也体现了“大跃进”对生产劳动的偏爱。这一次教育方针的调整，虽然出现了对“政治”、“劳动”以及党对教育领导的强调，但由于整个社会的“左”倾错误还控制在有限的范围，还没有对教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同时，也对当时的教育实践中确实存在的诸如忽视思想教育、劳动教育，轻视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等现象，起到了一定的矫正效果。

为了配合上述方针，《指示》要求对宏观教育体制和微观学校管理进行适应“大跃进”要求的“继续革命”，主要措施有^[236]：

第一，大鸣、大放、大字报应当成为一切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提高师生政治觉悟、改进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师生团结的普遍和经常采用的方法。

第二，制定学校教育计划、教学大纲应当采取党委领导之下教师与学生结合的方法。

第三，对学生进行鉴定、评定学生助学金等也应当采取在党委领导下、师生结合的方法。

第四，教授课程必须贯彻执行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尽可能采取聘请有实际经验的人（包括干部、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土专家等）同专业教师共同授课的方法。

第五，学校领导要在生活和劳动中同学生打成一片；党和团的工作者、政治课教师，应当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学校的财政、建设计划等，应该向全体师生员工公开，使师生员工能参加管理工作。

第六，应当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教师应该接近学生，经常了解学生的情况，针对实际情况施行教育，要把“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结合起来。

上述举措的核心是，要求学校工作的一切环节都要讲求政治，都要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可以视为“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继续革命的预演。

（二）“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的教育谈话为教育继续革命方针定调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对教育问题的谈话和批示，尤其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更为密集。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要求高校抓住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三个问题，要求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同年12月，视察武汉大学时又提出要支持学生“半工半读”。1961年7月，毛泽东写信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对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表示称赞。当然，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还不是正式的教育方针、政策，但由于毛泽东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他在谈话、批示中提出的意见，实际上成为当时和此后我国教育的方针。从1958年开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2、3年，毛泽东对教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密集的谈话、批示，其核心是要求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对既有教育秩序进行“继续革命”，范围包括改革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方法、考试制度、政治教育等，几乎涉及教育的各个重要环节。以下以1964年到“文革”爆发前的一些谈话和批示为个案，透视教育继续革命方针的逐步确定。

1．1964年2月春节座谈会上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教育问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蒋南翔等，以及党外人士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许德珩等16人。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谈话精神主要有：^[237]

（1）要求缩短学制。毛泽东认为：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2）要求减少课程。毛泽东认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3）要求改革考试。他认为：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4）要求改革教材。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5）要求改革课程教学。他认为：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2．1964年3月关于教育问题的批示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上摘登的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来信》后，批示^[238]：“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毛泽东批示的精神仍然是对课程多、教法不当、考试方法不当等提出批评。在这份批示中，毛泽东还提出：应将此件印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这显示出，毛泽东希望更多的领导能关注教育问题，能够使这种现状有所改变。

3．1964年7月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同他的侄子、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的毛远新谈话。主要精神为^[239]：

（1）要求将阶级斗争作为学校的主课。他认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2）反对过分看重考试分数。“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3）反对注入式教学方法，要让学生自己学。他提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4）教师是进行教学改革的关键。毛泽东认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50％，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4．1965年7月关于减轻学习负担的批示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这份材料后，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240]：“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以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毛泽东这份批示的核心精神，仍然是减少学生负担，径直要求学校“砍掉三分之一”的活动量。

5．1965年12月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教育问题，其核心是要让学生多接触实际^[241]。

（1）希望教育制度的设计能让学生接触实际，在实际中学习。他批评：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2）要求改造大学教育制度出人才。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3）改造大学让大学生能够接触实际。他要求：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4）要求大学生和教员都要接触实际。他提出：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6．1966年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寄来总后勤部的一份报告，毛泽东在看了这份报告后，给林彪回了一封信，对当时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以及教育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对“文革”有重要影响，被捧为“五七指示”。关于教育的要点有^[242]：

（1）要求军队成为大学校。毛泽东提出：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军队这个大学校，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2）工人、农民也应该学政治、军事、文化。他指出：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3）教育的秩序也要革命。毛泽东认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在这个指示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规划了“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工业、农业、教育等各个领域的工作，彼此相互包容，将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从而，旧式的“学校”式教育制度就要被“革命”了。

从以上“文革”前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批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当时的教育秩序——从教育制度、到课程、教材、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都是不满的。他对教育不满的重要原因是现有的教育制度让学生不能接触实际，不能锻炼出真才实学，反而损坏了身体健康。所以，他的谈话和批示里面，充满了一种颠覆既有教育秩序的“兴奋”和“信心”，透露出对既有的正规教育体制的一种轻视之心。这种心态正好成为教育“继续革命”的动力。

（三）“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继续革命方针的进一步深化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谈话或指示，实际上充当了指导当时教育工作的方针，这些方针可视为教育继续革命方针的进一步展示。

1．1966年5月16日的中央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通知虽然不是专门谈论教育问题的，但它对教育领域“继续革命”的展开至关重要，因而也可以说奠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继续革命的基本方向。

“五·一六通知”提出^[243]：“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对教育领域而言，“五·一六通知”所提出的要求就是：继续批判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教育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夺取教育的领导权，清洗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实际上是为嗣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画好了“蓝图”。

2．1966年8月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部署。关于教育领域“继续革命”的部署要点是：^[244]

（1）学校中“文化革命”的领导。《决定》要求：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2）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3）改变资产阶级对学校的统治。要求：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4）重申教育方针。要求：“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5）对教育改革的具体设想。《决定》提出：“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上述这些策略，实际上是对1964年以来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批示精神的具体体现。

3．1967年7月《人民日报》社论对建国以来教育的基本否定

196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的文章，开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教育工作之先河。文章提出：“建国17年来，教育战线同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一样，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毛主席为无产阶级制定了一条革命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凭着窃踞的党政大权，顽固地推行一条又粗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前一条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后一条要为资产阶级复辟效劳。前一条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后一条要为地主、资产阶级传宗接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245]从当时具体情况来看，文章无非是将被打倒的刘少奇诬为所谓的建国17年来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并给他戴上了“旧教育制度的护法神”、“反攻倒算的司令”、“假共产主义教育的祖师爷”三顶大帽。

4．1968年7月的“七·二一指示”

所谓“七·二一”指示，是指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因为这段话是1968年7月21日广播中公布的，所以史称“七·二一”指示。毛泽东在加写的话中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46]

这个指示仍然是重申了毛泽东1964年初以来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精神，包括学制缩短，大学招生及教育制度的革命等。

5．1968年8月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破坏，各地武斗日趋激烈，高等学校中的派性争斗尤为突出，学校和整个教育领域陷于混乱局面。为了制止武斗，促进学校里群众的联合，1968年7月27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统一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配合下，进驻武斗严重的清华大学，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校。”^[247]据此，各地陆续向大中小学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

同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248]文章还提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249]

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对制止武斗、结束当时极度混乱的局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措施则显得有些荒唐。这一教育管理方面的“继续革命”举措加深了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左”倾恶果。

6．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全面否定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后，由迟群起草《会议纪要》，经过18次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了两次修改，经政治局讨论定稿。8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向社会公布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在这份由“四人帮”主导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对建国以后17年的教育、知识分子作出了错误的估计。《纪要》提出：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教育战线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250]；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且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251]。《纪要》抛出的上述“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又扩展到出版、体育、卫生、宣传工作等多个领域，这一荒谬估计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完全成了专政对象，给教育事业带来了灾难。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经中央批准撤销了这个《纪要》，取消了压在知识分子和教育战线上的大帽子。

透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到，从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有关教育方针的较为理性的调整，到“文革”前夕毛泽东关于教育继续革命的各类谈话、批示，再到“文革”中教育继续革命方针的进一步深化，其核心无非是颠覆既有的教育秩序，从领导权，学制，到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统统必须重构。以对教育秩序的重构颠覆正规的教育格局，代之以更加革命、更加灵活、更加接近实际、更具非正规色彩的教育模式。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该不该有非正规的教育存在，该不该纠正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弊端，而在于完全用非正规的教育取代正规的教育是违背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